意見領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動蕩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任澤平

　　一、當前的形勢：類似于03年非典和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疊加，經濟將在較長時間深度衰退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面臨的這些問題，有很多是新的現象，怎么理解當前的形勢呢？我給大家打一個比方，當然比方不一定完全的準確，但是有助于大家來理解當前的形勢。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類似于03年非典和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疊加。

　　二季度我們復產復工會加快，但目前復工不等于復產，現在很多公布的統計數據，如復工率達到了80%，但是我們有的行業復產不到30%，主要是需求收縮，經濟要恢復到正增長，目前來看還相當的困難。老百姓對消費的聚集也心有余悸。同時，海外疫情嚴重，包括出輸入性影響，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家我們很難獨善其身，因為中國是深入融入到了全球，它會通過比如歐美經濟衰退，通過貿易、產業鏈、出口訂單影響我們。比如說我們的出口訂單，現在東南沿海都在大幅下滑。它還會通過資本的流動，通過金融市場“交叉感染”，而且這些影響已經開始顯現。

　　疫情會否在今年夏天結束還是會跨年，這需要科學家來判斷，當然我們看到流行病專家也分歧很大，這是相當不確定的。

　　但是，總的來說，有幾點可以確定：第一，金融脆弱性和經濟停擺，經濟在較長時期深度衰退。第二，中國經濟在二季度的反彈很有可能會落空，一季度大家覺得國內疫情結束了，但是可能超出了大部分人的預期，海外爆發了。

　　我覺得面對危機的時候，第一要做好準備，就是現在中央講要有底線思維。第二個就是看你怎么去應對，危機，沒有準備是危險，有準備是機遇。那么我們最近倡導的新基建，我認為是很好的一個兼顧短期長期、化危為機的一個挑大梁政策。

　　二、我們需要一攬子政策，新基建擔大任、挑大梁

　　其實我們現在主要有四方面挑戰，一個是控制疫情，二是恢復生產，三是企業和居民紓困，第四是擴大內需。我們面臨這4個挑戰，宏觀經濟學有一個丁伯根法則，當你面臨的是多重目標的時候，你的政策應該是一籃子的，要用一攬子的政策來解決這些問題。包括降息、降準、減稅、專項貸款、基建、消費券、補貼，都包括在這里面。

　　但是這一籃子政策里面，要有一個挑大梁的。為什么說新基建要挑大梁？因為你看這些政策，比如說降息、降準，給企業的專項貸款，是給企業續命，讓他活下去；再比如發消費券，包括政府的一些補貼，包括一些減稅措施是干什么呢？是讓居民部門能夠度過以前的難關。你會發現財政的減稅政策，還有包括貨幣政策，降息、降準，我認為它都是短期的，而且這些政策還不能用力過大，力度過大的話，一定會帶來負面的效果。

　　那么，什么樣的政策既能夠兼顧短期和長期？

　　那么現在來看，是新的一輪基礎設施建設，就是我們說的新基建，為什么呢？那么因為新基建它短期可以擴大需求，我們通過項目帶動就業，帶動就業以后，工人工資就有了著落，這樣的話他就可以再帶動消費。這就是我們強調的，新基建短期穩增長、穩就業、惠民生，當期是擴大需求，長期是增加有效供給，調結構，提升中國經濟長期競爭力。

　　三、相比單獨拉動消費，拉動投資是更好的辦法，能夠兼顧短期長期、穩增長調結構

　　中國和美國應對危機的政策組合是不一樣的。美國主要是靠零利率、QE、直升機撒錢。而中國貨幣政策相對溫和克制。純粹發消費券，或者說直升機撒錢的方式，遠遠不如投資基建。為什么呢？因為這里面很多人有誤解，說你投資基建會增加債務，但事實上，發消費券，刺激消費就不增加債務嗎？是一樣的。

　　債務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是什么呢？你今天舉借的債務能不能帶來未來的收入。你會發現刺激消費什么之類的，它短期還可以，但是純粹刺激消費不會帶來未來的資本形成和收入，會導致債務懸空，美國南歐都有這方面的教訓，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2012年南歐債務危機殷鑒不遠。真正能夠帶來未來收入的，是把債務用在好的投資方向。那就是什么？基礎設施投資，帶來長期的資本形成和回報。我認為投資是可以的，消費沒有投資效果要好。

　　另外這里有個爭議比較大的大家顧慮說基建在過去來說就是一劑猛藥，過去像鐵公雞建設中出現投資效率低下，導致產能過剩，杠桿率過高的這些問題，新基建怎么避免重走老路？

　　像美聯儲無上限的QE 政策，肯定是大水漫灌了。但中國到現在為止還是相當克制的，溫和的貨幣政策。同樣就是基建，不是很多人說的一說搞基建，就4萬億重來。其實我們積極的財政政策力度的把握上是有不同的尺度的。如與08年相對比，我們98年連續4年每年搞1000億的專項國債項目，來推動基建的建設。這種溫和的刺激現在來看，效果也還是不錯的，而且它帶來的代價可能比那種強刺激要好很多。

　　四、新基建關鍵要有“五新”

　　支撐中國經濟未來社會繁榮發展的新基建包括什么呢？比如說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軌道交通等以科技為核心的補短板的基礎設施，還包括什么？教育、醫療、社保等符合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民生領域的基礎設施。

　　其實這里要講一個問題，就是不要把新基建和老基建對立，比如說人口流入的城市群，所謂的老基建軌道交通、城市地上地下管網的投資潛力還非常大的，它的短板還是非常明顯。所以，新基建的“新”主要是未來，只要你的投資能夠服務于未來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服務于老百姓消費民生，最大化它的經濟社會效益，能夠帶來未來的回報，我覺得都符合新基建的廣義內涵。

　　歸納一下，實際上要啟動新的一輪基建關鍵要有“五新”，關鍵做好這“五新”，我們就可以最大化它的經濟社會效益，防止重走老路，而且也能帶來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釋放，也能夠改善民生福利。哪五新？新領域、新地區、新主體、新方式、新內涵。

　　五、新基建不是炒概念，而是讓他擔當大任，而且乘數效應更大

　　新基建是什么呢？是新技術、新經濟、新產業，中國經濟要增速換擋，要新舊動能轉換，要高質量發展，不就是要發展這些東西嗎？不就是讓他們擔大任、挑大梁嗎？如果說我們認為新基建、新技術、新產業、新經濟，都挑不起大梁，你的潛臺詞就是中國經濟轉型沒戲了。我覺得，中國經濟要轉型發展，要創新發展，要高質量發展，就是讓新基建、新經濟去挑大梁。你不讓新基建、新經濟挑大梁，你讓老基建、老經濟挑大梁，那不就是重走老路了嗎？

　　大家擔心說新基建現在占比小，沒關系的。新基建它占比小，但是它增長很快，傳統行業和傳統的基建，它現在占比很大，但它增長已經放緩了，開始負增長。你對比發現這些新基建、新經濟，它雖然目前占比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幾，但是它增長速度非常快。比如我就給你舉一個例子，我們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大約是6.1%，我們大部分傳統行業只有個位數增長。但是，我們最近這幾年中國的互聯網經濟以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在增長，所以說究竟誰要承擔起中國經濟未來繁榮發展高質量發展的重任呢？一定是新基建、新經濟。

　　基礎設施投資，尤其是新型基礎設施的投資，你不能光看它的投資體量有多大，它的乘數效應是更大。比如說我給你舉兩個例子，一個是5G，一個是充電樁。我們未來幾年5G加起來投資大約1萬億左右。但是我要跟你講的另一個數據，它所支撐的上下游經濟產值是多少？是十幾萬億。比如說未來大家講的無人駕駛、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新零售、新金融等等，它實際上都跟未來5G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密切相關的。沒有這些基礎設施的支撐，這些東西都很難落地的。

　　再比如說充電樁，因為現在大家看到傳統的燃油車現在逐年增速在放緩，甚至負增長，但是新能源汽車這幾年爆發式的增長，以每年50%-100%的速度在增長。那么大家都知道新能源汽車是未來，像特斯拉、寧德時代都增長得非常快，現在歐洲主要國家都設置了燃油車的禁售表，大家都看到了這是重大機遇，所以中國在最近這幾年通過各種政策，希望在新能源汽車的時代，中國能夠實現彎道超車，實現我們百年的汽車強國夢想。但是你知道嗎？新能源汽車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瓶頸是什么？是充電樁。車樁比是3：1，就三輛車才有一個樁，這是很大的麻煩。所以說中國充電樁投資體量3000億，但是你不要忘了，充電樁所支撐的新能源汽車，這個市場是萬億級的，所以我覺得你要看他支撐的行業的市場空間有多大。

　　六、政府要提高赤字率，相比通脹更擔心通縮和失業

　　那么新基建錢從哪里來？第一要提高赤字率。這個時候切記政府的財政不能保自己的平衡，我們政府還要保自己的收支平衡，企業和居民的壓力就會非常大，這時候政府就要擴大赤字，這就叫公共財政。財政不是會計和出納，它是什么？它是熨平經濟周期波動。它這時候就要發揮財政來反哺企業和居民的這樣一個公共功能。第二，3月27號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的專項債。專用債是不列入赤字的，還有特別國債也不列入赤字的。這些東西都可以用來減稅，擴大消費，擴大投資。

　　我們建議這次中國在新的一輪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內需方面，可以注重一些科學的規劃，注重它的步驟、力度、節奏，這樣的話就能更多地發揮它的長處，避免它的短板。這樣就把好事做好。你既然要搞這樣一個大規模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對政策的度的把握，如果說是一個溫和的政策，它的代價包括通脹的代價，產能過剩的代價就小一點，而且因為你不是一猛子扎進去，這樣你的糾錯能力也會比較強。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現在我們真正應該擔心的其實不是通脹，實際上是什么？是通縮。什么叫通脹？一般來說通脹就是貨幣超發，再加上經濟過熱，就業很充分，一般這時候會爆發比較嚴重的通脹。

　　什么叫通縮？比如說企業經營壓力很大，經濟下行壓力很大，失業壓力很大，大宗商品價格都在跌，而且貨幣沒有超發，這就是通縮。但是現在我們來講，中國現在真正應該擔心的是什么？是通脹還是通縮？現在經濟這么差，肯定是應該擔心通縮壓力。你比如說我就舉一個例子，最近原油價格跌到了20多美元一桶。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PPI，去年是持續負增長，現在又回到負增長，那么未來企業的盈利就會有很大的壓力。

　　(本文作者介紹：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