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任澤平、 羅志恒、華炎雪、孫婉瑩、李曉桐
導讀
中國從來不怕開放,最怕的是不開放。開放促進競爭,競爭提升效率。過去二十年汽車和家電行業采取了不同的開放道路,導致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汽車高度保護,結果競爭力差、國內市場淪陷。家電全面開放,結果競爭力提升、走向全球。這對新一輪開放有很強的鏡鑒意義。
摘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開放水平總體持續提高并取得巨大進步,但仍然存在不足。一是關稅方面,為保護幼稚產業,汽車、化妝品和高端服裝關稅水平與國際相比仍然偏高。二是投資方面,OECD公布外商投資限制性指數排名,中國在70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6,僅好于馬來西亞、俄羅斯、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和菲律賓,2010-2018年,中國總體限制性指數僅提高4個名次。三是知識產權方面,中國在基礎研發、執法透明度、產權保護和維權意識方面偏薄弱。
中國行業開放程度高低不一,越開放的行業競爭力越強。當前中國行業的開放程度可分為三類:一是開放程度較高,如多數制造業和旅游業;二是限制類,主要集中在基礎能源和自然壟斷行業,如電力、金融、電信和醫療;三是禁止類,主要涉及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如互聯網信息業、新聞廣播業和軍工業。改革開放后,汽車走向“市場換技術”和保護政策,家電積極對外開放,結果是汽車業大而不強、國內市場基本淪陷,家電業迅速崛起、享譽全球。
汽車行業開放遲緩、高度保護,政府干預較強,主要體現在關稅、外商投資準入、產業目錄等多個環節。中國汽車行業發展歷程可概括為四個階段:1)起步階段(1953-1977年):從無到有、計劃生產。在計劃經濟背景下,政企不分離,汽車企業依托國家集中投資的模式建立,產點和產量均由國家規定。2)合資階段(1978-1999年):引進技術、行政干預。產業政策對外過度限制、對內過度保護,體現為嚴格外資股比限制、進口管制、關稅壁壘以及資源向國有企業傾斜,弱化了國內企業自主研發動力和能力,限制了市場公平競爭機制。3)發展階段(2000-2010年):需求釋放、小幅放開。配合入世承諾,產業政策有所放松,體現為下調關稅、減少非關稅壁壘、放松零部件外資股比限制以及對內開放,但關稅水平仍較高且保留整車股比限制。4)創新階段(2011年至今):漸行漸近的全面開放。2018年4月,發改委公布汽車行業對外開放時間表,到2022年汽車行業全面取消外資股比限制。
當前國產汽車產品定位單一、市場占有率低、研發能力不足,國際競爭力差。2018年汽車行業的中國自主品牌國內市場占有率僅42%,銷量前十大品牌中,僅吉利排在第五位,其他均是合資企業。國內車企研發投入資金及占營收比重近年有所上升,但仍偏低,且不同車企研發支出占營收比重的方差較大(廣汽6.8%、比亞迪6.6%、上汽1.8%、吉利0.5%),2018年中國前十大車企研發支出占營收均值為4%,低于全球主流車企均值的4.9%。扎堆中低端,高端市場淪陷,2018年吉利單車均價7.1萬元,不到大眾、豐田單車均價的一半,與奔馳、寶馬等豪華車相比差距更大。主要原因:第一,過高的準入限制。包括投資審批制度、目錄管理制度、股權比例限制、轉讓限制、高資本運營門檻以及高關稅壁壘。準入限制最大的受益者是國有企業,可以通過合資坐收51%的利潤分成,缺乏加強技術研發的動力。第二,地方重復建設和保護主義。地方政府為追逐政績,重復投資并以優惠政策扶持,導致虧損企業無法及時退出市場或重新并購重組,阻礙市場公平競爭。第三,產業政策過于強調行政管理,缺乏合適的創新引導。例如,“三大三小”戰略本意是減少無序、重復投資,但政府壟斷保護導致國有企業失去自主研發動力。
家電行業開放程度高,政府干預較少,競爭充分,其經歷了從產能過剩到價格大戰再到行業優勝劣汰、全面開放的發展壯大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1)起步階段(1978-1989年):引進技術、產能過剩。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確定“鼓勵引進先進技術和裝備”策略,掀起投資熱潮,導致產能過剩。2)發展階段(1990-2000年):競爭白熱化,價格大戰。在新技術的加持下,家電企業通過打價格戰和并購重組等方式,搶占市場份額,家電行業大洗牌。3)創新階段(2001年-今):走向國際競爭。政府未對家電行業設置外資股比限制,2001年外國企業在國內設立研發中心,并降價搶占市場份額,倒逼國內企業技術創新。
當前家電行業進入成熟期,競爭力大幅提升,在占領國內市場后自主品牌走向世界。2018年中國空調、微波爐產量占全球比重達70%-80%,冰箱、洗衣機比重達50%-55%,海爾連續10年蟬聯全球大型家用電器品牌零售量第一。從零售額看,2018年中國前3名家電企業市場份額達73.6%,前五名市場份額達83.8%,前十名市場份額達93.8%,標志著我國家電行業格局進入穩定期。主要原因:第一,放開準入,對內放開民營經濟,對外與國際接軌。政府對家電行業的干預較少,90年代大批民營企業涌入,促進國內企業與國外資本展開合作、引進技術;加入WTO后,外資品牌涌入,中外品牌競爭激烈,促使國內企業大力投入自主研發,行業集中度提升。第二,政府監管以質量監督維護市場秩序為主,并未干預生產投資環節。家電行業發展過程中,政策的側重點放在質量檢測和統一標準上,且與時俱進。
從家電和汽車成敗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看,中國應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相信市場,相信企業家,相信科技創新人才,相信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展現開放自信,釋放巨大的發展潛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第一,加快落實對外開放舉措。一是放開市場準入,降低基礎性成本。落實金融、汽車等傳統保護領域的對內和對外開放,放開上游能源、電力和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領域的市場準入。二是進一步降低關稅水平,適度提升免稅商品占比,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提高通關便利化程度。三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持續加大研發尤其是基礎研究的投入。第二,減少直接干預,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好的產業政策是鼓勵競爭,交給市場優勝劣汰,政府重在研發、人才培養等方面提供融資、財稅支持,嚴格監管和整治亂象。對夕陽產業,政府積極鼓勵產業轉型升級或退出,給予失業人口產業培訓教育;對新興產業,政府應鼓勵市場化發展、減少干預,地方政府根據自身要素水平做好事前評估,對已具規模的新興行業,做好事中事后監管、整治亂象,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第三,進行重大理論創新突破,落實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性。一方面,繼續推行國企分類改革,對于競爭性領域,全面放開市場準入,打破政府對國企的隱性擔保。另一方面,對內對外一視同仁開放,建立公平競爭透明的市場環境,提振企業家和投資者信心。第四,以六大改革為突破口開啟新時代新周期。1)大規模減稅降費,中央政府加杠桿、轉移杠桿,減輕企業負擔。2)在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和城市圈適度超前進行基礎設施建設。3)以注冊制改革為抓手,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五大配套制度。4)從融資、監管、稅收等渠道鼓勵市場化并購重組,激發資本市場活力。5)建立以人地掛鉤、金融穩定為核心的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6)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
正文
1 中國行業開放水平評估
1.1 總體水平:開放水平持續提高,取得巨大進步,但仍有明顯不足
過去40年,中國在開放領域取得巨大成就。關稅方面,中國總體關稅水平不斷下降。2018年中國平均關稅降為7.5%,較2001年下降8.4個百分點,加權平均稅率4.4%,逐步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美、歐和澳大利亞加權關稅分別是2.3%、3%和4.3%。2019、2020年繼續兩次下調關稅。非關稅壁壘方面,中國不斷清理非關稅措施,取消進口配額管理、優化進口許可、下放行政許可權限,提升跨境貿易便利化。2019年初取消了15類共118項商品的自動進口許可證,自動進口許可證審批時限縮短至1個工作日。外商投資準入方面,外資準入負面清單長度由93條減至40條,并加強金融、汽車領域開放。2020年初,《外商投資法》及其實施條例同步實施,要求在企業支持政策、政府采購、標準制定和行政審批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投資方面,2018年中國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總額均為全球第二。其中,中國吸引外資1390億美元,占全球10.7%,較上年提高1.2個百分點;對外直接投資1430億美元,占全球14.1%,較上年提升3個百分點。營商環境方面,中國營商環境全球排名持續上升?!度驙I商環境報告2020》顯示,中國排名全球第31位,較上年提升15位。貿易合作方面,中國已簽訂17個自由貿易協定,涉及25個國家及地區,且正在與28個國家進行11個自貿協定或升級談判。自貿試驗區建設方面,2013年中國首個自貿試驗區在上海設立,目前,自貿試驗區數量增至18個,形成200多項制度創新成果。
但客觀來看,當前中國對外開放仍有不足。關稅方面,出于保護國內幼稚行業、民族產業及相關就業,中國部分產業如汽車、化妝品、高端服裝關稅水平與國際相比仍然較高。除高額關稅,中國還對特定消費品和消費行為加征消費稅,部分民用商品及奢侈品都是消費稅重點征收對象。長期維持高關稅水平,實際是保護了落后產能和國內企業,阻礙了市場競爭、效率改善和民生福利。投資方面,2018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限制指數在0ECD公布的70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6,限制程度遠高于平均水平,僅優于馬來西亞、俄羅斯、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和菲律賓,且提高緩慢,2010-2018年,中國總體限制性指數僅提高4個名次。分項來看,中國在外國股權限制、外國人員限制和歧視性篩選或批準機制限制方面均超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外國股權限制程度最高;分行業看,涉及到意識形態層面,如媒體、通信和電視廣播等領域,外國股權開放緩慢,此外,在法律、運輸、金融、采礦和農漁等領域限制程度較高。知識產權方面,中國仍面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四大不足:一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自主知識產權較少,國內企業擅長科技應用,而基礎技術研發十分薄弱;二是知識產權執法透明度不高、力度不強;三是知識產權管理和保護整體水平不高;四是知識產權維權意識不強。未來需繼續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加強執法透明,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推動在開放條件下的專利應用以及創新驅動發展。
1.2 行業水平:開放程度高低不一
當前中國各行業的對外開放程度可分為以下三類:一是開放程度較高,如多數制造業和旅游業;二是限制類,如電力、金融、電信和醫療;三是禁止類,如互聯網信息業、新聞廣播業和軍工業。
第一,開放程度較高的行業主要是大部分制造業和旅游服務業。制造業多數基本開放,汽車等少數行業仍受限。2019年修訂版《鼓勵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支持外資向高端、智能、綠色制造等領域發展,新增了5G、芯片封裝設備和云計算設備等項目,新增或修改條目80%以上為制造業。而對于汽車關稅較高、外商投資受限的行業,中國正加大開放力度,2018年7月,汽車關稅由25%降為15%,預計2022年取消汽車行業限制。旅游業不限制外商股權投資比例,市場充分競爭,民營資本為主。2003年中國旅游業完成入世承諾,是中國對外開放最早、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目前,民營旅游企業投資約占全部旅游投資規模的60%,形成以民營資本為主、政府投資和國有企業為輔的多元主體投資格局。
第二,限制類行業主要集中在基礎能源和自然壟斷行業。其中,電力業限制外資股比,國有企業壟斷,資源錯配。當前,核電站的建設、經營由中方控股,國有企業占據壟斷地位。金融業設置外資股權比例,國有企業占主導,預計最晚于2020年4月全面開放。由于境內外市場規則制度差異、配套法律法規不到位、匯率制度等因素制約,金融業對外開放改革存在反復、緩慢等特點,目前,證券、期貨和壽險外資股比不超過51%。國務院提出于2020年取消證券、期貨和壽險公司的股比限制,實行全面開放。電信業限制外資股比,國有企業占主導。當前基礎電信業務必須由中方控股,由于電信產業的基礎性和自然壟斷特性,電信對外開放進程較為緩慢,國內電信企業通過行政干預獲得壟斷地位,導致行業存在技術升級慢、收費高、服務差等問題。醫療業部分藥品實施零關稅,鼓勵外資投資醫藥制造,但醫療機構外商投資受限。外資在中國醫療機構投資僅限于與合資、合作,目前,中國醫療資源和政策均向公立醫院傾斜,2018年中國公立、民營醫院診療人次分別為30.5和5.3億人次。
第三,禁止類行業主要涉及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互聯網信息業禁止外資投資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網絡出版服務、網絡視聽節目服務、互聯網文化經營(音樂除外)、互聯網公眾發布信息服務。行業由民營企業壟斷,2019年僅阿里巴巴和騰訊兩家市值占比達57.2%,但對外開放程度較低。由于互聯網信息業涉及意識形態,具有社會導向性,此類行業對外開放需持謹慎態度。新聞廣播業禁止外資投資新聞機構,圖書、報紙、期刊的編輯、出版業務,音像制品和電子出版物的編輯、出版、制作業等業務,此外,外資對廣播電視節目、電影的制作業務限于合作。行業主要由國企壟斷。由于新聞廣播類行業涉及國家安全及公共服務領域,此類行業對外開放需持謹慎態度,應在合理監管力度下,優先對內開放,形成市場競爭。軍工行業禁止外資參與放射性礦產冶煉、加工,核燃料生產等領域的投資。相關產業均有國企控制壟斷。由于軍工行業涉及國家安全與公共服務,此類行業對外開放需持謹慎態度,應在保護國家安全和嚴格監管的條件下,引入先進技術,提升國防水平。
2 開放促進競爭:汽車業高度保護,自主品牌競爭力弱;家電業高度開放,全球競爭力強大
2.1汽車行業:政策保護、壟斷經營、高關稅、投資限制導致研發動力不足全球競爭力弱
2.1.1 發展:從貨車到乘用車,從管制經濟到緩慢開放
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汽車承載著中國制造業升級的戰略任務和市場化要求。總體來看,汽車行業開放遲緩,政府干預仍然較強,主要體現在關稅、外商投資準入、產業目錄等多個環節。中國汽車行業發展歷程可概括為四個階段:1)起步階段(1953-1977年):從無到有、計劃生產;2)合資階段(1978-1999年):引進技術、行政干預;3)發展階段(2000-2010年):需求釋放、小幅放開;4)創新階段(2011年至今):漸行漸近的全面開放。
1、1953-1977年,起步階段:從無到有、計劃生產
1953年第一汽車制造廠(一汽)在蘇聯援助下正式成立,此后,中國開始自主建立車企,基于國家基礎建設和軍事用途,主要生產貨車。1957-1978年,中國汽車產量從0.8萬輛增長到14.9萬輛,增長了18倍,其中,載重汽車產量從0.6萬輛增長到9.6萬輛,增長近15倍。
計劃經濟背景下,政企不分離,汽車企業依托國家集中投資的模式建立,產點和產量均由國家規定。產量方面,各企業必須嚴格按國家計劃組織汽車生產,未經批準,不得超計劃生產。產點方面,分為三類,一是各方面條件較好的汽車生產廠,優先安排生產;二是不具備生產條件且車型質量不好的,應通過調整改組或專業化合作方式生產;三是質量不好、油耗高且虧損嚴重的,應關停并轉。
2、合資階段(1978-2000年):引進技術、行政干預
改革開放后,中國汽車產業主要依賴合資、技術引進的發展模式。1986年“七五計劃”提出將汽車制造業作為重要的支柱產業。汽車產量持續擴張,1978-2000年中國汽車產量由14.9萬輛增加至206.8萬輛,增長13倍。但行業初現“散亂差”格局,1980-1993年,全國整車生產企業數量從56家增長到124家,1993年產量5萬輛以上的車企有6家,僅占全部車企4.8%。
在此期間,政策對外過度限制、對內過度保護,弱化了國內企業自主研發的動力和能力,限制了市場公平競爭機制的發揮。1994年《汽車工業產業政策》做了非常詳細的規定。第一,外資股比限制嚴格。 “生產汽車、摩托車整車和發動機產品的中外合資、合作企業的中方所占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第二,進口管制。 “在我國汽車工業還不具備國際競爭力時,國家對進口汽車、摩托車仍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第三,高技術壁壘。中外合資、合作的企業建立技術研發機構、生產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但國內企業為追求利潤,減少研發投入,核心技術始終被外資企業掌握,國內技術研發落后。第四,高關稅壁壘。1986-1997年連續兩次下調關稅,但仍然較高,1997年,3.0L以上進口汽車關稅稅率仍高達100%,3.0L以下高達80%。第五,資源向國有企業傾斜。1987年國務院確立“三大三小”生產點,外資進入后與“三大三小”汽車企業合作,使得國有汽車企業在規模、資源和技術的加持下占據了大量市場份額,民營企業發展受限,削弱了行業競爭。
3、發展階段(2001-2010年):需求釋放、小幅放開
“十五規劃”鼓勵轎車進入家庭、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需求逐漸釋放,汽車行業產銷迅速上升,2009年中國汽車銷量全球第一。2001-2010年汽車產量從234萬輛上升到1826.5萬輛,其中,轎車的產量從70.4萬輛升至938.6萬輛,增長12倍;轎車產量的比重從30%增長到51%。
為履行入世承諾,汽車行業開始放松管制。一是關稅大幅下調,2001-2006年,中國連續6年下調關稅,3.0L以上汽車進口關稅從100%下調至25%。二是減少非關稅壁壘,2002年取消了對汽車及其關鍵部件的進口許可證管理,2005年全部取消汽車及關鍵部件的進口配額。三是放松部分對外股比限制,2004年《汽車產業發展政策》取消了汽車發動機的外資股比限制的要求,此外,將政府對汽車生產企業投資項目的審批制改為備案制。四是對內給民企逐漸放開準入,2001年批準吉利轎車生產資格,2002年批準長城生產,2000年奇瑞依靠上汽資質生產,直到2003年后開始自主生產,2005年比亞迪投產。
但開放力度遠遠不足。一是關稅仍然較高,2006年中國關稅降至25%,而美國為2.5%。二是仍保留外資股比限制,2004年《汽車產業發展政策》規定,“汽車整車、專用汽車、農用運輸車和摩托車中外合資生產企業的中方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
4、創新階段(2011年至今):漸行漸近的全面開放
2011年至今,消費政策退出,汽車銷量中樞下移,但SUV憑借產品錯位的生產方式迅速擴張。SUV市場占有率從8.7%升至35.6%,2011-2017年汽車產量從1841.9萬輛增長至2901.5萬輛,年均增速7.9%。
2018年汽車行業開放速度加快。2018年4月習總書記在博鰲論壇講話中稱,汽車行業將盡快放寬外資股比限制,并降低進口汽車關稅。隨后,發改委披露了中國汽車業對外開放的時間表:2018年取消專用車、新能源汽車外資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車外資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車外資股比、合資企業不得超過兩家的限制,5年時間完成真正的開放。
但汽車關稅仍高,且疊加消費稅、增值稅等費用后,進口汽車價格偏高。2018年7月,中國汽車整車關稅由25%降至15%,相關零部件關稅降為6%,高于國際平均水平。例如奧迪2020A7進口款“55 TFSI quattro”國內官方售價約88.2萬元起,而美國同款車型含稅后售價為69995美元,折合人民幣48.1萬元,僅相當于中國價格的一半多。
2.1.2 問題:產品定位單一、市場占有率低、技術研發能力不足
汽車行業的長期保護導致國產車市場占有率低、技術研發不足、市場競爭力低下。第一,市場集中度低。2018年中國前10家企業市場規模占比58.8%,僅較2017年上升0.6個百分點,且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第二,自主品牌集中在中低端市場。中國汽車中高端市場仍然被合資品牌以及進口汽車占據,自主品牌在中低端市場的夾縫中生存,2018年吉利單車均價7.1萬元,不到大眾、豐田單車均價的一半,與奔馳、寶馬等豪華車相比差距更大。第三,自主品牌市場占有率低。2018年中國汽車市場銷量達到2803.9萬輛,其中,乘用車2367.2萬輛,而自主品牌乘用車銷量998.7萬輛,僅占比42.2%。汽車銷量排名前十的榜單中,前三名分別為上汽大眾、上汽通用、一汽大眾,均為合資品牌,而自主品牌吉利汽車排名第五。第四,技術研發不足。中國汽車的基礎研發、整車以及零部件技術均落后于世界汽車制造大國,與大眾、豐田、通用等國際主流車企相比,國內三大汽車集團上汽、一汽、東風研發投入均不足,2015年中國汽車研發支出占營收2.1%,遠低于國際主流車企均值4.7%。近年來中國車企研發支出及其占營收比重有所上升,但仍偏低,且不同車企研發支出占營收比重的方差較大(廣汽6.8%、比亞迪6.6%、上汽1.8%),2018年中國前十大車企研發支出占營收均值為4%,仍低于全球主流企均值的4.9%。中國研發投入最高的是上汽集團,2018年上汽集團研發支出24.1億美元,仍不及全球研發投入較低的寶馬集團(58.4億美元)。而國產銷售龍頭吉利汽車研發支出僅為0.8億美元,占營業收入0.5%。全球研發支出金額最高的是大眾集團,2018年研發支出高達158億美元,占營收的5.7%。
2.1.3 原因:準入限制、地方保護主義和產業政策失當
政策方面,一是行業準入限制削弱市場競爭。汽車工業的高準入門檻阻礙了民營和外資企業進入,導致市場競爭力下降,創新動力不足。1)投資審批制度,轎車、輕型車、整車以及發動機項目,全部由國家審批立項,門檻高。2)目錄管理制度,生產企業開發的新產品,需要通過有關部門批準才能生產和銷售。3)轉讓限制,不能維持正常經營的汽車企業不得向非汽車生產企業轉讓。4)高資本運營門檻,2004年《汽車工業產業政策》規定新建汽車生產企業投資總額不能低于20億,自有資金不得低于8億,產品研發機構投資額不得低于5億。5)高關稅壁壘,中國長時間依靠高進口關稅阻止國外汽車品牌進入,導致中國汽車行業的低市場競爭和高利潤,國內企業研發動力缺失、汽車產業發展緩慢。1986年排量3.0L以上燃油轎車進口關稅稅率為220%,3.0L以下稅率為180%,轎車價格較國外市場高3-4倍。截至目前,中國進口汽車關稅下調至15%,比其他國家仍然較高。6)投資限制,如果外資企業選擇在國內建廠,只能通過合資方式,且股比不得超過50%。
二是地方重復建設、保護主義阻礙產業集中度提升。1987年以來,中央對汽車行業的“三大三小”的構想并未實現,2000年中國汽車行業有118家整車企業和1682個零部件企業,產能分散,無法形成規模經濟。主要原因一是分稅制后地方政府利益主體地位加強,為追逐政績,重復投資并以優惠政策扶持;二是高稅收、高產值以及容納就業驅動地方政府實施“封閉式”汽車產業政策,導致虧損企業無法及時退出市場或重新并購重組,阻礙市場公平競爭。
三是產業政策失當,過于強調行政管理、缺乏合適的創新引導。第一,改革開放后,中央對汽車工業發展的路徑規劃是通過合資引進先進的產品技術,進而自主研發零部件。但由于汽車行業天然的高技術壁壘以及研發耗費資金,車企在經營初期缺乏足夠資金投入,政府沒有自主創新引導,“市場換技術”最終沒有達到理想效果。第二,汽車是規模效應顯著的行業,但規模效應是市場充分競爭的結果,而非政府主導。例如,中央為制止“三大三小”規劃本意是減少無序、重復投資,但導致了政策壟斷保護,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將資源集中于一汽、東風、上汽等大型國有企業,享受壟斷利潤的同時失去研發動力。
2.2 家電行業:全面開放、充分競爭、技術革新催生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國產品牌
2.2.1 發展:從產能過剩到價格大戰,行業持續優勝劣汰
作為中國輕工業的支柱產業之一,家電行業經歷了從產能過剩到價格大戰再到行業優勝劣汰,可分為三個階段:1)起步階段:引進技術、產能過剩;2)發展階段:價格大戰、競爭白熱化;3)創新階段:中外競爭、走向國際。
1、起步階段(1978-1989年):引進技術、產能過剩
改革開放初期,政策引導推動家電行業大邁進,同時引發行業重復引進、產能過剩問題。1978年1月,國務院將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分開,成立五金電器工業局,大力推動國內家用電器工業發展。同年,批準原上海電視機廠引進第一條彩電生產線,標志著我國家用電器進入起步發展階段。
隨后確定“鼓勵引進先進技術和裝備”策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合資建廠,家電行業發展突飛猛進。彩電方面,80年代初中國彩電業迅速形成規模,全國引進彩電生產線100多條,熊貓、金星、牡丹、飛躍等國產品牌涌現。洗衣機方面,1983年洗衣機產量達365萬臺,1978年產量僅0.04萬臺(即僅僅400臺),全國同樣掀起技術引進狂潮,約40多家廠商先后從日本、英國等海外國家引進技術60多項。由于過度擴張和重復建設,家電產能增長遠超國內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增長。1990年全國彩電年生產能力為2279萬臺,但同年實際產量為1033萬臺,產能利用率僅45.3%,家用電冰箱、洗衣機和空調的產能利用率分別為40.1%、40.9%和24.5%,產能過剩現象嚴重。
2.發展階段(1990-2000年):價格大戰、競爭白熱化
20世紀90年代,家電企業紛紛加入“價格戰”,競爭白熱化,行業掀起兼并重組浪潮。這一時期的家電行業競爭有三個特點。一是中外合資、技術引進。1994年外國公司與國內企業積極開展合作并建立產品基地,截至年底共有20多家企業達成合資,如小天鵝與德國博世-西門子家電集團合資建立博西威家電,雪花電器集團與美國惠而浦合資成立惠而浦雪花電器等。同時,洗衣機行業中小天鵝、海爾、美菱和蘭菊等通過引進技術開始生產滾筒洗衣機,打破了原有濟南洗衣機廠獨家的局面。二是價格大戰。在新技術新產品支持下,各大公司具備了降價搶奪市場份額的基礎,1996年3月長虹集團向全國發布大規模降價宣言,降低彩電價格8%-18%,此后康佳跟進降價,打響了曠日持久的價格戰。三是廣泛兼并重組,強者更強。1993年電子工業部提出實施“大公司戰略”,加快彩電等家電行業企業向大型集團邁進。1996年7月TCL集團兼并收購成立了TCL王牌電子、TCL電器等公司;康佳集團與黑龍江牡丹江電視機廠、陜西西安如意電視機廠等公司成立了康佳電子實業;廣東惠州TCL集團與河南美樂集團實施資產重組。
3.創新階段(2001年-今):中外競爭、走向國際
21世紀初期,家電行業進入中外競爭、渠道大戰階段,數字化和互聯網等新技術迅速普及。中國家電行業經歷90年代洗牌后出現一批頗具實力的龍頭企業,但中國加入WTO、數字和互聯網技術再次讓行業龍頭面臨挑戰。一是外資品牌加速進入中國,加大對華投資力度,中外品牌競爭激烈。2001年,松下、日立和東芝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LG、三星、AO史密斯等跨國家電企業宣布加大投資力度,并開始大幅降價以搶占市場份額。同時,湯姆遜、飛利浦、東芝等知名外企在中國DVD行業掀起專利大戰,要求國內企業支付專利技術費用,促使國內企業對于自主技術研發的大力投入。二是新產品、新技術的出現促使行業龍頭紛紛加速轉型?;ヂ摼W、數字電視、藍牙技術、家庭數碼、寬帶和數碼相機等新興產品的涌現讓家電龍頭爭奪商機,同時以國美、蘇寧、三聯為龍頭的渠道商們加速搶占地盤。三是內外部環境變數增多,家電行業加速洗牌。2003年鋼材價格大漲,家電成本上升,5月1日起國家實施CCC認證,對家電生產提出更高要求。同年5月美國向中國發起彩色電視機反傾銷訴訟,2004年5月美國裁定中國彩電在美傾銷成立,對中國彩電征收反傾銷稅,長虹和TCL反傾銷稅率分別為26.4%和21.3%。
2.2.2 成果:行業發展日趨成熟,國產品牌走向世界
中國家電行業生產能力迅速提高,居民家電保有量進入穩定期。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國家電產量迅速增長。據中國家電業協會,2001年至2005年,中國家電出口額平均增長率為29.8%,比入世前5年提高10.4個百分點。1978年中國電冰箱、洗衣機和彩色電視機產量分別為2.8、0.04和0.38萬臺,2000年增長至1279、1443和3936萬臺,2018年增長至7993、7274和14476萬臺。各類家電走進千家萬戶,電冰箱、洗衣機和彩色電視機首先普及,2000年每百戶居民電冰箱、洗衣機和彩電保有量分別為78.1、88.3和112.5,2018年提升至100.9、97.7和121.3,基本實現家家戶戶均有此三大家電??照{和家用電腦普及較晚,但近年來增長迅速,2000年每百戶居民空調和家用電腦保有量分別為26.7和7.5,2018年上升至142.2和73.1。此外,各家電保有量總體進入穩定期,近三年增長放緩,主要以更新換代和升級型需求為主。
國產品牌脫穎而出,海爾連續10年蟬聯全球大型家用電器品牌零售量首位。據全國家用電器工業信息中心,2018年中國家電市場規模達8104億元,主要家電產品出口金額達751.2億美元,同比增速9.6%。全球市場方面,歐睿數據顯示,海爾連續10年蟬聯全球大型家用電器品牌零售量第一名,同時在冰箱、冷柜、酒柜、洗衣機4大家電品類榜單上排名第一。據群智咨詢,2018年TCL、海信和創維全球平板電視出貨量均居全球前五,中國廠商合計市場份額為36%,較2014年提高9個百分點,已超過韓國成為全球平板電視最主要出口國。國內市場方面,2018年空調、冰箱和洗衣機國產品牌市場份額分別為90.8%、76.8%和63.8%,較2017年分別提高0.9、4.1和3.4個百分點。其中,海爾在洗衣機、冰箱和空調的市場占有率分別為41.1%、32.5%和11.9%,美的在洗衣機、冰箱和空調的市場占有率分別為26.5%、13.0%和18.5%。
2.2.3 原因:開放的市場環境、政府對市場秩序監督和企業自主創新
中國家電行業健康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既有開放的市場環境,也有市場監管和質量監督,政府積極出臺政策引導企業開發節能、高質量產品。
一是開放,包括對內允許民營經濟進入,對外實現與國際接軌。改革初期積極引進海外品牌和生產線,1978年日本松下電器落地中國,此后東芝、日立、三洋、三星等品牌相繼入駐,外資家電企業的進入讓國內企業和資本看到了商機,國內生產商積極引進家電生產線。此時我國仍是計劃經濟體制,實施核定定點生產的進入門檻,但由于進口數量有限、價格高昂,外資品牌并未迅速搶占市場。90年代起國內市場化建設提速,定點生產制度被打破。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標志著市場化浪潮的開端。1994年國家頒布實施了《90年代國家產業政策綱要》,在稅收、信貸、股票上市和債券發行等方面鼓勵實現規模經濟和優化產業組織結構。同時,國家采取措施,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打破市場分割與區域封鎖,降低行政性的進入和退出壁壘。大批民營和地方企業乘勢涌入,家電定點生產制度名存實亡。此后,格力、海爾等家電企業高速發展,直至今日成為市場龍頭。
二是政府監管以質量監督、維護市場秩序為主,鼓勵家電行業創新發展。1981年,中國家用電器工業標準質量檢測中心在北京成立,加強了家電行業產品質量檢測和統一標準。1986年經貿委等八部委聯合發出《關于認真落實三包的規定通知》,對冰箱、洗衣機、電風扇、彩電等六類家電三包辦法作出統一規定,自1986年10月起要求企業實行包修、包退、包換。1989年機械電子工業部和國家技術監督局發布《彩電綜合標準》,標志著中國家電的質量和可靠性達到國際同類產品水平。1999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簽訂協議,推動國內生產節能家電產品。2001年,發改委在數字電視研發與產業化專項中加入“數字電視標準研究制定專項”,推動數字電視標準制定。2003年再推出“CCC認證”,實施家用電冰箱能耗5等級標準,2007年推出“禁氟令”,2008年推動家電下鄉,發布《節約能源法》。
三是民營企業自主創新、與時俱進,充分競爭促使行業集中度提升,發展日趨成熟。在外資進入、市場開放、居民消費需求與日俱增背景下,各家電行業企業均積極開展技術創新,推出新型產品。1993年海爾、長嶺、華意等公司推出低氟冰箱,海爾推出變頻式空調,1994年小天鵝、海爾、美菱開始生產滾筒洗衣機。進入21世紀,各行業均開始數字化投資和研發,海爾、美菱、美的、春蘭、TCL等紛紛宣布進軍互聯網,加入WTO之后更多外國品牌加速向中國轉移,更推動國內品牌加速研發數字電視、智能冰箱等數字家電。從專利數看,格力電器2019年發明專利授權量1739件,全國排名第6。2004年家電行業再度經歷并購風潮,斯威特集團入主小天鵝,收購小鴨集團洗衣機業務;彩虹集團入主廈華電子;美的收購華凌、榮事達中美合資公司股權。在經歷數字化、智能化新一輪產品競爭和行業洗牌后,中國家電行業進入了強者恒強、高集中度的發展階段。從零售額看,2018年中國前3名家電企業市場份額達73.6%,前五名市場份額達83.8%,前十名市場份額達93.8%,標志著我國家電行業格局進入穩定期,大量末尾企業在競爭中被淘汰,行業資源得到更有效集中。
3 啟示
3.1 加大對外開放,擴大汽車、金融、電力、電信等重點領域的對內對外開放,降低關稅稅率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大幅提高,國內外經濟格局均發生重大改變,中國應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展現開放自信,開放倒逼改革,釋放巨大的發展潛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第一,放開市場準入,激發新的經濟增長點,降低基礎性成本。1)加速金融、汽車等傳統保護領域的對內和對外開放。當前國內相關產業發展水平提高、行業格局穩定,允許和鼓勵民營資本和外資進入有利于激發活力,促進傳統行業轉型升級,以競爭帶動發展。2)放開上游能源、電力市場準入。當前我國基礎性成本依然偏高,與上游能源行業國企壟斷、競爭不充分有關。與美國相比,中國僅有勞動力具備價格優勢,美國汽油、柴油、天然氣、電力、工業用地、物流和勞動力成本分別為中國的75%、89%、30%、94%、39%、53%和654%。3)放開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領域的市場準入。當前中國人口老齡化提速,2000年中國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例為7%,2012年上升到9.1%,2019年達12.6%。養老問題日益突出,提前布局、開放民營資本進入有利于加速養老產業發展。
第二,進一步降低關稅水平,適度提升免稅商品占比,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提高通關便利化程度。當前中國在改善民生的食品、服裝、家電、汽車等日用消費品方面仍有降稅甚至免稅空間。進一步降低關稅,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順應國內消費升級趨勢、適應產業升級、降低企業成本的內在要求。此外,需進一步提高通關便利化程度,為廣大進出口企業松綁減負,促進進出口貿易,同時進一步推動我國跨境貿易轉型升級。
第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持續加大研發尤其是基礎研究的投入。我國應進一步加大在版權、商標、商業機密等方面的保護,提高執法力度,降低維權難度,提高違法成本。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及環境是決定產業長期興盛的關鍵之一。此外,需推動改革科研、教育管理體制,推進行政事業單位改革,賦予科研人員科研產權以激發積極性,加大基礎研發投入,加強基礎研發深度。
3.2 減少直接干預,加強事中事后監管
改革開放以來,多數產業政策以政府為主導,導致了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中國產業政策由中央直接下發、地方政府響應,重行動輕成果,忽視地方要素差異,造成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的局面,產業政策效果不佳。以光伏產業為例,光伏憑借其能創造GDP、解決就業的優勢,政府紛紛鼓勵建設光伏項目,2009年“金太陽工程項目”實施50%的初始投資補貼,2013年將初始投資補貼改為度電補貼,按每度含稅0.42元全電量補貼,地方政府給予其土地、融資等優惠政策,最終導致產能過剩,至今部分企業無法自負盈虧。
未經政府過多干預的行業,反而在競爭中成長為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點,事中事后監管決定行業長期發展。近年來,中國新興領域的快速增長得益于政府給予充分的市場化環境,2019年短視頻、人工智能、在線直播和在線教育均達到40%以上的增速。以互聯網短視頻和互聯網金融為例,2011年為初始發展階段,秒拍、快手相繼成立,4G網絡普及,抖音、火山小視頻等軟件涌現,短視頻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在此之前政府并未干預,直到2016年以后,網信辦、廣電總局、文化部和公安部等監管部門出手進行“掃黃打非”運動?;ヂ摼W金融發展過程中政府并未過多干預,2004年支付寶上線、2005年宜信成立,螞蟻金服成為全球最大的互聯網金融公司,支付寶擁有三億用戶,互聯網金融在機構數量、業務種類和交易規模等方面全球領先。與短視頻不同的是,政府缺乏事后監管,造成P2P暴雷等市場混亂問題。事后監管程度不同導致P2P與短視頻兩種不同結果。
好的產業政策是開前門守后門,一方面交給市場優勝劣汰、另一方面發揮嚴監管和整治亂象的功能。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中樞下移,勞動密集型及資源密集型行業經營狀況惡化,迫切需要培養和發展“新經濟”。對夕陽產業,政府積極鼓勵產業轉型升級或退出,給予失業人口產業培訓教育。對新興產業,政府應鼓勵市場化發展、減少干預,地方政府根據自身要素水平做好事前評估;對已經發展起來的行業,做好事后監管、整治亂象,為新興產業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
3.3 進行重大理論創新突破,實現行業競爭中性
繼續推行國企分類改革,對于競爭性領域,全面放開市場準入,打破政府對國企的隱性擔保。中國部分行業資源向國有企業傾斜,既不對外開放也不對內開放,導致市場競爭不充分。應因地制宜進一步明確公益類、資源性商業類和競爭性商業類行業劃分,對于競爭性商業類領域,全面放開市場準入、優勝劣汰,資源性商業類強調內部競爭。
同時,對內對外一視同仁開放,建立公平競爭透明的市場環境,提振企業家和投資者信心。放寬電信、物流、能源領域的管制,降低其他行業的經營成本,改善企業盈利;降低汽車行業準入門檻,促進內外資車企充分競爭,在競爭中不斷增強國內車企的技術和銷售水平,提升汽車行業競爭力;金融服務業進一步落實好已經確定的開放政策,吸引更多外資機構來華設立機構,更好服務實體經濟。
3.4 以六大改革為突破口開啟新時代新周期:百舸爭流,千帆競發
最大的改革是開放,通過開放實現國企、民企、外企等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中國從來都不怕開放,怕的是不開放。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事業都是人干出來的,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未來應以六大改革為突破口,調動各方面積極性。
1)大規模減稅降費,中央政府加杠桿、轉移杠桿,減輕企業負擔。繼續實施減稅降費并優化方式,從減增值稅改為減企業所得稅和社保繳費率,提高企業獲得感。一是繼續下調社保繳費率3個百分點,其中養老、醫療保險繳費率分別下調1和2個百分點。二是下調企業所得稅稅率至21%,與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稅稅率相當。
2)在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和城市圈適度超前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基建一方面可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強化逆周期調節,另一方面由于當前大宗商品價格和融資成本低,現在搞成本低。我們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率達71%時,新增2億城鎮人口的80%將集中在19個城市群,60%將在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等7個城市群,未來上述地區的基礎設施將面臨比較嚴重的短缺。對人口流入地區,要適當放松地方債務要求,不搞終身追責制,以推進大規模基建;但對人口流出地區,要區別對待,避免因大規?;ㄔ斐擅黠@浪費。
3)以注冊制改革為抓手,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五大配套制度。一是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放寬保險、社保等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限制,可設定持股下限;擴大陸股通標的,允許外資持有單一股票至30%上限,吸引外資入市。二是構建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法律體系。新《證券法》已將財務造假處罰上限從60萬大幅提高到1000萬,并給集體訴訟留下操作空間,但仍然不足以震懾動輒上億元的證券欺詐案件,建議推動《刑法》聯動修訂,將“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主體認定從單位擴大到個人,刑期上限從3年提升到25年。三是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推動優質紅籌企業回歸實質落地,針對企業回歸后股權、投資者權益、監管標準等問題出臺細則。四是適度調整金融業增值稅抵扣。金融企業有形資產較少,而利息、傭金等支出不允許作為進項抵扣,可增加金融業抵扣項目,降低實際稅負。五是改革交易機制。豐富衍生品供給,在限定投資者、證券品種范圍的前提下逐步放寬T+0機制。
4)從融資、監管、稅收等渠道鼓勵市場化并購重組,激發資本市場活力。一是豐富并購支付工具,拓寬融資渠道。中國并購融資渠道以商業貸款、股權定向增發為主,公司債等渠道尚未全面放開對接并購交易,并購基金發展緩慢。建議逐步放開一般公司債券、高收益債券等工具對接并購重組交易,鼓勵并購基金發展。二是簡化事前審批流程,強化事中事后監管與部門協調。破除事前監管對地區及行業分割,提高信息披露水平,鼓勵二級市場競價收購和要約收購。三是建議適當給予并購相關稅收制度優惠。通過適度擴大對免稅并購類型的認定范圍、適當減免并購企業資本利得稅的方式,降低并購成本。
5)建立以人地掛鉤、金融穩定為核心的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房地產一半是實體、一半是金融,既要防止貨幣放水刺激資產泡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過度收緊主動刺破引發重大金融風險。當前限購限貸限簽限售等限制手段不是正途,應利用時間窗口以金融穩定和人地掛鉤為核心推動住房制度改革和長效機制,使房地產更多地發揮其實體經濟的功能,回歸居住屬性和制造業屬性,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6)當務之急是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給地方官員新的激勵機制,給民營企業家吃定心丸,事業都是人干的。
(本文作者介紹: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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