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梁建章

　　面對首先在武漢爆發的新冠疫情，中國政府發揮了強大的執行力，采取大規模社區隔離等強力措施，基本成功控制住了國內疫情的蔓延，很多工廠和企業也正在復工過程中。

　　但令人擔憂的是，目前世界其他國家卻逐漸顯現出難以抵擋疫情蔓延的風險，韓國、意大利、伊朗等國家相繼出現了大量社區感染，同時在美國、日本以及歐洲其他國家，也存在著進一步蔓延的趨勢。由于種種原因，這些國家難以像中國一樣采取強力的封鎖和隔離措施，所以只能采取應對流感的常用手段，僅對重癥的病人進行治療，盡量降低死亡率。這種流感化的防疫對策，和中國式的疫情應對辦法形成了鮮明對比。

　　流感化的防疫對策是否有效，最終取決于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在湖北地區，疫情的死亡率高達3-4%，但該項數據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因為其分母即實際感染人數可能被低估。更準確的估算來自于湖北以外的死亡率，該數據在0.5%-1%之間，比流感的死亡率（0.1%-0.2%）高了幾倍。未來隨著醫療方案的不斷改進和新藥的推出，尤其是可以學習中國的寶貴治療經驗，未來存在死亡率降到和流感同一個數量級的可能性。

　　當然，流感化的防疫對策，客觀上可能導致更多的病人死亡，對于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但如果和以往每年死于流感的龐大人數相比，其實這個悲劇處于同一個數量級。所以在最初的恐慌期過去以后，流感化的防疫對策會逐漸成為常態，確保各國經濟不至于因此停頓或者走向崩潰。在這種應對措施下，各國的發病率和死亡人數可能會高于中國，但他們其實別無選擇，只能用好有限的醫療資源和最新的治療手段，以盡量減少死亡人數。

　　如果全世界都采用流感化的防疫對策，反過來也會給中國的強力應對方式造成巨大的壓力。比如隨著疫情在境外的逐步蔓延，現在很多人都在問，中國是否要限制所有外國人入境呢？又或者是否必須對入境外國人以及出國返回的中國人一律隔離14天？目前在中國的很多地方，對所有入境客人采取隔離14天的措施。這種一刀切的隔離方式肯定不可取，但是隔離來自高風險國家的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在這些國家采取相對弱勢的流感化防疫對策后，其國民比中國人具有更高的傳染風險，所以僅從嚴控疫情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自然應當限制和隔離這些外國人。但問題在于，絕大多數國家的疫情控制力度都不如中國，如果對于大部分國家都嚴格采取隔離措施，中國經濟能夠承受這樣的代價嗎？這不只是傳染病學的問題，更是一個綜合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如果只從短期來看，那么在某個特殊時段限制外國人入境，給經濟直接帶來的負面影響似乎相對有限，最多不過是損失了與入境旅行相關的一些產值。但是從長遠來看，其負面效應卻可能變得非常巨大。試想一下，如果中國的對外交流退回改革開放之前的水平，那么整個社會將是一種什么狀態，經濟又會下降到何種水平？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好不容易占據了世界供應鏈的重要部分，但如果在今后的一年半載里面，各國的企業家、營銷管理人員都無法來到中國，那么中國和全球的連接會越來越弱。打個比方，如果馬斯克當初來不了中國，又或者抵達中國之后就必須被隔離14天，后來還會有上海的特斯拉工廠嗎？在很多創新領域，中國和全球的合作，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但如果中外科學家們進出中國都需要被隔離14天，那么中國的科技對外交流會受到極大阻隔，其巨大的負面效應最終會體現在經濟和創新領域。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在貿易戰的背景下，美國政府正千方百計地要和中國脫鉤，以打壓中國的創新，美國還不斷利用外交手段來勸說其他發達國家和中國脫鉤。疫情爆發后，美國也是最先禁止中國人入境的國家。今后很可能出現的一種局面是，一方面，中國本身對于疫情的控制做得比較好，另一方面，國外由于采取流感化的措施導致疫情繼續蔓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很可能出于防疫考慮而阻隔和世界各國人員的交流，此舉當然有利于防治疫情，卻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脫鉤，恰好達成了美國原本通過外交手段都難以實現的目標。

　　再從國內形勢來看，中國今年的經濟已經面臨巨大的壓力。幸好在國內疫情逐漸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下，中國政府可以出臺一些政策來刺激經濟，比如盡快恢復湖北以外地區的正常經濟和社會秩序，推出各種扶持企業渡過難關的政策，以及加大大城市的土地供應和基礎設施建設，還有完全放開和鼓勵生育等措施。（附：梁建章：疫后復蘇需要馬上出臺哪些政策？）這些政策能夠幫助中國經濟盡快恢復元氣，減少企業倒閉、員工失業等社會不穩定的風險。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警惕與世界脫鉤的風險，尤其考慮到因為防疫策略不同而造成的脫鉤風險。要避免這種風險，我們就必須全方位地加強和世界的交流，包括商品交流、信息交流、資金交流和人員交流。在人員交流暫時受阻的情況下，保持信息和資金的開放就變得更加重要。在開放投資方面，可以進一步加大高科技、金融服務、醫療教育等行業的開放力度，讓更多像特斯拉這樣的高科技企業來中國投資辦廠。當然，面對面的交流在很多情況下還不可替代。所以在人員交流方面，我們需要避免一刀切的隔離所有出入境人員，而只是隔離少數高風險入境人群。另外，需要避免由于各地為政形成的政策混亂，這會給外國人入境造成更大的不確定性，而是應當在中央層面基于科學分析作出統籌安排。如何在防治疫情和人員交流之間找到最佳平衡，將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一個難題。

　　在這方面，不妨借鑒一下新加坡的例子。作為一個很早就發現確診患者的國家，新加坡成功地以較小代價控制住了疫情。在新加坡，政府并沒有進行大面積的社區隔離，只是追蹤隔離確診患者和與其緊密接觸的人。在入境限制方面，新加坡雖然禁止了所有中國人入境，但是至今沒有限制韓國和日本等疫情較重的其他國家。根據新加坡政府的最新表述，面對全球疫情蔓延的新形勢，他們并不傾向于限制更多國家的人入境，反而有選擇地逐步放開某些地區的人員入境：比如中國湖北以外的人員入境。乍一看，此舉似乎意味著很高的風險，但可能卻是在平衡開放和防疫兩方面之后做出的艱難選擇。

　　任何國家都無法承受與全球隔離的代價，最多只能階段性地阻隔和少數國家的人員交流。當中國以外的主要國家紛紛將新冠肺炎當作流感來應對時，中國也無法獨善其身。如何適應這一可能的前景是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和值得深思的議題。中國在國內防疫勝利在望之際，也會很快面臨這個難題：如何在開放和防疫之間尋找最佳平衡。

　　(本文作者介紹：攜程聯合創始人、執行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