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動蕩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賈康

　　我們所置身的世界，一直處于不斷變化的歷史長河之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判斷，預示著人類今天正在經歷的滄海桑田對未來發展的影響，而歲末年初突發的新冠疫情，又給需與時俱進的我們帶來了一次嚴峻的大考。首先爆發于武漢的疫情的重大影響，除了必須做出應對之外，也促使我們進一步反思如何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這一現代化的深刻命題，更為理性地認知時代來對接治理體系的創新優化。

　　一、深刻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斷

　　世界格局變化有其內在規律。任何事物無疑都是量變引發質變的，嵌套于其中的內在必然性，就應成為一種方向性選擇。百年巨變的歷史過程，，既是過去時，更是進行時。審視之下，我們對多種深刻變化不得不關注：

　　一是世界上大國間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實力對比的變化注定了彼此間博弈的格局變化。回想二戰以來的70多年間，日本和蘇聯的GDP都曾經達到過美國的2/3。然而，不管是日本還是蘇聯，當這種情況出現時，美國都先后對自身政策做出重大調整以為應對，在其后的博弈中逆轉了它們與美國經濟總量接近的勢頭。盡管針對性的應對手段各不相同、實施強度有所差別，但結果便是我們看到的現狀：2018年日本和俄羅斯與美國的經濟規模之差已極為懸殊，日本只占美國的不到1/4，俄羅斯更低至僅為美國的1/14。這也是近些年來“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全球學術、社會和政界高度重視而納入研討的重要迫近案例。40年前中國GDP約為美國的1/15，而經過中國改革開放后持續的超常規發展，到2018年則變為2/3。中國與世界霸主美國在經濟總量上快速接近，同時中美兩國與排位第三及以后的各國日益拉開距離，無疑，這是理解中美關系最近幾年進入質變期的重要基礎。

　　二是科技進步影響深遠并衍生出眾多不確定性。科技創新的突飛猛進既是百年變局的基本表現，也是誘發百年變局的基本推動力量。21世紀以來，全球科技創新發展更進入空前密集的活躍時期，尤其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作為一種勢不可擋的“新經濟”，引起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并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小到我們日常生活，大到國防戰備，這種科技革新的影響可謂顛覆性且不可抵擋。麥肯錫咨詢公司估計，到2030年全球將有8億個工作崗位被機器人所替代，而從理論上講，幾乎所有的工作崗位都有可能被日趨成熟、更加方便、相對經濟的人工智能所取代。比如，從我們身邊看，以前每個單位都不可或缺的出納崗位，已經開始讓位于銀企直聯軟件系統了，不少基礎性的會計崗位，已經被智能化的會計機器人所替代，金稅三期也已經使各種經濟交易及其稅收信息成為全透明運行態勢。向遠處看，網絡世界衍生的“灰色地帶”已經成為新一代軍事專家的熱門話題。這個世界在快速網絡化環境下，國家間權力結構也同樣深受影響，網絡技術在推動分散化或分權化的同時，又賦予美國等網絡主導國家擁有巨大的網絡世界霸權，并具體表現在對他國的全景監控和阻斷優勢之上。

　　三是人口結構變化復雜深刻。當今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地經歷著人口老齡化，其中以日本和歐洲為甚，而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新興經濟體，老齡化進程也已經開啟，在中國還特別表現為“未富先老”的挑戰——人均收入還處于中等收入階段，人口老齡化程度卻已與發達高收入經濟體比肩。人口老齡化涉及一系列重大問題，包括一國儲蓄與投資、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政府宏觀政策，乃至中國房地產市場也將與人口流動、老齡化問題和房價漲跌緊緊聯系一起了。這既是一個基本國情層面的變化，也是一種市場經濟基礎力量的變化，必然形成對于國家治理的新挑戰。

　　四是從世界視野分析，長期以來由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在接近十字路口，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獲得新動力；同時，舊的多邊治理體系開始瓦解而另一些全球治理架構的新設想不斷涌現，近些年“逆全球化”的單邊主義、孤立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極端化傾向明顯抬頭，等等。諸如此類，也都屬于最值得關注的變化現象。

　　但是，變中蘊含著不變，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潮流沒有變，不變中孕育著中國與世界更好地聯通以促進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系列積極因素，同時，中國正在這一過程中堅定地邁向建設現代化強國的“中國夢”戰略目標。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與此同時，也應該看到，我們每個人在自己人生的關鍵機遇期，是被裹挾在所在時代的大潮流與命題之中的，任何一個時期人們所應把握的所謂“紅利”，對企業、對個人都是機遇和挑戰，所以我們必須順應潮流并與時俱進地精準對接時代的要求。

　　二、中國經濟正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在人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宏大棋盤上，中國正在和平崛起之路上建設繁榮昌盛的現代化國家，并致力于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當下，國人正處于努力從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現代化追趕新階段，以使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夢想成真。只有真正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成功轉變，優化產業結構和發展動力，我們才能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這必須通過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線上攻堅克難的奮斗來達到。

　　高質量發展這一概念的推出，本身就要求將對經濟問題的關注點，從傳統視點上實施科學合理的轉移。關注點從來就意味著導向，即緊密聯系于經濟活動的指導性航向。這種關注點的轉移，在新階段就是要求在經濟問題上，必須強調質量先行、多維協同、科學配置、注重績效，落實于民眾幸福。講質量先行，就是要從以前的關注經濟規模和增長過程，更多地轉向關注增長的結果和增長的效益。講多維協同，是要從關注經濟增長速度的單一維度，轉向關注經濟發展、社會公平、生態環境等多個維度的協同共進，彼此融合。講體系構建，是要從片面重視高增長產業，轉向全面關注產業協同發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講科學配置，是要從關注經濟增長的要素投入，轉向注重要素優化配置和關注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講注重績效及其民眾幸福，就是關注本源，從關注GDP轉向關注以人民為中心的各項制度安排和運行成果。由此可見，高質量發展是更充分更均衡的發展，并需在“生產關系自我革命”的更高水平上，實現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和供給與需求的動態平衡。

　　高質量發展這一導向的梳理，可以從宏觀層面、產業層面和企業層面等三個層面，理解其深刻內涵：

　　——從宏觀層面看，高質量發展是讓經濟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這就要求經濟發展的穩定、均衡、持續和公平。“穩定”強調在保持一定的速度和規模優勢的同時，應使經濟增速大體穩定而不出現大起大落的波動；“均衡”強調在發展速度的基礎上，更加優化在寬廣領域中的協調發展，促進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合理，實現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持續”與“公平”要求在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過程中，尤其要注重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并兼顧生產、生活與生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由全面依法治國保障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從產業層面理解，高質量發展是指產業布局優化、結構合理，在不斷實現轉型升級中顯著提升產業發展的效益。一是規模不斷壯大，包括現代農業、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等不斷完善發展，形成健全的現代產業體系；二是結構不斷優化，一二三產業結構合理，并且不斷深化融合發展；三是創新驅動轉型升級，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和競爭能力、產業實力的核心要素。因此，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促進我國產業轉型發展、支撐消費升級、增強國家競爭力的迫切要求。

　　——從企業經營層面理解，高質量發展包括一流競爭力、品牌的影響力以及相應的帶動力。競爭力確保企業在經濟效益、風險防范、公司治理、管理水平、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保持競爭優勢，在激烈的國內外競爭中持續發展、不斷創造價值。影響力體現在企業具有舉足輕重的行業地位，在規模實力、區域布局、品牌影響力等方面處于行業的前列，在行業標準、行業規則制定上有話語權，是行業的重要整合者。帶動力體現在企業是行業發展和變革的引領者，在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管理創新等方面走在前面，其產業培育與孵化能前瞻性地把握行業趨勢，具有導向性和指引性。

　　高質量發展，從目前的著力點看，有三個方向。一是持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是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根本性力量和行動框架，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優化產業結構和發展動力轉換的保障和“關鍵一招”。在市場體系上，就是充分尊重和保護資產、財產、知識等的產權，完善公平競爭的要素市場。二是更加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國內外的事實反復證明：強大的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競爭力象征，是抵御市場風險的基礎，是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跨越的支撐。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我們要在深化供給側改革的主攻方向下，圍繞提高質量、效率和綜合效益，全面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三是積極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創新是實現發展方式轉變、提高發展質量的第一動力，競爭的實力在于創新。必須尊重研究和創新的規律，營造適當的制度與政策環境，使基礎研究重長遠，應用研究促銜接。重視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市場的導向作用，探索推廣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通過創新引領，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

　　三、融合現實多方元素力求精確管控疫情風險

　　風險管理的概念認知與能力提升，是近一二十年進入企業管理視野的高頻詞匯。現實世界中風險一直存在，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只不過你認知并控制了，就可以降低風險損失而獲得風險收益。所以，在一個開放世界條件下，經濟學、管理學甚至社會學和政治學都日益融合了對風險、風險管理乃至管理控制體系等的認知。隨之而來的，“黑天鵝”、“灰犀牛”等相關概念也漸漸進入公眾視野。其中黑天鵝事件是指那些滿足三個條件的事件，即具有意外性和稀有性、產生極端影響、可事后解釋而不可事前預測。黑天鵝事件的概念幾乎可用來解釋這個世界上發生的所有重大而突發的事件，從思想與宗教的潮起潮落，到歷史事件的變遷，一直到我們的個人生活。2020年春節前后的新冠疫情儼然已成為新近的黑天鵝事件，本來要參加歡天喜地親朋好友團聚、乘高鐵飛機旅游的廣大社會成員，結果面臨突發疫情，在生命誠可貴的本能下，政府不得不發出防控禁令，自武漢封城開始，幾乎全國各地都不得不采取應急措施，大量人員只能“宅”在家中，不外出、不聚集……。一夜之間的變化，使年夜飯幾乎全部取消；大量航班、高鐵取消；餐飲業、酒店業、旅游業、家政服務企業等等，全部遭到重創。估計疫情影響下，一些人們的收入可能銳減，影響房貸車貸？影響孩子高額學費？如果從基于個人的直觀感覺，再更深一層、更高一度、更遠一步分析：疫情引發的深刻巨變，從價值觀、業態到生活方式，都將誘發社會生存法則巨變，改變人們的生意、生活、生命狀態！當然，首先聚焦眼下的企業生存與發展，則需要在迷亂不清的現實中，懂得“抱樸守拙”，盡可能在紛繁多變的世界中，面對市場和企業的困難與變局，還是以“奮斗改變命運”，以盡可能合理和精準的應變方案贏得現實環境下的勝利。我們可先簡要地從提升風險認知、行業分析和財稅應對三方面進行分析。

　　一是提升風險認知。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對我國廣大企業生存能力、抗風險能力的一次突發檢驗。從風險識別來看，這場公共安全領域的“黑天鵝”導致的疫情擴散，對企業瞬間產生了市場、運營、財務和社會等四類風險。市場風險意味著企業所在行業的政策變化、產業鏈上下游變化、市場競爭、非傳統競爭者的進入或新商業模式的產生、消費者訴求的變化等因素引起的市場風險；運營風險是指企業由于自身運營能力限制或不足，在應對外部環境變化過程中會導致出現運營結果不達預期的狀況，通常企業存在的勞動力、產品、供應鏈、安全等運營風險都會有所表現；財務風險則是企業在營業收入和成本、融資投資、現金流管理等財務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社會風險就是企業在輿論、法律、社會責任等方面所可能面臨的對企業品牌、形象造成不利影響的風險。為應對風險，需要著力打造風險應對支撐能力，包括：敏捷組織支撐能力，提升企業風險發生的容錯率及應對能力；資源配置支撐能力，提升企業風險發生的容錯率及應對能力；財務管控支撐能力，進一步在風險未發生時提供重要的早期預警；數據底盤支撐能力，通過駕駛艙的方式為風險管理的所有決策及行動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保障。這些原則，都需要落實在一個“企業具體的定制化解決方案”中。

　　二是深化行業分析。任何一次風險其實都是有危也有機。對不同行業、不同企業，需要進行具體分析。從行業分析來看，不同風險也對應著潛在的不同收益和“相對優勢”的發揮、“相對劣勢”的規避。比如，健康產業有可能逆勢迎來投資高潮；消費領域可能喜憂參半，需盡快構建應急物品的超常規供給能力和遏阻滯銷品的“護城河”；而教育領域，肯定顯現在線教育品牌發展的良好機遇；線上娛樂，肯定應利用“宅經濟”掌握乘勢增長主動權；金融領域，應該加速智能金融科技服務創新與變革；企業服務必須積極探索數字化程度的提升；AI技術可以助力疫情防控開發新場景；而商貿物流正會考驗履約和服務能力；等等。如果從企業體量大小不同來看，也各有利弊。比如，大型互聯網、金融等行業內大型企業、外資企業，基本能夠支撐；而中小型企業特別是不少小微企業則會遭遇創傷甚至沉重打擊。

　　三是講究財務應對。為掌握現狀求企業生存發展，務必進一步對成本費用、現金流支出和收入作壓力測試。在政府已經千方百計為企業解困之際，企業可以嘗試“開源”：首先是申請政策優惠。各級政府紛紛出臺政策支持企業，通過減免、補貼、緩繳等為企業減負，企業就要主動關注本地的各類優惠政策和扶持措施，積極申請能享受到的優惠、補貼。同時，從一切可能的途徑找錢——融資，多渠道盡快啟動融資。包括向原股東和投資人繼續融資、進行債券融資、靈活運用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等等。當然，內部精細化管理也是必須考慮的對策。如關注應收賬款的催收，在賬期上下功夫適當控制成本，或采取其他合適的降本增效措施。

　　四、政府稅制改革在探索與共享中前行

　　從1949年到2019年，中國經濟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性轉軌，稅收制度相應作出多輪改革而不斷完善。在改革開放初期，出現了“稅收萬能論”傾向，在重視稅收這個經濟杠桿作用以后，感覺上是似乎稅收手段一旦應用，就能決定性地解決想解決的問題，甚至可以解決一切經濟社會問題；之后，出現過另一種“稅收無用論”傾向，強調稅收其實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要太看重稅收；近些年，還出現了“稅制自然演變論”，其意思就是說不要想在稅制改革這方面揠苗助長。

　　其實，我們面對的歷史性考驗，就是爭取在中國“稅收法定”的過程中，能夠經受時間的檢驗，讓我們的稅制立法和改革方案設計、實施的水平，盡可能高一些，也就是說，在稅收合乎邏輯地受到重視的背景下、使我們對稅收的認識越來越趨于理性、聚焦為在中國追求一個高水平、現代化的稅收制度體系的進步過程。回顧70年來稅制改革實踐，是一個在逐步探索、攻堅克難中不斷推進、最終明確地鎖定建設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客觀需要的稅收制度體系、更恰當地發揮稅收作用的過程。中國關鍵性的稅制改革內容，主要發生于改革開放時期，風雨兼程中，工商稅制得以逐步形成相對完整的多種稅、多環節、多次征的復合稅制，并于1994年以全面配套方案，實行了里程碑式的在中國構建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體制的重大改革突變。在其后農業稅又終結二千余年“皇糧國稅”身份退出歷史舞臺。黨的十八大之后，財稅配套改革方案中“營改增”和資源稅、環境稅等重點稅制改革任務取得決定性成果，個人所得稅改革有新的一輪大動作進展，消費稅改革正在醞釀和試水，而房地產稅“立法先行”的改革已有于本屆人大任期內啟動的明確時間表。　　

　　在突發疫情沖擊之下，稅制和稅收管理已在作出應急反應，一些有利于企業提升抗擊疫情沖擊能力的稅收優惠、幫扶措施，當然會帶有階段性特征，但在戰勝疫情之后，這些階段性短期措施還應對接中長期的稅制深化改革的配套。

　　對于下一步稅制改革，如何攻堅克難地完成直接稅改革任務，是達到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所必然要求的稅制現代化的一種歷史性考驗。在中國“改革的深水區”，除繼續做好間接稅的改革之外，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和推進直接稅改革，需要緊緊抓住房地產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改革。作為下一階段的重點，房地產稅法應盡快啟動立法的一審，在稅法草案公之于世、充分征收社會各界意見建議的基礎上，以公開的聽證會和內部、外部的專題研討會等形式，集思廣益，尋求最大公約數，處理好免稅部分的設計問題，并注重配套解決不動產開發、交易環節相關稅費的清理、整合與減負問題。當然，從地方稅體系建設看，這既是稅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與市場經濟全局配套的分稅分級財政體制建設中十分關鍵的一項系統工程。

　　而如果將稅收看作是宏觀經濟的重要抓手，則更需要站高看遠在梳理這個“全景圖”。比如，面對經濟新常態之下的下行壓力，減稅降費是一種非常必要的政策選擇，但減稅降費也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系統工程，其復雜性遠超一般想象。首先是政府需要進一步從落實減免稅、支持企業自主創新、破解融資難題、降低辦稅成本、應對貿易保護主義等多個方面出臺一系列針對性的政策措施；稅務部門一方面要把這些減稅降負的好政策落實落細，采取多種方式，提高政策知曉度，讓所有企業應知盡知、應享盡享，另一方面也要提高政策的執行力，主動征詢納稅人需求、解答納稅人困惑，從納稅人意見最集中最期盼的領域做起，幫助企業用好政策、享受紅利，努力把辦稅成本降下來，辦稅時長再壓縮。而從長期趨勢看，稅制的設計和優化則是根本性的稅收治理方略，總體上應該是在完善稅制結構、深化增值稅改革、加強征管服務、完善監管等方面統籌考慮、整體聯動、協調推進。比如，“營改增”并不是增值稅改革的結束，還需進一步優化和簡化稅制，促使增值稅稅率結構更加規范和簡化，以減少多檔稅率并存對市場資源配置的“扭曲”，體現增值稅“中性”特征，不斷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稅務部門要確立新視角新思維，正確處理減稅降費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依法征管、提高組織收入質量和優化營商環境等相關方面的關系，不折不扣落實減稅降費，正確處理減稅降費與組織稅收收入、深化稅制改革、優化營商環境的關系，全力保障減稅降費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當然，作為納稅主體的企業，完全應該針對性享受稅制的區別對待，充分享受到稅收管理工作改革帶來的好處。同時，也要認知稅收大數據技術應用對稅收監管提出的新挑戰，自覺提高納稅人的稅法遵從度，規范稅收秩序，選擇在稅收洼地落戶，并全面比較、綜合分析，注重稅收方案設計，享受合法經營的各種政策利好。

　　另外，中國“正稅”的減降，一定要和其外的“五險一金”、“行政性收費”等制度成本費用的減降放在一個“全景圖”中作通盤考慮，以配套改革的實質性推進來達到意愿中使企業“輕裝上陣”、更好煥發活力的效果。

　　總之，需胸懷大格局，以“始于足下”，去完成優化治理狀態的“千里之行”。疫情無情人有情，我們需要懷著“風物長宜放眼量”的眼光，從化解疫情之困的一系列應急對策入手，積極總結經驗，抓牢以供給側改革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在“高質量”導向下，實現國民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本文發表于《會計之友》2020年第5期，原標題為《國家治理視閾下的財務會計新思考》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