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郭周明（中國商務出版社社長、中商智庫執行理事長）、劉靜知（中商智庫副秘書長）

　　近代日本智庫的發展與當時特定的外部環境息息相關。

　　一、 近代以來日本智庫發展的歷史背景

　　十九世紀初葉，日本“外舶迭來，海疆多事，當路者皆以知彼國情，取彼長技為當務之急”，通過廣泛譯介西洋思想和派遣留學生興起“開眼看世界”的潮流。 特別是1853年，在海軍準將馬休·佩里的帶領下，美國東印度艦隊強行駛入日本江戶灣浦賀海面，以武力逼迫幕府通商開放之后，日本人的救亡圖存意識愈發強烈。 “黑船來航”這一轉折性事件使得太平洋西岸的島國日本結束了兩百多年閉關鎖國的日子。進入明治時代后，睦仁天皇于1868年頒布了包括“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上下一心，盛行經綸”和“廣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基”在內的《五條誓文》，日本國運大轉，朝著現代化、工業化、文明化的方向發展。“國皇五誓”尤其是列居其首的“萬機決于公論”通過“授民以議政之柄而不可奪”的宣誓，展示了日本明治政府廣延人才，傾慕智識以及向西洋現代文明看齊和學習的決心。

　　曾擔任駐日使館參贊和駐美舊金山總領事的黃遵憲在其專著《日本國志》中記載 “維新以后，壹意外交，既遣大使巡覽歐美諸大國，目睹其事物之美，學術之精，益以崇尚西學為意。”明治政府當時提出“國民皆學”口號，著眼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質。在推進國民啟蒙的同時，明治政府高度重視自身建設。“不知《易》（《易經》）者，不得入閣”成為當時明治維新組閣的基本原則。其立意宗旨在于強調內閣大臣們需要具有歷史視野、戰略思維、研判能力和前瞻引領力，堪當“盛行經綸”、“廣求知識于世界”使命之智識與遠見。明治初期的日本近代教育之父、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主張，“學問的要訣，在于活用，不能活用的學問，便等于無學”。福澤諭吉所謂的“真學問”和“經世之學”思想對當時的社會尤其是政府戰略決策層產生了深刻而長久的影響。

　　在1910年美國首家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成立之前，日本已于1906年設立滿鐵調查部，用于調查研究中國東北及蘇聯遠東地區的政治、文化、社會、經濟、自然科學等內容。該調查部在40年內撰寫了8萬余份內容詳實的報告，為日本在遠東地區分析戰時形勢、發動侵略戰爭提供詳實情報，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可以說是近代日本智庫的先行者。二戰后，在美國主導的日本“戰后改革”中，日本將美國智庫的研究傳統和研究方法予以吸收，催生了以PHP（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研究所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智庫。PHP研究所為日本松下電器創始人松下幸之助于1946年創設，旨在踐行“給予世界和人民繁榮、和平、幸福”的使命。

　　1959年后，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仿效美國對外關系協會和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成立了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JIIA）。目前JIIA已經成為日本外交領域第一智庫。1965年，日本首個現代智庫野村綜合研究所成立。野村綜合研究所脫胎于野村證券，于2001年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當前已成為日本名副其實的規模最大、盈利最多的智庫。

　　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飛速發展帶來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和環境等問題。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迎來了智庫發展的第一次高潮期，而1970年也被稱之為“日本智庫元年”，全年共成立12家智庫[1]。1973年田中角榮執政時期，日本國會推出了《綜合研究開發機構法》，為日本智庫行業規范協調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隨后，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成立。該機構由政府、企業、地方團體共同發起成立，并由日本經濟企劃廳和國土廳共同管轄。1975年，日本又成立了智庫協議會，該協議作為日本智庫行業協會對于加強日本智庫間協同發展、避免惡性競爭具有重要指導作用，標志著日本智庫建設邁入成熟發展階段。

　　1980年后，應運日本國家金融與信息產業大力發展的現實需要，銀行、保險及通信領域的專業智庫蓬勃發展。如三井銀行綜合研究所（現更名為日本綜合研究所）、朝日銀行綜合研究所、富士綜合研究所（現更名為：瑞穗綜合研究所）、按天綜合研究所（現更名為：損保日本綜合研究所）等[2]。日本第一家民間智庫，野村綜合研究所也是在此期間經過與野村計算機合并設立的。當前，野村綜合研究所同時也是日本IT領域的智庫巨頭。

　　1997年代亞洲經濟危機爆發后，日本大大小小的智庫紛紛面臨資金來源壓力問題。伴隨著“平成蕭條”，來自政府、企業及個人的項目來源大大減少。大中型企業大量破產倒閉導致其旗下所成立的各類智庫型研究機構也不得不解散關門。日本智庫在這一階段走向低迷，同時向多元化和非營利性方向發展。

　　二、日本智庫發展的總體現狀

　　（一）日本智庫國際排名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最新發布的《2019年全球智庫報告》顯示，2019年全球共有8248家智庫，其中美國智庫數量為1871家，排名第二的印度智庫數量為509家，中國以507家智庫排名第三。日本雖然排名全球第九，共有128家智庫，但智庫平均水準都非常之高。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簡稱JIIA）排名全球第十三，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簡稱ADBI）排名全球第二十四，中曾根平和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 ，簡稱IIPS）排名全球第117，防衛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簡稱NIDS）排名全球第138。其中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開行”）較為特殊，其屬于亞太區政府間金融機構，旨在促進亞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然而由于亞開行歷代總裁皆為日本人，且日本在亞開行持股比例最大，占15.67%之多，故賓夕法尼亞大學在統計時將亞開行算做日本智庫。一貫重視信息收集和調查研究的日本官產學界均高度重視智庫產業建設，使得智庫成為日本政府、社會和企業管理中不可或缺的決策支持機構。[3]

　　（二）日本智庫的主要類型

　　日本智庫按其經費來源主要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株式會社類（Corporation），如株式會社野村綜合研究所（NRI）、株式會社三菱綜合研究所（MRI）、株式會社日本綜合研究所（JRI）等，為公司制營利性智庫；一類是非營利性非政府組織，如全球排名第13的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JIIA）、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中曾根康弘世界平和研究所（NPI）皆為財團法人組織（Foundation）；還有一類為官方研究所，是直接服務與政府的智庫，如隸屬于內閣的日本經濟社會研究所（ESRI）和2019年排名全球第138名、隸屬于日本防衛省的防衛研究所（NIDS）。

　　三、日本高端智庫的幾個典型

　　（一）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JIIA）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JIIA）成立于1959年，由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仿效美國對外關系協會和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所建立，首屆主席由吉田茂親自擔任。成立伊始，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隸屬于日本外交部，后于2012年將其性質變更為公益財團法人。自成立五十多年來，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致力于進行有關日本外交與安全方向的研究，并提出了許多具有影響力的政策建議。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共有120位公司會員及540位個人會員。個人會員主要以研究人員為主，會費在8000日元至14400日元不等[4]（約500至1000人民幣），根據其會員等級的不同，包含了活動邀請、電子雜志閱讀、數據庫資料下載（該研究所自1960年4月起發表的文獻資料，國際問題重要年表，以及其國際事務相關文獻等）、講座視頻觀看、與外國智庫交流機會、會員價購買出版書籍，以及研究所內圖書館的使用等不同權益。企業會員包括了日立、東芝、三菱、住友、ANA、讀賣新聞等各大日企。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研究員來自立命館大學、新瀉縣立大學、成蹊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等著名高校，資金來源包括了日本政府、企業及其他機構和個人所繳納的會費、發行出版物所獲收益，以及通過特殊補貼獲得的其他收入。據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019年財報顯示，其年收入為11.34億日元（約人民幣7457萬人民幣）、出版收入300萬日元（約19.7萬人民幣）、項目委托收入2.64億日元（約1745萬人民幣）、會費收入6420萬日元（約422萬人民幣）、政府補助8億日元（約5257萬人民幣）[5]，可見其主要收入來源于政府補助。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通過與世界其他高端智庫合辦各類關于日本外交和國防政策為內容的專題研討會和高端對話，使得其在世界聲名大噪。據其章程顯示，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要目標是對國際事務進行研究，并對日本外交政策進行科學分析審視，從而提供相應的建設性政策意見和建議；傳播國際事務知識，鼓勵日本各個大學及研究機構參與到事國際事務的研究中來；協助形成有利于日本的世界輿論，確保日本外交事務正確發聲；促進世界和平繁榮與發展[6]。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還積極與日本國內外大學、研究所等機構就國際問題進行對話與交流；致力于研究《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相關項目；通過講座、演講、圓桌論壇以及電子媒介、雜志和書籍的出版及發行在國內外進行國際事務知識的傳播，以及從事其他被認為有必要研究的相關項目。[7]

　　（二）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NRI）

　　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NRI）是日本首個民間智庫，其前身是野村證券下設的公司調查部，由野村證券創始人野村七德于1965年4月1日創設。1988年，野村電子計算中心（NCC）與野村綜合研究所合并，IT業務咨詢成為野村綜合研究所的主營業務。2001年野村綜合研究所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截至2019年3月，野村綜合研究所共有6297名員工，42個海外分支機構，年度銷售總額達到了5012億日元（約325.97億人民幣），毛利潤1647億日元（約107.12億人民幣），總資產6122億日元（約398.16億人民幣）。[8]

　　野村綜合研究所作為以營利為目的、規模最大的智庫，完全以咨詢公司的形式出現。其核心業務包括了咨詢、金融領域IT解決方案、產業領域IT解決方案以及IT基礎服務四大內容。其中咨詢業務包括了企業的戰略制定、業務改革、政府部門的政策制定及行政改革，以及IT資產評估和IT戰略制定等內容；金融領域的IT解決方案包括了證券業基礎設施系統的研發使用、銀行業ATM和網上銀行業務的系統建設、保險業合同管理及客戶管理的系統支持、資產管理公司的資本運作業務等；產業領域則包括了POS機系統和營銷系統的管理分析、保健領域的IT發展戰略及業務優化方案、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商務解決方案；IT基礎服務則是提供支持服務器、網絡維護更新與安全運營的解決方案、為企業提供系統安全運營的基礎架構等內容[9]。由于野村綜合研究所出身于野村證券的原因，其金融IT解決方案占總銷售額的53.4%，產業IT解決方案占銷售額的30%，是野村綜合研究所的兩大支柱業務。其不僅承接企業及個人委托項目，同時也參與了日本政府的相關項目研究和政策制定。野村綜合研究所成功預測了大阪世博會人數、完成了7-11系統的研發與運用，還完成了上海虹橋機場綜合交通樞紐的開發項目。

　　野村綜合研究所積極踐行“未來創發（dreaming up the future）”以及“長期為客戶的業務提供服務支持進而改變社會”這一智庫理念。通過用活海外先進商業模式和尖端技術來拓展全球業務，不斷充實強化各個類型的高級知識產權，推進以“綜合解決方案”的模式強化助推客戶業務發展商業IT，以及在追求商業模式的變革中保證高質量的研究品質來實現變革和創新。

　　（三）日本防衛研究所 （NIDS）

　　日本防衛研究所成立于1952年8月，直接隸屬于日本防衛省，成立之初名為日本國家安全學院，后于1954年改名為國防學院；1985年，為了增強其政策研究能力正式更名為日本防衛研究所，并沿用至今。作為核心政策研究機構，日本防衛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國家及軍事安全，同時還有作為戰略型教育機構用于培養日本自衛隊高級軍官的用途。

　　截至2018年8月，日本防衛研究所共有136名員工，其中研究人員91人，其他管理人員45人。下設企劃部（從事行政、人事、會計及教育部輔助協調工作）、政策研究部（就日本及其他國家的國防政策、國防建設、軍事行動以及全球安全事務進行研究）、安全研究部（就政府、立法、社會、國防經濟及戰后沖突與發展進行研究）、區域研究部（就世界各地區國際關系及安全挑戰進行研究）、教育部（向日本自衛隊高級官員以及日本國防部其他機構的文職官員提供有關國家安全事務的培訓教育）、戰史中心（進行軍事歷史研究，匯編軍事歷史并保存戰史檔案）、特別研究官（負責國際交流與圖書館業務）、特別研究官（負責政策模擬，對日本自衛隊的管理和運作進行系統研究）等[10]。由于日本防衛研究所隸屬于防衛省，旨在更好地滿足日本防衛省政策制定的智力需求，其所有運營經費皆由日本政府提供。

　　日本防衛研究所舉辦過數次大型會議及各類論壇，包括了日本防衛研究所國際安全研討會、亞太安全國際研討會、日本防衛研究所戰爭歷史國際論壇等。同時，還通過出版各類刊物擴大影響，具體包括《東亞戰略評論》《NIDS安全研究》《NIDS軍事歷史研究年鑒》等。自2011年起，日本防衛研究所每年還出版特別刊物《NIDS中國安全報告》，并于2016年在其區域研究部專門設立了中國科，專注于對中國國防及軍事進展的研究。

　　四、日本智庫的主要運行機制

　　（一）組織結構

　　從20個世紀70年代起，日本政府及社會各界就極其重視智庫建設。經過50多年發展，日本智庫建設臻于成熟，其運行機制也相對穩定。

　　在組織結構方面，日本智庫架構一般與其法人類型有關。日本智庫一般分為株式會社類、財團法人類以及獨立行政法人類。

　　株式會社類智庫組織一般為營利性智庫，架構通常按照現代企業進行設置。以已經在東京交易所上市的野村綜合研究所為例，其最高權力機構為股東大會，下設董事會與監事會。董事會下設社長，負責企業經營。

　　財團法人智庫為日本獨有的智庫類型。日本的財團法人一般為慈善組織，以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為例，其性質為公益財團法人，一般由評議委員會、理事會、監事、會長及會長下設管理團隊組成。

　　日本的官方智庫也頗具特色，直接圍繞著該隸屬部門進行研究，管理架構通常十分扁平，以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ESRI）為例，其直接受內閣管轄，下設所長、次長、總務部、總括政策研究官、情報研究交流部、商情統計部、國民經濟計算部、經濟研修所。隸屬于日本防衛省的防衛研究所的構成也較為類似。

　　（二）人才機制

　　與美國等西方智庫不同的是，日本智庫的人員呈兩級分化趨勢，這個特點與日本智庫的組織結構的構成相關。類似于野村綜合研究所、三菱綜合研究所等株式會社制企業型智庫的員工數量與其他類別智庫的員工數量不在一個級別之上。野村綜合研究所2019年財報顯示其約有6300名員工。與株式會社類別智庫所不同的是，其他類型的智庫人員規模非常精煉。據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調查顯示，在接受調查的250個日本智庫中，70%以上的智庫規模在20人以下。[14]美國智庫大都擁有不少行政、財務、市場、媒體等輔助部門人員，日本智庫的研究人員占比更高，有不少甚至占比在80%以上，幾乎沒有任何冗余的職位。

　　在“寧缺毋濫”的用人理念指導下，日本對研究人員的質量要求非常之高。部分著名智庫用人近乎苛刻，以亞洲經濟研究所（IDE）為例，每年僅錄取2-4人，但參與競選職位的竟高達百人[15]。其在職員工的考核要求也極為嚴格，每年需發表一定數量論文，研究成果直接與薪酬掛鉤。與高要求相匹配的是，日本智庫研究人員的工資也極富競爭力。以三菱綜合研究所招聘2020年度管理、IT、金融等領域的研究員為例，除去相應補貼外，應屆畢業博士生、碩士生和本科生的月薪分別為30萬、26萬、23萬日元（分別約為1.95萬、1.69萬、1.3萬人民幣），比日本同學歷畢業生平均月薪至少高3萬日元（1950元人民幣）左右。[16]同時，日本智庫還實行“人才派遣”制度，將青年研究員派遣至日本國內，乃至國際其他政府、企業及高校等地進行1-3年不等的研學，期間由智庫負擔其工資并保留其職位，學成后返回智庫進行研究工作。同時，日本智庫也非常歡迎來自政府機構、高校等相關人員到智庫進行交流和學習，期間工資由原單位支付。

　　（三）經費來源機制

　　日本不同類型的智庫經費來源渠道各不相同，但基本上與其所屬性質一致。株式會社類經費一般來源于項目委托和業務銷售。以三菱綜合研究所（MRI）為例，三菱集團作為其大股東，旗下三菱商事、三菱重工、三菱電機、三菱化學、三菱材料、三菱FUJ信托銀行、三菱地所等三菱系公司一共持股約33.95%。與野村綜合研究一樣，三菱綜合研究所作為上市公司，2018年凈銷售額902.5億日元（約為58.7億人民幣），凈資產532.84億日元（約為34.65億人民幣）。其中咨詢業務占銷售總額的38%，而在咨詢業務中，又有61%的銷售額來源于日本政府，30%來源于一般企業。[17]

　　非盈利性非政府組織中，如日本國際研究所（JIIA）的收入來源較為多樣，其中包括了政府補助（占比70.5%）、會費收入（占比5.7%）、項目委托收入（占比23.28%）、出版收入（占比0.26%）等[18]，可見其主要收入來源于政府補助。

　　官方直屬研究所，例如防衛研究所（NIDS）、日本經濟社會研究所（ESRI）等，經費全部來源于政府，在日本政府預算中單獨列支。而在2013年日本外務省舉行的外交·安全保障智庫專家懇談會中指出，日本主要智庫活動預算在10年內下降了40%，而美國智庫同期預算增長了150%以上。[19]與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所不同的是，日本社會對智庫的認知程度還未到達相對應的水平，個人捐贈、企業捐贈，包括個人及企業委托項目的數量都難以與美國智庫相比。

　　五、日本智庫影響國家決策的主要渠道

　　日本智庫對國家決策施加影響，具體表現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輿情影響等多方面。

　　自上而下主要指日本特殊的“懇談會”相關機制。懇談會一般由各著名智庫的代表參與政府及首相組織的咨詢會議，在日本政府推出政策前期起到決策參考和理論背書的作用。由于日本官僚和精英把控著各個官廳，政治生態相互割裂，故懇談會成為自上而下照顧各個利益集團需求的良好對話平臺。通過懇談會形成的相關意見和報告會直接呈報給首相本人作為參考。例如東京大學法學教授北岡伸一（Shinichi Kitaoka），作為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員，成為安倍晉三首相的座上賓，在安倍任內其主導了一系列懇談會和專家咨詢組會。同時，官方研究所還通過其官方身份直接將其研究成果呈交至所屬政府機構，對其隸屬部門的相關政策直接起到研判參考和制定推助作用。

　　自下而上是指通常情況下各國民間智庫影響政府決策的一般行為，例如承接政府相關委托課題或主動選擇當前政府重點關切的熱點問題進行研究。例如1975年，三菱綜合研究所受通商產業省委托完成的《關于日本經濟安全的研究》報告，其成果就被吸納進當年度通商產業省發布的《通產白皮書》中；2018年笹川平和財團會長田中伸男（Tanaka Nobuo）親赴日本防衛省，將《為了印度洋地區安全保障的日美澳印四國委員會政策提言》交付給防衛大臣小野寺作為決策參考。[20]

　　輿情影響指的是舉辦論壇、峰會、研討會等會議，出版相關報告、雜志、簡報等刊物，以電視、廣播、報紙等媒介進行政策建議和意見的傳播推廣，通過媒體外圍的宣傳從而間接影響到政府的政治決策。以日本國際論壇（JFIR）為例，其分別于2009年10月23日、2014年8月6日在《讀賣新聞》等日本三大報紙刊登關于“積極和平主義與日美同盟”和“積極和平主義與日本的方向”的意見廣告，前者意欲牽制鳩山內閣的安保決策“向左轉”，后者旨在宣傳其一貫主張的積極和平主義等安全理念。[21]

　　六、日本智庫建設對中國的啟示

　　在2015年習近平主席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提出總體原則和目標后，2015年12月，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正式啟動，25家機構成為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同志又再次明確提出要“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社會科學，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當前，中國智庫發展已蔚然成風，國家和社會對智庫的發展及其咨政啟民的功用有著更多的期待。作為與中國文緣相通的近鄰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日本智庫建設的種種經驗對當前我國智庫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適時成立智庫行業協會、出臺相關指導規范

　　據賓夕法尼亞大學《2019年全球智庫報告》統計，2019年中國共有507家智庫。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數量增加的同時，智庫建設質量的保證是一個新的課題。中國和日本智庫發展的外在環境較為相似，大部分民間智庫資金來源的獨立性難以保證，社會和企業捐贈環境尚不成熟，委托項目來源較為單一，部分領域無人涉足，部分領域同質同類智庫數量又過多，不僅難以保證課題、活動質量，甚至還會出現惡性競爭的情況。

　　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就出臺了《綜合研究開發機構法》，為日本智庫行業規范協調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日本的實踐證明，智庫行業協會可以對智庫行業發展進行有效的協調，充當行業引導、自律自治的協同者角色。隨著中國特色智庫市場的快速發展，智庫行業協會的設立迫在眉睫。行業協會的成立必將為我國新型智庫發展提供指導規范，從而更好地建設定位明晰、特色鮮明、規模適度、布局合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形成一套治理完善、充滿活力、監管有力的智庫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充分發揮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咨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二）強化經世致用導向，提升成果轉化效率

　　智庫的終極目標在于通過其研究的成果來影響政策制定，推動社會發展。日本智庫研究方法非常重視調查研究，崇尚科學和實證方法。總體而言，日本智庫研究成果轉化率較高，株式會社類的企業直接服務于其背后的財團，所承接的項目專業性非常強，成果容易轉化；官方研究所直接應日本官方的要求進行針對性研究，目標明確，轉化率也自然相對較高；非營利性財團法人組織，例如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中曾根康弘世界平和研究所等大都非常重視國際交流，通過較強的前瞻性和國際化視角設置的課題研究，成果也較容易被當局采納。

　　我國當前雖然智庫眾多，但真正具有政策和社會影響力的智庫卻為數不多。擴大智庫影響力，加快成果轉化是提升我國社會主義新型智庫建設高品質發展的途徑。除了參考日本智庫成果轉化的經驗，我國智庫還應通過提高輿情影響力，用活專業智庫旗下的研究報告、雜志、簡報、專欄等媒介通道，提高智庫成果轉化效率，實現智庫與社會和政府的有效對接。

　　（三）挖掘智力資源價值，優化人才培養機制

　　與美國的“旋轉門”制度不同，日本雖然沒有類似的雙向旋轉制度（僅有單向制度，即官員退休后到智庫任職），但由于日本智庫行業每年通過嚴格的人才選拔機制引進大批的應屆碩士、博士畢業生，同時還有科學的人才培養制度，如前述人才派遣制度，定期將青年研究員派遣到政府、高校、企業財團甚至海外等地進行交流調研和考察學習，由智庫負擔其工資并保留其職位，這無論是對研究人員未來研究工作還是對智庫未來長遠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據相關資料顯示，我國目前社會科學領域專職研究人員約有40多萬，客觀上而言這支隊伍可以被視為智庫工作者，然而從現實來看，專門從事國家戰略頂層設計和研究的人員少之又少，除了智力資源分散外，智庫人員整體素質還不能滿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22]加強我國智庫人才建設，優化智庫人才培養機制是我國當前智庫建設的重大挑戰。應當借鑒日本經驗，建立我國智庫工作人員前往政府、企業、高校交流調研的相關制度；大力吸納優秀的應屆畢業社科類碩、博士生前往智庫工作；改善智庫人員的普遍收入待遇；設立相關的基金、獎學金機制，鼓勵相關專業有潛力、有能力的研究人員申請；由國家出資，設立相關海外智庫交流機制，鼓勵各類智庫優秀年輕研究人員前往海外智庫學習等。

　　[1] 鈴木崇弘·上野真城子 “のシンク?タンク‘知’と‘治’を結ぶ裝置”サイマル出版社、1993年、P.202-203

　　[2] 張鋒，日本智庫與日本外交決策，2019.6，P44

　　[3] 胡薇，《日本智庫的發展現狀及啟示》，光明日報，2016.11.16，第16版

　　[4] 資料來源：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官網：https：//www2.jiia.or.jp/MEMB/

　　[5] 數據來源：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019年財報

　　[6] 資料來源：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官網：https：//www.jiia.or.jp/en/abus/

　　[7] 資料來源：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官網https：//www2.jiia.or.jp/ABUS/enkaku.php#a1

　　[8] 資料來源：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官網 https：//ir.nri.com/en/ir/finance/highlight.html

　　[9] 資料來源：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官網：https：//www.nri.com/en/service

　　[10] 資料來源：日本防衛研究所官網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about_us/

　　[11] 資料來源于：野村綜合研究所官網https：//www.nri.com/jp/company/org

　　[12] 資料來源于：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官網https：//www2.jiia.or.jp/ABUS/enkaku.php#a3

　　[13] 資料來源于：日本防衛研究所官網http://www.nids.mod.go.jp/about_us/index.html#organization

　　[14] 李建軍、崔樹義主編《世界各國智庫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P87

　　[15] 劉少東，智庫建設的日本經驗

　　[16] 張鋒，日本智庫與日本外交決策，2019.6，P64

　　[17] 數據來源于2019年三菱綜合研究所財報，2019.9.30

　　[18] 數據來源：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019年財報

　　[19] 張鋒，日本智庫與日本外交決策，2019.6，P65

　　[20] 笹川平和財団·インド洋地域の安全保障のための日米豪印4カ國委員會·政策提言を防衛省に提出

　　https：//www.spf.org/spfnews/in-formation/20180803_03.html

　　[21] 吳懷中，《智庫在日本安保政策形成中的影響——兼論“另類日本型”安保智庫的作用》，日本問題研究，Vol.23 No.5， 2018.Oct， P19

　　[22] 王志章，《日本智庫發展經驗及其對我國打造高端新型智庫的啟示》，思想戰線，Vol.30，，No.2，2014，P150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博士后，商務部中國商務出版社社長、中商智庫執行理事長、《國際貿易》雜志社社長兼主編、《商業周刊/中文版》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