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澤平：我為什么旗幟鮮明倡導新基建而不是四萬億重來

2020年03月06日07:16 作者:任澤平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任澤平、熊柴、孫婉瑩、梁穎

　　1、“新基建”正在成為朝野共識，是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的最簡單有效手段，是中美貿易摩擦下大國競爭和改革創新的勝負手，不是“四萬億重來”“重走老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3月4日召開會議，會議指出，要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應急物資保障領域投入，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要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

　　我們最早最堅定最旗幟鮮明倡導“新基建”。2018-2019年多次提出“對人口流入地區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進行適當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適當放松地方債務要求，不搞終身追責制”。2020年1月31日在影響廣泛的《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分析與政策建議》中提出“提前做好項目儲備，疫情后大搞基建減稅，對人口流入地區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進行適當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2月28日發布震動業內的報告《是該啟動“新”一輪基建了》，提出“其實最簡單有效的辦法還是基建，新基建”。引發業內討論和資本市場反應。

　　有觀點把“新基建”和“四萬億重來”、“重走老路”等混淆，這種思想認識還停留在上個時代。

　　“新基建”是有時代烙印的，如果說20年前中國經濟的“新基建”是鐵路、公路、橋梁的話，那么，未來20年支撐中國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新基建”則是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互聯網等科技創新領域基礎設施，以及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消費升級領域基礎設施。

　　“老基建”在部分地區尤其人口流出地區已經過剩，再投資勞民傷財。當然對于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城市群，長遠來看道路橋梁建設的空間仍大，否則將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嚴重問題。

　　“新基建”是未來發展的短板，新的投資領域主要包括：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這些領域是兼顧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長期增加有效供給的最佳結合點，是中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質量發展、創新發展的大國重器。

　　“新基建”投資潛力巨大，經濟社會效益顯著。比如，未來5G網絡建設投資將達到1萬億以上，帶動的產業鏈上下游以及各行業應用投資將超過數萬億投資，更重要的，5G網絡建設將有助于培育繁榮互聯網經濟、人工智能、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等新技術新產業，帶動十幾萬億產值的新經濟，為搶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術制高點奠定堅實的基礎設施。

　　中國過去幾十年，是適度超前基礎設施建設的最大受益者，是“集中力量干大事”體制優勢的重要體現。沒有適度超前的基建，怎么會有中國制造的強大競爭力？沒有超前的網絡寬帶建設，怎么會有互聯網經濟的繁榮發展？怎么會有外資紛紛看好中國，涌入中國？怎么會有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高速增長？怎么會形成強大的全球產業鏈？怎么會形成全球互聯網經濟和高科技產業的中美爭霸局面？

　　我們認為，除了硬的“新基建”，應該還包括軟的“新基建”。近年經濟社會領域“疫”情頻發，經濟持續下行，先后遭遇2015年股災、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2019年民營經濟離場論、豬價大漲、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戰。暴露出經濟社會大轉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層層加碼、誤傷民企中小企業、部分領域改革進程緩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創新短板、輿論監督缺位、社會治理無序等問題，制度短板凸顯。值得深思，深層次體制機制改革的緊迫性提升，避免到處救火。

　　因此，我們建議還應加強軟的“新基建”：加強輿論監督和信息公開透明、建立《吹哨人保護法案》、補齊醫療短板改革醫療體制、加強應急醫療體系建設、加大汽車金融電信電力等基礎行業開放、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改善營商環境、大幅減稅降費尤其社保繳費費率和企業所得稅、落實競爭中性、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建立新激勵機制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等。

　　“新基建”不僅是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的有效政策手段，更是中美貿易摩擦下大國競爭和改革創新的關鍵殺手锏，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運之戰，勝負手。3月3日美聯儲緊急降息50個基點，3月4日中國政治局常委會強調“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一個大放水，一個新基建，我相信歷史將會給出最終的答案。

　　在危難之際，“新基建”挺身而出。雖然一度備受爭議，但今天它正在成為朝野共識，在萬眾矚目中，身負使命，榮耀加身。

　　作為“新基建”旗幟鮮明的倡導者，這是我們前期觀點的延續，在2010年參與研究提出“增速換擋”，2014年預測“新5%比舊8%好”、“5000點不是夢”，2015年預測 “海拔已高風大慢走”、“經濟L型”、“一線房價翻一倍”、“房地產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2017年提出“新周期”，2019年提出“充分估計當前經濟形勢的嚴峻性”“拿掉豬以后都是通縮”“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氣推動改革開放”。

　　“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铘；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

　　這一系觀點是我們過去十多年在系統深入研究德日韓臺美英新等經濟體轉型經驗教訓基礎上、結合中國現實得出的重大判斷，逐漸形成了“轉型宏觀”分析框架，實戰經濟學（參考專著譯著《從奇跡到成熟：韓國轉型經驗》《大勢研判》《新周期：中國宏觀經濟理論與實戰》《房地產周期》《全球貿易摩擦與大國崛起》）。

　　拿什么來拯救你，我親愛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公共政策正面臨重大抉擇。成，則偉大崛起時隔五百年重回龍座；敗，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漫長黑暗。不要放過任何一次危機！

　　2、怎么對沖疫情和經濟下行？其實最簡單有效的辦法還是基建，“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擴大需求、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助于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提升長期競爭力，改善民生福利。

　　這幾年，中國經濟分析研究最需要的是客觀專業務實，現在社會上有些思想認識存在“一刀切、層層加碼”，非黑即白是情緒化的民粹的業余的。

　　現在一提到基建有些人就會上綱上線，說是刺激鐵公基，這是嚴重誤解。過去40年，沒有適度超前的基建，怎么會有中國制造的強大競爭力？沒有超前的網絡寬帶建設，怎么會有互聯網經濟的繁榮發展？而印度經濟發展潛力釋放不出來，很大程度受制于基礎設施短缺，道路、橋梁、衛生系統都問題很大。

　　從歷史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增發特別國債加強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推出大規模基建投資，盡管當時爭議很大、批評很多，但現在看來意義重大，大幅降低了運輸成本，提升了中國制造的全球競爭力，釋放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巨大潛力。

　　啟動“新”一輪基建，關鍵在“新”，要用改革創新的方式推動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簡單重走老路，導致過剩浪費和“鬼城”現象。未來“新”一輪基建主要應有四“新”：

　　一是新的地區。2019年中國城鎮化率為60.6%，而發達國家平均約80%，中國還有很大空間，但城鎮化的人口將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們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率達71%時，新增2億城鎮人口的80%將集中在19個城市群，60%將在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等7個城市群，未來上述地區的軌道交通、城際鐵路、教育、醫療、5G等基礎設施將面臨嚴重短缺。對人口流入地區，要適當放松地方債務要求，不搞終身追責制，以推進大規模基建；但對人口流出地區，要區別對待，避免因大規模基建造成明顯浪費。

　　二是新的主體。要進一步放開基建領域的市場準入，擴大投資主體，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項目要對民間資本一視同仁。

　　三是新的方式。基建投資方式上要規范并推動PPP，避免明股實債等，引進私人資本提高效率，拓寬融資來源。

　　四是新的領域。調整投資領域，在補齊鐵路、公路、軌道交通等傳統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展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數字經濟、教育、醫療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創新穩增長，發展創新型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有觀點認為，大搞減稅基建將增加地方債務負擔、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大，我們認為這種觀點缺少長遠的大局觀，在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時候財政還要保收支平衡將使企業居民雪上加霜，財政應該搞跨期平衡，從平衡財政轉向功能財政。只要中國經濟繁榮發展，人民安居樂業，何愁未來財政問題。如果百業蕭條，財政何談平衡。

　　還有觀點認為，應該通過控制大城市規模而不是改善城市基礎設施，來治理“大城市病”。我們通過幾十個代表性經濟體上百年城市化歷史研究發現，人口流動的基本規律是“人往高處走，人隨產業走”，都市圈城市群化是未來人口流動的大方向。過去受“小城鎮派”的“控制大城市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鎮、區域均衡發展”的計劃經濟思想誤導，導致人地錯配、供求分離，一二線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

　　我記得10年20年前，就有很多觀點都說北京人口太多了。2000年北京常住人口1382萬人，2008年1695萬人，根據統計部門公報2019年2154萬人，事實上根據大數據可能已經超過2500萬人。20年前我們按照1500萬人規劃了這座城市，規劃了她的土地供應、軌道交通、公路、教育、醫院，現在北京人口增加了1000萬人，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樣子。所以，人口流入城市進行適度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有助于穩增長，而且是重大民生福音，何樂而不為呢？

　　3、面對疫情沖擊和中美貿易摩擦的大國競爭，減稅降費勢在必行，放水養魚，與民休息，是軟的“新基建”。中國全口徑的宏觀稅負（含土地出讓收入）高于美國，非稅負擔更高，而民生支出少、社會保障層次低。

　　1）全口徑下2018年中國的“宏觀稅負”為35.2%，高于美國的26.3%，美國減稅后可能減少宏觀稅負平均0.8個百分點/年，對中國產生壓力。全口徑的財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以及社會保險基金收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導致大量稅收由企業繳納。中國稅收的征收對象以企業為主，美國稅收的征收對象以個人為主。2018年，中國的增值稅與企業所得稅之和占財政收入比重52.8%，而美國的企業所得稅占財政收入比僅3.7%。

　　2）中國的非稅收入主要包括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和其他收入。中國非稅收入占財政收入仍較高，2018年為14.7%。美國聯邦非稅收入在美國聯邦財政收入占比較低，不足4%。近年來中國持續推動減稅降費，稅收收入、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續下降，但是土地出讓收入、社保收入持續上升帶動宏觀稅負上升，抵消了部分減稅降費的成果。同時，近年來的減稅以增值稅為主，但增值稅為流轉稅，減增值稅并不能直接增加企業利潤，且存在二次分配效應，占據強勢地位的國企和上游受益更明顯，民企和中下游企業受益程度低。

　　3）稅收在“用之于民”方面有差距，中國社會保障的低層次和發達國家的高福利對比鮮明。大量的稅費收入用于供養龐大的機關事業群體和建設性支出，用于社會大眾的福利保障受到擠壓，社會保障水平偏低。

　　4）企業面臨的勞動力、環境、土地要素成本持續上升，進一步抵消了減稅降費對企業減負的效果。我國企業面臨著行業壟斷、服務業開放度較低導致的高昂的土地、電力、天然氣、石油、物流、融資等基礎性經營成本，在國際競爭中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伴隨人口紅利的消失而衰減。我國汽油、柴油、天然氣、電力、土地價格分別為美國的1.6、1.3、4.5、1.3和2.6倍。

　　5）建議：

　　優化減稅降費方式，從當前主要針對增值稅的減稅格局轉為降低社保費率和企業所得稅稅率，提升企業獲得感，真正讓企業和老百姓得實惠。

　　推進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轉型，隨著二產比重下降和三產比重上升，從高速增長階段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兼顧經濟建設和民生投入，我國稅制應進行改革轉型。

　　中國應完善個稅制度，拓展稅基，將部分隱性收入人群納入到征稅范圍，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增加對中低收入群體的抵扣，防止個稅淪為逆向調節的工薪稅。

　　繼續推進資源稅擴圍與消費稅征稅對象調整，充分發揮保護環境、促進綠色發展，反映資源的稀缺性。

　　4、如果說疫情是黑天鵝，那么中國少子化老齡化加快則是灰犀牛，這才是長期真正的挑戰，人口政策調整是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降至1465萬，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2.6%，未富先老。日本首相安倍把少子化視為國難，俄羅斯總統普京稱俄羅斯的命運和歷史前景取決于人口。調整人口政策事關人口健康可持續、中國長期經濟增長和民族復興。

　　1）出生人口持續下滑。繼2018年中國出生人口下降200萬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萬至1465萬。2019年出生人口減幅明顯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齡婦女數量減幅邊際明顯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穩定。從長期趨勢看，由于生育堆積效應逐漸消失、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當前出生人口仍處于快速下滑期，預計2030年將進一步降至不到1100萬。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養老負擔、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生得起、養不起”。

　　2）中國人口老齡化加快，2022年將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19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2.6%，未富先老問題突出；美日韓老年人口比重達12.6%時人均GDP均在2.4萬美元以上，而中國僅1萬美元。從發展趨勢看，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和規模前所未有，2022年將進入占比超過14%的深度老齡化社會，2033年左右進入占比超過20%的超級老齡化社會。人口老齡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顯，養老金缺口將日益增加。

　　3）人口紅利消失，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滑。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見頂，預計2050年比2019年減少23%；2010-2018年中國經濟增速已從10.6%降至6.1%，即將進入“5時代”。老齡化提高消費降低儲蓄和投資，導致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并引發消費結構變遷，比如醫療保健占比將逐漸提升。

　　4）該不該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我們建議：第一，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讓生育權回歸家庭自主，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經濟補貼政策。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加大教育醫療投入，保持房價長期穩定，降低撫養直接成本。第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打造高質量為老產品和服務體系，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加快推進國資劃轉社保補充缺口，推動社保全國統籌，發揮養老保障體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構建老有所學的終身學習體系，鼓勵企業留用和雇傭年長勞動力，適時適當推遲法定退休年齡。打造高質量的為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系。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

　　5、培育經濟新的增長點，最好的辦法是開放，開放促進繁榮。

　　舉兩個例子：

　　1）中國行業開放程度高低不一，越開放的行業競爭力越強。加入WTO以后，汽車走向“市場換技術”和搞保護政策，結果是大而不強、國內市場基本淪陷；家電積極對外開放，迅速崛起、享譽全球。

　　當前中國行業的開放程度可分為三類：一是開放程度較高，如多數制造業和旅游業；二是限制類，主要集中在基礎能源和自然壟斷行業，如電力、金融、電信和醫療；三是禁止類，主要涉及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如互聯網信息業、新聞廣播業和軍工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開放水平總體持續提高并取得巨大進步，但仍然存在不足。一是關稅方面，為保護幼稚產業，汽車、化妝品和高端服裝關稅水平與國際相比仍然偏高。二是投資方面，OECD公布外商投資限制性指數排名，中國在70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6，僅好于馬來西亞、俄羅斯、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和菲律賓，2010-2018年，中國總體限制性指數僅提高4個名次。三是知識產權方面，中國在基礎研發、執法透明度、產權保護和維權意識方面偏薄弱。

　　從家電和汽車成敗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看，中國應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相信市場，相信企業家，相信科技創新人才，相信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展現開放自信，釋放巨大的發展潛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2）我們可能再也無法忽視韓國電影的進步了。剛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等四項大獎的《寄生蟲》，《熔爐》，《釜山行》和《流感》，《辯護人》，講述的都是什么。我們已經不能停留在以前《冬季戀歌》《我的野蠻女友》這樣的認識了。韓國電影的審查分級制度是偉大的，今天她終于結出碩果，只有開放才能帶來繁榮。在今天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來看韓劇的進步，讓我們更清醒。10年前我在國研中心曾獲得任務專門研究韓國為什么轉型成功，從一個一窮二白的殖民地創造“漢江奇跡”，樸正熙、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等一批批改革家，以及無數的律師、記者、知識分子等，前仆后繼，推動了這個國家走向經濟、政治、社會的全面現代化。這更堅定了我們對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成功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