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張斌
美國與全球
美聯儲干了什么?
美聯儲本輪刺激政策力度超過2008年,升級版量化寬松在輿論上引起較多不滿。在客觀評價美聯儲政策之前,需要先了解美聯儲“大放水”政策的類型和細節。美聯儲的刺激政策可總結為:我支持你借錢,支持你借更多的錢。為達到這一目的,政策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把利率降為零,借錢可以不用付利息。
第二,出臺各種貸款支持計劃。比如,美聯儲可以直接購買政府發行的國債,購買銀行出售的MBS(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購買ABS(資產支持證券)等,以支持政府、銀行和企業的融資行為。另外,美聯儲還對中小企業、大雇主、地方政府進行信貸支持。
第三,支持其他與美聯儲有貨幣互換協議的國家。如果這些國家出現美元流動性短缺,美聯儲也可以進行貨幣互換提供美元流動性。這是因為國外很多機構也持有了大量美元計價的資產,包括美國國債和債券。如果這些外國機構因美元短缺而拋售國債,將對美國市場產生較大沖擊。所以,美聯儲進行貨幣互換借出美元給其他國家,能夠起到穩定美國金融市場的作用。
美聯儲為什么這么干?
第一,新冠沖擊使經濟陷入嚴重蕭條的風險大增。由于新冠疫情的沖擊,美國經濟已出現不同程度的停擺,美國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美國可能會陷入不同程度的衰退。衰退已是必然,只不過是嚴重程度不一,因此必須采取刺激政策。
第二,金融市場急劇動蕩,流動性短缺,可能影響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轉,使經濟雪上加霜。美股連續熔斷,股票、債券、大宗商品等市場都出現非常劇烈的震蕩,還伴隨著流動性短缺的問題。這可能造成金融機構不能正常工作,致使金融市場發債、銀行貸款等融資行為受限,流動性不能有效傳導至消費者和企業,加大經濟的下行壓力。
第三,大蕭條是供求之間被放大的惡性循環,防止大蕭條,越早采取措施,陷入惡性循環的幅度越低,救助的成本也越低。也有經濟學家認為這是市場自身下沉和經濟政策救助的賽跑,市場下沉得越深,政策托舉的困難越大,政策救助開始得越早越好。
第四,支持借錢不僅是支持債務人,也是支持債權人、支持金融體系正常工作、支持購買力。支持借錢使債務人有能力償還債務,保障了債權人利益。更重要的是,社會各部門之間的資金轉移,并不會增加全社會總體的購買力,只有刺激借貸行為,才能使商業銀行信用創造的機制發揮作用,為全社會增加更多貨幣。
例如,一筆500萬的住房抵押貸款由借貸行為產生,從銀行轉到債務人賬戶,再轉移至房地產商,又從房地產商轉移至政府(買地)、員工(職工薪酬)及用于其他支出。這一過程,為全社會新增了500萬元的購買力,而這一切都源于最初500萬元的借貸行為。因此,積極的貨幣政策支持借貸行為,就是為了讓人們手里都有現金,從而刺激購買力。這一舉措在危機時期更為重要,因為現金流短缺很多企業會破產倒閉,更會進一步影響政府稅收、員工工資等支付。這時保證企業獲取貸款并正常運營,對維持全社會現金流轉、刺激總需求是至關重要的。
無限量QE引發的爭議
批評: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新冠,錢不能治好新冠。
反駁:美聯儲管不了新冠,但是它要負責新冠帶來的經濟損失。不能因為新冠讓經濟受到更嚴重的損失,所以才需要放水。
批評:特朗普綁架了美聯儲,美聯儲喪失了獨立性。
反駁:贊成或反對特朗普都是政治正確。美聯儲只是在做好份內的事,沒有非常明確的證據證明美聯儲被特朗普綁架。事實上,美國民主黨很多主流經濟學家,對美聯儲現在的做法也非常贊同。
批評:美聯儲放水沒用,因為錢到不了企業手里去。美聯儲放水之后很多錢囤積在金融部門,企業得到的錢并沒有那么多。
反駁:但是反過來想,現在金融市場很動蕩,金融機構有流動性困難,企業融資也有困難。如果現在銀行沒錢,金融市場沒錢,那企業就更得不到錢。增加銀行和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一定程度上能改善企業融資條件,為企業帶來一定的幫助。
批評:危機背后是結構問題,發錢不能解決結構問題。收入分配、政策扭曲、美國社會保障政策、美國教育體制都存在著結構性問題,成為引發危機的因素。
反駁:結構性問題交給結構性政策工具解決,解決不了也不必付出大蕭條的代價。大蕭條可能會讓結構更惡化。
批評:發錢太多是有后遺癥的,低利率刺激金融資產價格泡沫,泡沫出現會帶來一系列新問題。
反駁:這是一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如果不刺激,經濟陷入衰退的危害更大。有人認為低利率自然造成資產價格高,但資產價格高不等于資產價格泡沫。防范金融資產價格泡沫主要還是靠宏觀和微觀審慎監管,不應該綁架貨幣政策。不能因為擔心出現資產價格泡沫,就不采取貨幣政策刺激經濟,資產價格泡沫和總需求不足是兩個問題,需要兩種解決手段,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批評:美元搞了大放水就完蛋了,美元就成廢紙了。
反駁:美元的基礎是美國經濟和金融體系,二者同為美元成為強勢貨幣、國際貨幣的依托。美聯儲職責在于保護美國經濟金融體系,使之正常運行,避免經濟陷入大蕭條。因此,美聯儲放水是在保護美國經濟和金融體系,也是在保護美元。
批評:低利率刺激經濟效力下降,貸款需求不足,應該依靠財政政策發揮作用。
反駁:美國主流經濟學家都認為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效用在下降,應該更多依賴財政政策。甚至有些經濟學家指出,正是因為財政政策不積極,才把貨幣政策逼到了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地步。財政政策如果更積極一點貨幣政策空間就更多一點。因為財政政策背后政治因素更多,處理過程更困難,當財政政策在刺激總需求方面無所作為時,貨幣政策即使效率低也要進行刺激。
目前為止,各國財政做了什么?
財政政策的確需要更加積極,在新冠疫情沖擊的背景下,各國財政政策力度是近幾十年來最大的一次,遠超次貸危機期間。比如,美國剛剛出臺了一個兩萬億美元的經濟計劃(相當于GDP的10%)。財政方面直接給居民和低收入群體發錢、為在疫情中失業的人補償工資、為疫情期間不裁員的企業提供貸款鼓勵、為受困企業設計貸款產品、為州政府及醫院提供融資。德國、澳大利亞、西班牙、意大利、希臘等發達國家也都在做不同形式的財政刺激,且力度都很大。
財政政策加上各種信貸支持計劃,大概能支配GDP的10%-20%的資金用于救助受困群體。大約需要GDP的1.5%-3%用于直接幫助在疫情中受傷最嚴重的群體度過最艱難的日子。如果在中國,即大概要拿出2-3萬億元用于財政直接幫扶,還需用10-20萬億元的刺激計劃幫助經濟復蘇。
中國
中國需要大力度政策加碼嗎?
國內現在既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好消息是,國內疫情得到控制,復工情況也在改善,并且我國金融體系的運轉相對比較正常。壞消息是,經濟停擺力度大、時間長,企業、居民和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顯著惡化,制約總需求;國內口罩短期內摘不下來,國外需求大幅下行使產業鏈供應受到威脅,為國內企業造成供求雙殺;大量就業機會受到威脅。
總的來說,關于中國是否需要刺激政策也有不少爭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批評:放水的錢都去了房地產,只會造成房價泡沫。
反駁:新增一筆住房抵押貸款,錢通過地產商流向千家萬戶,增加了全社會購買力。在這個過程中,對房子購買力可能會增加,確實會讓房價上漲。但解決高房價不應該綁架貨幣政策,不讓貨幣政策發揮作用,勒緊全國人民的錢袋子,而應該立足于土地供給和公共服務。否則,社會信貸不再活躍,經濟陷入衰退、失業激增,這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解決高房價問題更應該立足于供給方。與國外大城市相比,我國一線城市的房價并不高,房價相對較高的其實是郊區。國外一個中產收入家庭在中心城區買不起房,但是能夠在郊區買一套住房,也可以靠近大城市生活。但中國郊區房價也特別貴,中等收入家庭依舊無法負擔。郊區房價高的重要原因是人口都希望流入大城市,改善生活,得到更好的就業機會,但是大城市的住房供給存在很大問題。在大城市買房60%-70%是支付了土地的價格,地價高不在于缺地,而與土地政策、郊區公共服務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城軌交通等不足有很大關系。
批評:放水的錢都去了國有企業,不能提高效率。
反駁: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誤解的成分。過去幾年,信貸增長最快的是居民部門和融資平臺。從工業企業看,非國有工業企業的負債在全部工業企業負債的占比從2011年的35%上升到2018年70%。由于經濟結構轉型的因素,銀行在信貸資源分配上并沒有歧視非國有工業企業,反而使之增加了負債額度。
批評:放水會加劇系統性金融風險。
反駁:系統性金融風險主要來自融資平臺,問題主要在于找商業金融機構借錢建設公益項目。從部門來看,居民部門壞賬率很低,還本付息有保障。政府部門官方承認的債務率不高,國債投資價值仍受歡迎,償債能力有保證。私人企業部門壞賬率雖在上升,但總體規模較小,長期可以消化風險。系統性金融風險主要來自融資平臺,地方融資平臺在過去十年里大規模融資,相當多的地方融資平臺在大規模“借新還舊”,自身產生的現金流不足以償還貸款的本息。
融資平臺基建增速較十年前已大幅放緩,但還本付息仍有壓力,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第一,地方政府收入在下降。我國工業部門在減速,而工業又是稅收的一大來源。另外,過去地方政府基建項目主要是鐵路、公路、機場等,能夠帶來現金流。而現在基建支出越來越偏向城市公共設施,大部分是公益類項目,現金流狀況很差,基建的收益在下降。
第二,基建成本高企。地方政府基建項目的資金大多來源于商業金融機構,而非國債或地方政府債,這使得資金成本高企。政府融資渠道從發債到銀行,再到影子銀行,利率甚至高達10%左右。用高成本的資金去做沒有收益或收益很低的基建項目,且有些基建項目分布不合理、設計不合理,這些都導致了償債壓力上升。
批評:基建出現了很多“鬼城”,浪費資源。
反駁:基建布局確實存在一些規劃問題,但不能因此否定所有的基建項目。事實上,基建配套工程有效推動了我國城市化進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進入城市生活,未來城市發展和人口轉移仍然需要基建支持。
批評:刺激政策會加劇產能過剩。
反駁:判斷產能過剩不能直接看產量和供求狀況,因為未來需求的變化無法預測。判斷產能過剩更適合用間接的辦法,觀察產能積累過程中有沒有政策的扭曲,有沒有特別多的補貼,這些東西是難以持續的。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關鍵是要去除政策扭曲,而不應該直接限制生產。
總體而言,反對聲音未必都有道理,但它提出的問題需要在政策實施中進行調整,而贊成的聲音也有養分,但要避免一味刺激的片面行為。因此,在必要時應該采取刺激政策和穩定經濟政策。即使經濟存在結構性問題等,但在當前也不必付出經濟蕭條、大規模失業的代價。
刺激政策如何趨利避害?
第一,需出臺紓困政策,用財政資金直接幫助疫情中的受損群體。疫情期間,中低收入群體、勞動密集型企業、服務業都受到了巨大打擊。中小企業資金流斷裂、訂單銳減,很難繼續生存。因此,各地政府出臺發放消費券,同時提供失業救濟、稅收減免、無息貸款等政策十分必要。這不僅有助于救助受損群體,還有助于防止需求過快下降,從而穩定經濟運行。
第二,以2%-3%的通脹率(核心CPI)和就業為準繩,把握總量刺激政策的邊界。振興經濟、防止經濟陷入衰退,需要一定的刺激政策。但刺激政策是有邊界的,并非力度越大越好。刺激政策的邊界在于通脹。通脹是反映總供給、總需求力量對比的核心指標。需求如果大于供給,就不應該再刺激需求,2%-3%的通脹是最合適的通脹水平。這里以核心CPI作為衡量依據,剔除了CPI中食品和能源價格的影響,從而反映絕大部分商品和服務價格的變化。穩定通脹在2%-3%核心CPI的水平,同時保持相對充分的就業,應該以此為準繩來決定刺激與否以及刺激的力度。
第三,公益性基建項目應由政府出資,且基建項目要與人口、產業的流動方向一致。“四萬億”刺激計劃中,正是公益類項目向商業金融機構融資,導致了大量隱性不良資產和全社會杠桿率的大幅上升。因此,本輪刺激政策的公益性基建項目應由政府發債籌資,降低資金成本。另外,基建項目不能全國普遍進行,而是要為人和經濟發展服務,與人口的產業的流動方向保持一致。目前中國仍圍繞著建設城市圈、都市群的核心發展,這些地區需要大量基建投入。而在人口流出、產業發展水平低的地區,更需要幫扶低收入群體的政策。
第四,應盡可能使用總量政策手段,避免針對特定行業的政策手段帶來新的政策扭曲和產能過剩。
第五,刺激政策不是萬能的,應抓住機遇推進結構改革。刺激政策只能保持總需求相對穩定,很多深層次的問題還需要推進結構改革來解決。越是在經濟困難的環境下,機遇越有可能到來,應當抓住機遇制定結構性改革的政策。
本文為3月29日第八期“浦山講壇”上,作者以美聯儲3月23日推出的無限量QE為切入口,深入剖析了當下應對疫情沖擊和全球市場震蕩的政策措施,以及使用這些政策應該關注的內在矛盾,并分析了中國下一步的政策方向。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原主任)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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