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盧鋒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始于2019年12月初，最初僅是單個區域的幾個病例，為什么三個月內能帶來這么巨大的沖擊？新冠肺炎的全球化發展，從流行病學角度來講，根源是什么？這次疫情又怎樣超越原發國的國界，傳播到世界上幾乎所有重要國家和經濟體？我們該怎么樣看待疫情變化？怎么應對疫情帶來的挑戰？

　　今天我們已經身處全球化時代，新冠肺炎疫情也正在成為一個全球化的事件。關于這個疫情對經濟的影響，2月12日我《本次疫情影響更加復雜棘手》一文中就表達過七個方面的基本觀點，認為相比很多人樂觀估計的情形，這次疫情的影響更加復雜和棘手，今天已經得到印證。我當時在文中第七點明確提出：“外國經濟由于自身問題發生重大調整甚至衰退危機，是否會與我國經濟疫情沖擊派生調整產生某種誘因機制聯系和共振現象，萬一發生這種情形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何種回饋作用，在經濟外交和國際關系層面帶來什么問題，分析疫情經濟影響對這些小概率可能情景也需關注。”

　　如今一個月過去，形勢正在朝這個方面不斷演變。2月下旬，美國股市已經狂跌了一次，盡管美聯儲3月3日降息50個基點，3月9日美國股市仍然出現恐慌性拋售，開盤不久即迎來7%的下跌，觸發美國股票歷史上第二次熔斷機制啟動。3月8日，沙特宣布將擴大石油生產，大幅調低石油供貨價格，導致國際市場油價大幅下降。同時，國外疫情加速擴散升級，一些疫情嚴重的城市已經出現了搶購、搶兌醫療資源的情況。已經幾乎可以確認疫情正在成為當代歷史上最嚴峻的一次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事件，并將會成為流行病疫情沖擊影響全球經濟的教科書案例，大尺度改寫疫情經濟學的分析視野與內容結構。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始于2019年12月初，最初僅是單個區域的幾個病例，為什么三個月內能帶來這么巨大的沖擊？新冠肺炎的全球化發展，從流行病學角度來講，根源是什么？這次疫情又怎樣超越原發國的國界，傳播到世界上幾乎所有重要國家和經濟體？我們該怎么樣看待疫情變化？怎么應對疫情帶來的挑戰？

　　針對這些問題，我主要從三個方面分享一點思考：第一是疫情的時代背景，第二是國內疫情的演變和全球擴散情況，第三是疫情的四個階段性影響與互動，最后簡單梳理該如何應對。

　　全球疫情的五個時代背景

　　這次疫情的時代背景，主要包括五個方面：

　　1． 全球環境演變誘致人畜（獸）共患病越來越頻繁；

　　2． 經濟全球化的拓展和深化；

　　3． 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躍升使整個世界對疫情的易感度增加。

　　4． 全球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的脆弱性明顯增加；

　　5． 大國關系與全球治理出現的新挑戰和危機。

　　環境演變誘致人畜（獸）共患病頻發

　　所謂人畜（獸）共患病，是指病原在人類和禽畜身上共存，獸主要是指野生動物、脊椎動物，最終形成一些共患性疾病。21世紀重要的幾次國際流行病疫情，比如2003年中國的SARS，2000-2010年期間的甲型流感、禽流感、埃博拉，以及2020年這次新冠肺炎，在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研究的界定中，都屬于人畜（獸）共患病。其病原體如細菌、病毒、衣原體等，往往來自人類及其飼養的豬、牛、雞等畜禽，以及果子貍、蝙蝠、野生猴等野生脊椎動物。1979年，世界衛生組織（以下簡稱WHO）和聯合國糧農組織就提出了“人獸共患病”的概念，新世紀以后，這方面情況進一步發展。

　　人獸共患病的發展有偶然因素，也跟全球性氣候變暖、城市化、食用野味以及養寵物的習俗有關，這些都有可能改變野生動物的生存環境，增加人和野生動物接觸的機會，從而增加這類共患病的發病概率。十七年前非典疫情發生之后，WHO以及其他相關國際組織曾在紐約舉辦主題為是“一個世界、一個健康”的研討會，提出“曼哈頓原則”，呼吁采取更加系統的方法，預防全球流行的人獸共患病。這是時代背景的第一個重要方面。

　　經濟全球化的拓展和深化

　　全球化的拓展使某一地區的流行病更容易成為全球流行。經濟全球化的拓展和深化可以從三個方面數據來看，首先是國際旅游人次、移民人數都大幅增加，如國際旅游規模空前擴大。國際旅游2000年約15億人次，過去20年增加一倍左右達29億人次；2015年國際移民2.4億，比世紀初增加約三成。

　　其次是貿易依存度在2018年比本世紀初增加11%。同期各國FDI存量占全球GDP比例增加16百分點，達到37.9%。

　　最后是全球供應鏈（GVC）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GVC占貿易比重28%，占全球工業生產比重達到46.7%。一旦全球供應鏈上重要參與國的經濟受到沖擊，國際經濟會受到更大擾動。

　　中國在全球經濟地位躍升

　　本次疫情的首發地在中國，基于中國目前躍升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必然就會增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中國對世界旅游業的影響較大。中國旅游的人數從非典前不到1000萬人，增長到2018年將近1.5億人，增長了15倍，旅游支出增長了18倍；中國出境旅游人數占世界出國旅游人數的比例，從2005年的3%增長到2017年的9.9%，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同時，中國出境旅游的空間分布結構與距離高度相關。七成左右集中在港澳臺和周邊國家，春節期間出境目的地國家泰國最多，周邊九個經濟體占70%以上；但是在過去幾年中發達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占比也在快速增長，2017年已經達到了29.7%。

　　中國經濟增量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占比已經很高。中國經濟的規模20年前大概占全球4%左右，上升到現在已經超過了16%，它的增量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比非典時期的10%左右提高到現在的30%以上，在一些大宗商品、汽車需求的領域對全球增長的貢獻更高。

　　以上變化是中國作為大國經濟追趕的一個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我國經濟發展取得階段性成就的表現；但同時也意味著，如果中國經濟由于各種內在或外在的沖擊產生一些波動，客觀上也會以較大影響力傳遞到外部，并且會通過一個回饋效應反轉影響到中國自己的經濟運行。

　　全球宏觀經濟的脆弱性加大

　　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發達國家，自身都面臨結構性問題，遇到外部沖擊，就可能在應對上面臨困難。發達國家大多正處于后危機時代，過去十多年，各個國家都不同程度地依靠超前的刺激維持經濟增長，導致這些國家宏觀金融的脆弱性在積累，這一點美國表現得最為明顯。

　　數據顯示，美國的資產價格今年2月已經成倍高于歷史最高水平，住房價格也不同程度地高于歷史峰值，而美國的政策儲備空間，較歷史大幅壓縮。2008年危機以后，美國貨幣政策超量寬松，2015年以后曾經試圖努力讓貨幣政策正常化，也有十幾次升息，但是從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來看，表上的收縮頂多可以看作一種邊際調整，美國貨幣的供應量和流動性仍然非常高。財政赤字也在持續擴大，累積的政府債務持續攀升，甚至可能超過了GDP的1倍以上，正在逐步朝著二戰這一歷史最高水平逼近。

　　不僅是發達國家，一些新興國家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疲弱性也在增加。比如新世紀初，增速一度表現非常好的非洲、中亞，過去幾年的經濟增速都出現了明顯回落。還有巴西和俄羅斯這些資源出口國，隨著大宗商品景氣回落，增速也在放緩，特別是阿根廷、土耳其這些曾經被看好的新興國家，過去一兩年都出現了明顯的國際收支壓力和金融風險。面臨經濟沖擊時，他們的金融脆弱性、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都值得觀察。

　　大國關系與全球治理危機

　　近幾年，美國特朗普政府大搞貿易保護主義，甚至跟中國以及其他的國家挑起貿易戰；WTO改革正在推進，但是面臨諸多困難，爭端解決機制的停擺顯示多邊治理的機制面臨巨大壓力。這也就意味著在最需要合作面對危機風險的時候，國際合作本身面臨挑戰重重，甚至戰后國際合作的某些規則基礎都面臨新的質疑。

　　從這五個方面來看，此次疫情有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跟歷史情形都不一樣，這就是本次疫情沖擊發生的時代背景。

　　疫情的國內演變和全球性擴散

　　12月初國內疫情發生，因一些原因預警有所滯后，到元月下旬已瀕臨失控邊緣，政府不得不采取武漢封城和全國性隔離措施；經舉國動員抗疫，我們較快遏制了疫情惡化態勢，2月中下旬疫情逐步得到控制。

　　每日新增病例數據顯示，不同新增確診病例指標先后在2月上旬達到峰值后回落。但數據在2月12日的大幅跳升源于新增病例核算標準調整，做分析時可把跳升數據分攤到當天和之前一段時期，可見2月上旬到中旬初幾個不同新增病例指標先后經歷峰值后回落。全國除湖北指標在2月20日由于一次性體現監獄系統疫情信息而跳升200多個，并未改變新增病例持續下降趨勢。

　　隨著新增病例指標經過拐點，我國累計病例指標曲線也變得越來越平。與非典時類似，在政府動員舉國抗疫后大約2個月前后，全國范圍疫情有望得到基本戰勝疫情。疫情得到控制，并在逐步走向終結。

　　我和吳思芮在文章《疫情空間分布的成因與思考》（盧鋒、吳思芮：疫情空間分布成因與思考）中探討了國內疫情的空間分布特點。從各地報告病例數量上來看，武漢將近5萬病例最多（3月7日24時累計49912例），占全國約8萬病例接近6成；然后是湖北各地市病例較多；其它每個省市區都有病例報告。這些武漢以外的病例是由武漢在節前500萬外出旅行者的不同的目的地分布所決定的，該分布又是由不同的地方跟武漢的距離所決定的。

　　我們用經濟學重力模型，以各地人口及其與武漢距離兩變量，能解釋各地作為目的地吸引武漢500萬外出者約84%樣本差異：給定與武漢距離的顯著反向關系，人口越多吸引武漢外出者越多；同時，給定與武漢距離，各地人口規模仍對發病數有顯著解釋作用。這可能是因為特定地區人口越多，人際交往密度越大，社交聚集頻率越高，特定數量外來已感染者形成擴散可能性越大，另外該地區內部二次傳播可能性上升。

　　國外疫情的擴散過程。最早報告病例是元月13日武漢飛泰國乘客，到元月下旬國外每日報告病例僅有個位數。2月中旬前期日增量升到幾十位，中旬后期至100多位，下旬前半期200-300位，2月底日增量飆升過千人。從相關數據看，2月下旬全球疫情進入快速蔓延拐點。

　　作為原發地，我國元月下旬開始進入舉國動員抗擊疫情階段，因而較早進入疫情逆轉期。外國疫情快速蔓延比我國推遲20多天，加上各國應對力度和效果不同，快速蔓延時期顯著長于我國應是大概率事件。

　　疫情對全球經濟的階段分析

　　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增量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在全球供應鏈和全球出境游市場占據重要地位。這樣一個經濟大國發生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難免會向國外擴散，造成國際影響。

　　根據經濟常識，再結合新冠疫情跨國傳播的現狀，我嘗試把疫情對國際經濟的影響分為四個階段來觀察：

　　一是早期原發國疫情的外溢作用（外溢效應）。任何一個國家發生了重大的傳染病公共衛生事件，難免會對本國經濟造成重要的拖累和影響。這一影響在全球化的環境中首先就會發生外溢效應。即便這個疫情沒有顯著地、大范圍地傳播到國外，一個國家如果自身發生了疫情，它也完全有可能在其他方面影響到國外。

　　二是疫情國外擴散誘發外部經濟擾動震蕩（外震效應）。疫情沒有國界，盡管各國都會去加強邊境控制，但是不一定能完全控制住疫情的擴散。疫情擴散到國外以后，會影響到外國經濟的運行，誘致外部經濟產生一些擾動和震蕩。

　　三是國外疫情和經濟影響回流疫情原發國（回流效應）。在新冠肺炎案例上，國外的疫情和經濟影響就會反過來影響到中國。

　　四是主要國家經濟影響互動共振全面展開（共振效應）。外溢效應、外震效應和回流效應，三者最終邏輯上來說有可能形成一個共振或者互動。

　　按照這四個階段效應劃分，這次新冠疫情已經發生的影響，目前主要處于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第二階段也許還在早期，但同時第三階段可能也已經開始。因為這種劃分不是絕對的，不同階段的效應可能同時發生，我們只是作為一個理解疫情國際影響分析的框架。

　　第一階段：疫情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外溢效應）

　　首先看第一階段，即中國經濟受疫情影響產生外溢效應。可以從三個角度來觀察和驗證：首先最簡單也是最重要的角度，就是旅游和相關行業在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幾乎全部暫停。其次從邏輯角度看，一些對市場預期特別敏感的行業和部門也可能受到影響。最后從外貿和供應鏈角度看，中國經濟受到的影響必然會對中國參與的全球外貿及供應鏈帶來影響。

　　首先旅游及相關行業因疫情面臨“暫停鍵”并一定程度產生外溢影響。1月20日，中國進入舉國動員抗擊疫情的階段，1月21日武漢對進出人員加強管控，此后幾天，有30個省市先后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到1月27日，幾乎所有旅游團全面停止包括出境游在內的業務。舉國抗疫正值中國春節黃金周。對比2019年春節黃金周，旅游出行4.21億人次，今年這個黃金周出行人數降到1.518億人次，降幅高達63.9%。同時，今年原本境外旅游有700萬人，疫情使絕大部分都沒法成行。攜程的“黃金周”也因此變成“退票周”，國際旅游以及酒店、郵輪、航空、娛樂等相關行業都遭到重創。尤其是郵輪業遭遇的重大挫折不知道要多長時間才能得到恢復。

　　其次是對市場預期較為敏感行業部門可能產生影響。比如大宗商品、石油、海運指數。我們從邏輯上認為，這些領域都會出現反應。但當前只有波羅的海的海運指數明顯出現下降勢頭，其他指標變化不是很明顯。波羅的海的海運指數進一步下降，很難說是受中國疫情影響，因為它本來就在下降。換句話說，從邏輯上分析的可能性，暫時還并沒有得到現實數據的支持。

　　但我并不因為懷疑邏輯本身，數據滯后可能有兩方面原因：第一，中國如此大的疫情和經濟沖擊，過去從未有過，遠超非典，所以市場沒有經驗參照，應對的敏感度因此跟邏輯分析的情形有差距。第二，學界及市場人士對疫情帶給經濟的影響早期偏樂觀，有人曾預測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可能只有0.1%，幾乎可忽略，所以很多行業和經濟體，包括國際市場，對疫情的反應嚴重低估和滯后。

　　最后是國內經濟短期擾動拖累對外貿易，并對疫情比較敏感的供應鏈產生某種影響。2月我國PMI直降到35.7，反映疫情對制造業正常運行短期形成很大沖擊，并拖累1-2月出口負增長17.2%。由于我國經濟國際影響力比SARS期提升好幾倍，國內經濟波動難免對國際經濟形成短期結構性傳達。最直接影響是春節期間我國境外旅游700萬人，很多在春節黃金周及以后未能成行，對我國游客偏好的國外景區帶來影響。據媒體報道，在汽車、電子等全球供應鏈行業，疫情影響也較早形成不同程度傳導。

　　當然，疫情給經濟帶來的消極影響，可能也會有一些結構性的、比較長期的影響，但大部分應該是短期性影響。

　　第二階段：國外疫情對其經濟的沖擊作用（外震效應）

　　如果疫情的國際擴散很有限，比如非典疫情，盡管對國內的經濟造成影響，但由于中國當時的經濟體量小，國際化程度也不深，疫情的國際擴散也很少，因此，當時的國際影響很有限。與非典相比，這次疫情的外震效應明顯增強，疫情本身在全球范圍快速擴散，加上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很高，再加上不少國家的宏觀經濟本身已經很脆弱，這一階段的國際影響就大很多。

　　美國的第二階段效應表現非常典型。2月25日，美國疾控中心有關負責人對疫情的演變前景做出公開評論，首次告訴美國國民疫情最壞的情況預估，引發美國金融市場2月最后一周股市下跌10%左右，進而引發3月3日美聯儲50個基點的降息，以及3月9日美國股市的再次暴跌，甚至誘發國際油價巨變。

　　截至目前，美國和歐洲股市跌幅都超過7%，并觸及熔斷機制。這已經不是第一階段的外溢效應，而是各國自身對疫情前景預期帶來的震動。

　　油價波動的原因更為復雜。后危機時期的石油需求增速已經呈趨勢性放緩，美國石油生產能力快速擴張，導致沙特領導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和俄羅斯領頭的一些聯盟之間矛盾日深，為了減產，屢次談判破裂，3月6日的談判破裂后導致沙特兩天后大幅下調4月份外銷原油的官方定價，并表示4月份還要把原油供應量提高到每天1230萬桶，最終導致油價暴跌。所以，油價暴跌的背后有非常深刻的行業背景以及宏觀經濟背景。這些變化本身，當然都是事出有因，也可能疫情的沖擊是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導致巨大調整。所以，也可以看作是第二階段震動效應的表現。

　　疫情第二階段的國際影響下一步還會如何演變，美國、歐洲和東亞經濟體的情況都需要再觀察。如果美國應對得當，疫情帶來的巨大震蕩可能會很快過去，如果應對失當，不排除誘發更嚴重的市場動蕩，甚至影響美國大選。歐洲的疫情也是，如果意大利、德國、法國、西班牙情況失控，很可能會成為繼歐債危機后讓歐元區、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t）等再次面臨新的沖擊和考驗，目前都尚不能確定。

　　第三階段：外部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波動聯動作用（回流效應）

　　對中國而言，主要表現為輸入型病例的回流，還有美國的金融振蕩可能帶給中國資本市場的影響。

　　好在中國的疫情控制目前已經呈現積極性趨勢，央行也提供大量流動性，這次中國股市雖然有波動，表現可能會相對穩健。總體來講，第三階段的影響還在發酵，未來對中國經濟的回流影響，取決于國外的經濟形勢演化。

　　第四階段：全球主要國家經濟影響的互動（共振效應）

　　最后的互動效應或共振效應取決于第二、第三階段的發展。目前還需要時間觀察。

　　如何應對疫情的全球化影響

　　關于疫情的應對，我簡單總結了四個方面：

　　第一， 中國的應對方案：國內要把結束疫情排在最優先位置，第二優先位置是復工復產和經濟正常運行。疫情到了這個階段，需要保持高壓態勢，但也要避免過猶不及，不能因為個別病例而進一步升級防控措施，這對經濟運行和恢復成本太高，難以承受。此外，宏觀政策、財政貨幣政策要及時發力，保持合理增速。針對非典和新冠肺炎這樣的疫情，還需要總結預警、預防環節的規律性問題，深度改革，以提高治理能力和效率。總體而言，中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包括該改的改到位，就是對全球最重要的貢獻。

　　第二， 各國應盡快扭轉疫情發展趨勢。各國應動員努力，并展開國際合作，盡快扭轉疫情整體發展加劇的趨勢。中國在國內疫情得到控制和基本結束后，可憑我們較強的物資裝備供給能力、醫護專業人才總量能力和最早抗疫的實戰經驗為國際抗疫發揮特殊作用。

　　第三， 各國在宏觀方面應主動協調。各個國家應密切跟蹤第二和第三階段的進展情況，在保障全球宏觀經濟穩定、防控金融風險方面發揮主動協調的建設性作用。在第二和第三個應對問題上，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可以從雙邊區域以及多邊層面來設計應對的措施和政策，這些方面都有進一步具體探討的余地。

　　第四， 企業家的應對之策。今天是國發院給商學院同學和校友舉辦的講座，也對企業層面應對談幾點淺見。不到20年我們發生了兩次類似性相當高的、重大的疫情沖擊，并且尤其是這次新冠疫情的沖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這給我們所有的企業高管提供一國際社會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各國動員，一起努力，再加上國際合作抗擊疫情。如果國外疫情繼續向深入發展，中國在自身疫情可控后，應該向國際上疫情嚴重的地區支援物資裝備的供應能力、醫護專業人才，以及最早抗擊疫情的實戰經驗，應該有條件為國際抗擊疫情發揮積極作用。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