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庚南

　　金融業在為受疫情沖擊的行業、企業“輸血”同時，也需做好自身防護，謹防被“感染”。既要有與企業共度時艱的責任意識，又要有守住風險的底線意識。

　　毋庸置疑，面對疫情對實體企業的沖擊，面對企業復工復產難、流動性風險凸顯態勢，金融業理當如白衣戰士一樣奔赴抗疫前線，義不容辭為企業輸血，助力企業復產復工，推動經濟盡快修復。

　　當然，金融業在為受疫情沖擊的行業、企業“輸血”同時，也需做好自身防護，謹防被“感染”。既要有與企業共度時艱的責任意識，又要有守住風險的底線意識。在加大對受疫情影響企業金融支持的同時，也要盡最大可能保護信貸資金安全（也要做好“犧牲”的準備），包括對保護客戶經理的保護。

　　這就要求金融機構在抗“疫”之前穿上“防疫服”，增強面對疫情的膽識和自我保護能力，關鍵是建立適應疫情防控的四方面機制。

　　容忍機制：提高適應疫情防控的風險容忍度

　　疫情之下，企業是脆弱的。從用工、訂單、現金流、原材料到市場，企業無疑要面臨更多的困難，這勢必使企業效益及還款能力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從而增大貸款風險。此情之下，金融機構給企業貸款恰似雨中送傘，難免會遇上“水坑”、會“打濕鞋褲”。

　　這就要求金融機構既要有擔當，又要對面臨的風險有充分的估計和承受風險損失的勇氣。尤其需要強化逆周期思維，適當提高風險容忍度，使基層經營行“愿貸”。

　　金融運行的邏輯告訴我們，對風險保持一定的容忍度恰恰是金融機構“經營”風險以獲利的基礎，——金融的實質就是通過買賣“風險”以獲取風險溢價，因此風險容忍度是金融運行的內生指標。如果容忍度過低，勢必影響業務的拓展，無法產生規模效益；如果容忍度過高，則容易形成風險成本失控，風險溢價過低，甚至形成虧損。

　　從改善金融服務、提升小微企業金融獲得感的角度出發，特別是從支持企業抵御疫情沖擊、盡快復工復產的大局出發，適當提高風險容度無疑是必要的，也是暢通融資渠道的關鍵；但從金融機構自身運行看，愿不愿意提高風險容忍度，則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制約，關鍵則在于頂層設計。

　　從基層經營行看，風險容忍度提高，意味著愿意承擔更高的風險成本，相應地，需要讓渡一部分利潤（理論上的高風險高溢價現實中未必可行）。這顯然與上級行設定的利潤考核目標直接相關。往上追溯，則與商業銀行總行的目標利潤設定密切相關。而商業銀行總行目標利潤的設定由誰決定？由董事會及其所代表的股東利益決定。這一點，不同類型的銀行表現無殊。當然，不同類型的銀行還面臨來自不同出資人的考核要求，也包括法定代表人面臨的人事方面的績效考核等要求。因此，金融機構風險容忍度能否依循逆周期要求適當提高，關鍵在于頂層設計。

　　提高風險容忍度的另一方面，則與監管對風險的容忍度相關。對于疫情期間因服務于抗“疫”大局、“急事急辦”“特事特辦”等非常規因素形成的不良資產，監管部門應給予差異化的考量，以消除金融機構后顧之憂：一是從監管評價的角度，適當提高對貸款不良率的容忍度；二是在后續監管檢查中，對于“打”有疫情“標簽”的合規性問題給予體現實事求是精神；三是針對疫情防控期間金融機構采取的“應貸盡貸”“應續盡續”等非常措施，及對中小微企業貸款實施的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可能形成逾期超60天、90天而未實際納入不良的情況，應給予一定的寬容期。

　　容錯機制：制定適應疫情防控的盡職免責制度

　　如果從結果推導，金融機構出現的每一筆不良資產大都能追溯到源頭的不審慎，找到放貸者的瑕疵。若無一定的容錯或免職機制，勢必極大挫傷基層人員的積極性。

　　如何制定科學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盡職免責機制，一直是商業銀行進行金融創新、完善金融服務，特別是拓展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方面面臨的瓶頸，也關系到客戶經理“敢不敢貸”的問題。在防控疫情的特殊背景下，盡職免責機制的重要性尤為凸顯，它直接關乎各項防控疫情、扶持企業復工復產的政策措施能否真正落地，各路資金能否真正流向實體、流入受疫情影響的企業。

　　如何破解這一難題？或許疫情恰恰提供了這樣的契機。銀保監會提出了把握盡職免責的三個原則：一是企業是不是誠實守信的企業；二是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是不是有市場、有訂單的；三是銀行貸款是不是真正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而不是違規流向房地產、違規流向資本市場。只要把握這些方向，大原則把握住了，能免去的責任盡可能給基層網點免去。

　　上述三原則無疑為金融機構落實盡職免責提供了比較清晰的導向。從盡職免責的角度，需要把握的是貸款發放時企業的相關情況是否符合三個原則，而非事后從結果去推斷發放貸款時的狀況。當然，盡職免責機制如何真正落地，其實并不容易。太原則顯然很難落地，太細化則往往“免無可免”，因此規則條款的粗細適中很重要。

　　容缺機制：構建適應疫情防控的審貸“綠色通道”

　　從改進政府部門服務，推進“只跑一次”角度看，容缺機制無疑是值得積極推進的。在疫情之下，倡導容缺機制有著特別的意義。

　　一些按現行規制要求現場實施的流程，比如實地調查、面簽等，在疫情期間或難以完成。這種情況下，若依然按照“本本”執行，勢必影響很多信貸行為的實現，這顯然與“救急如救火”的疫情防控要求相悖。因此，在疫情防控期間，應按照特事特辦、急事急辦原則，建立對現行貸款審批流程、要素的容缺機制。對于疫情防控期間因客戶提供資料不全、手續存在瑕疵等情形的，在真實合規的前提下，可采用先行受理、容缺辦理、跨網點受理等模式為客戶提供便捷服務。借助信息科技手段，形成替代性補缺措施。

　　這同樣需要配套的機制跟進。正如銀保監會政策研究局一級巡視員葉燕斐所言，“金融監管部門要改進工作，對電子單證、電子影像、電子簽章、電子數據的合規性、合法性要充分的認同，不一定需要拿紙質的證件，這樣過于教條”。

　　當然，即使容缺也應適度、慎重。畢竟信貸活動實際上涉及合同簽訂問題，相關合同要素的殘缺或直接損害合同的有效性。必須清醒的是，信貸審批中存在的任何瑕疵，都可能成為今后的“呈堂證供”，你的無底線幫扶或許成為他日后的無底線賴賬！

　　識別機制：防范幫扶企業中可能存在的“假摔”

　　在提供抗“疫”金融支持的同時，金融機構需要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既要積極為疫情防控提供精準金融服務，又要對非常規信貸操作背后可能存在的道德風險保持高度警醒。

　　因此，在信貸條件把握方面要寬嚴并濟。一方面，在疫情防控及復工復產關鍵時期，應堅守不盲目抽貸、斷貸、壓貸的底線思維。要避免垂危的企業猝死，導致風險放大；更要防止原本有市場、有訂單、有效益的企業因“失血”而倒下。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一些企業“無病呻吟”，不要讓抗“疫”的專項資金、專項政策成為無良企業眼中的“唐僧肉”。既要防止大水漫灌下的過度融資與“馬太效應”，又要識別“哭窮”“假摔”。對于風險形成于疫情之前，無前景、缺乏市場與效益的企業，仍當謹慎。特別是一些涉及產能嚴重過剩和需淘汰落后產能的企業，要防止其“借尸還魂”。同時，對于名目繁多的政府“清單式”的幫扶，要謹防幫扶清單中夾帶“私貨”。

　　當然，金融機構在抗疫同時，首先需要自我評估一下免疫能力（抗風險能力）、風險抵御與風險消化能力，包括對減免息的承受能力。從目前的指標檢測看，無論從不良率水平、風險撥備還是利潤積累方面，應該說金融機構的“體格”都完全合格，勿需太多顧忌，“該做的就大膽做”。

　　(本文作者介紹：先后供職于工商銀行、人民銀行，現為銀行監管部門人士，長期負責小企業金融服務推進工作，潛心研究小企業金融服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