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梅新育

　　無論是經濟危機、社會動亂、自然災害，還是重大瘟疫，重大沖擊倘若僅僅局限于一國、兩國之內，除非由此激發推動該國組織動員能力、經濟與政治效率產生了質的飛躍，否則通常只是給當事國帶來凈損失而導致其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下降；但如果重大沖擊蔓延波及眾多國家，特別是波及眾多主要經濟政治大國，甚至全球化，那么，這樣的沖擊將加速推動應對高效有力的國家脫穎而出，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上升。即使是這場危機、重大沖擊的策源地國家，只要其應對相對高效有力，優于儕輩，危機和重大沖擊全球化就反而會提升、鞏固其國際經濟政治地位，或是提升增強其相對于同類其它國家的優勢。

　　新冠疫情“全球化”趨勢不可低估；

　　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東亞區域政治軍事形勢緩和，但加劇西亞失衡動蕩；

　　即使疫情沒有“全球化”，也難以真的導致中國制造中心與外部市場“脫鉤”，倘若疫情“全球化”，外部市場對中國制造中心的依存度反而可能進一步提升；

　　新冠疫情“全球化”對國際經濟政治格局影響的最大不確定性在于今年的美國大選。

　　正文：

　　一、全球化危機應對高效者勝

　　隨著中國之外一些國家新冠肺炎確診患者人數爆發式增長；隨著日本、韓國、意大利等其它經濟大國相繼出現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隨著國際奧委會高官明確表態將2020年東京奧運會取消列為可能方案；隨著越來越多、越來越扎實的科學證據證明，曾經被視為此次疫情發源地的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并非新冠病毒發源地，武漢登記報告最早的新冠肺炎病人也與華南海鮮市場并無交集；隨著有消息稱某些海外國家新冠肺炎疫情找不到來自中國的源頭，甚至其確診患者的病毒毒株也與中國不同；……新冠疫情“全球化”已經是世人必須正視面對的現實風險，不確定者只是其“全球化”程度而已。歐洲黑死病、明末鼠疫、一戰后西班牙流感都曾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乃至整個歷史的走向，當前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又有可能對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產生何種影響？

　　縱觀歷史，就總體而言，無論是經濟危機、社會動亂、自然災害，還是重大瘟疫，重大沖擊倘若僅僅局限于一國、兩國之內，除非由此激發推動該國組織動員能力、經濟與政治效率產生了質的飛躍，否則通常只是給當事國帶來凈損失而導致其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下降；但如果重大沖擊蔓延波及眾多國家，特別是波及眾多主要經濟政治大國，甚至全球化，那么，這樣的沖擊將加速推動應對高效有力的國家脫穎而出，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上升。即使是這場危機、重大沖擊的策源地國家，只要其應對相對高效有力，優于儕輩，危機和重大沖擊全球化就反而會提升、鞏固其國際經濟政治地位，或是提升增強其相對于同類其它國家的優勢。

　　在二戰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的歷次經濟周期變動中，我們一再看到，爆發于美國的經濟金融危機倘若僅僅局限于美國國內，帶來的結果通常是國際資本“逃離美元”；倘若爆發于美國的經濟金融危機進一步蔓延升級成為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國際資本就會轉而“逃向美元”。在2007年開始露頭、至2009年達到高峰的次貸危機中，這一點表現得格外突出；結果，這場爆發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在發展成為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后，反而明顯增強了美國綜合國力相對于歐洲、日本等其它發達國家的優勢。

　　審視當前的新冠疫情，可以得出以下初步判斷：新冠疫情“全球化”趨勢不可低估；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東亞區域政治軍事形勢緩和，但加劇西亞失衡動蕩；即使疫情沒有“全球化”，也難以真的導致中國制造中心與外部市場“脫鉤”，倘若疫情“全球化”，外部市場對中國制造中心的依存度反而可能進一步提升；新冠疫情“全球化”對國際經濟政治格局影響的最大不確定性在于今年的美國大選。

　　二、新冠疫情“全球化”趨勢不可低估

　　時至今日，新冠疫情毫無疑問已經“全球化”，而且其對國際經濟政治的沖擊遠遠大于已經爆發疫情國家數量占全球國家數量的比重，因為主要經濟大國要么已經爆發嚴重疫情，要么疫情正在迅速升級，作為全球制造業核心區域的東北亞國家更是無一幸免：

　　在韓國，據韓國疾病管理本部通報，截至當地時間26日16時，韓國累計確診新冠肺炎1261例，累計死亡12人。而且，鑒于新天地、明聲等宗教組織政治抗議團體成員為數眾多，僅新天地教徒就有21萬之眾，又普遍拒絕停止大規模聚集性群眾活動，未來數日韓國新冠肺炎疫情完全有可能持續快速升級。

　　在日本，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截至當地時間25日晚8時，日本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增至861人。根據某些正規媒體和許多自媒體消息披露，日本新冠肺炎診斷標準和應對方式極為“佛系”；有理由認為，倘若按照中國現行收治、診斷標準，日本確診患者人數還會增加很多，甚至可能出現數十倍增長。

　　在歐洲，根據意大利衛生部發布數據，截至當地時間26日中午，意大利累計確診374例新冠病毒肺炎感染病例，累計12例死亡。新冠疫情持續蔓延，25日一天之內就有特倫蒂諾-上阿迪杰、利古里亞、托斯卡納、西西里等4個大區首次出現確診病例。在與意大利接壤或相近的奧地利、瑞士、克羅地亞都已經出現了確診病例，英國、西班牙、德國等國也出現了疫情。由于新冠疫情近日在歐洲蔓延迅速，歐洲足聯副主席已表態考慮停辦或推遲歐洲杯足球賽。

　　在美國，美國疾控中心（CDC）數據顯示，截至25日，美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已上升至57例（其中40例為從日本“鉆石公主”號郵輪撤離者）。美國疾控中心免疫與呼吸道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索尼耶25日警告，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蔓延不可避免，“這是否會發生已經不是個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它到底何時會發生以及有多少美國人將會感染”。

　　在西亞北非，伊朗已經爆發疫情，并蔓延至該區域其它一批國家。盡管官方發布的伊朗確診患者截至26日只有139例，死亡19例，但該國衛生部副部長伊拉吉·哈利奇（Iraj Harirchi）確診“中招”，首先爆發疫情之處是大規模群眾活動頻繁的該國宗教“圣城”庫姆，不少清真寺阿訇不愿為避疫而關閉清真寺，以及其它一些情況，令人不能不擔憂，伊朗實際患者人數遠遠超過官方已宣布數字。

　　在這個全世界能源資源蘊藏量最密集的區域，截至25日，已出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國家達到了8個：伊朗（95例）、巴林（17例）、阿聯酋（13例）、科威特（8例）、以色列（6例）、伊拉克（5例）、阿曼（4例）、黎巴嫩（1例）。鑒于該區域國家、民族、宗教、部族等矛盾錯綜復雜，甲于天下，各國、各派相互之間多拆臺而少合作，令人很難相信他們能齊心協力共同遏制疫情蔓延擴張。

　　在南亞次大陸，阿富汗已出現確診病例，而該國與人口稠密、管理不善的巴基斯坦之間人員往來極為密切，兩國間邊境管理在相當程度上形同虛設，疫情蔓延至這個人口密集的次大陸風險概率甚高。

　　更令人擔憂的是，海外某些國家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與中國無關，而另有獨立的感染源頭。若是這樣，中國防疫做得再好，也無法遏制新冠疫情在中國之外的爆發與蔓延、升級。如伊朗疫情。該國在中國爆發疫情后第一時間就停飛了所有與中國往來的客運航班，只保留了部分貨運航班；武漢封城后又迅速將60名本國留學生撤回后隔離，發現他們均未感染。而且，有消息稱，伊朗確診患者的病毒毒株也與中國不同。

　　三、新冠疫情助推東亞緩和、西亞加劇失衡？

　　在歷史上，通過使雙方軍隊都喪失戰斗力，瘟疫曾不止一次緩和軍事政治緊張局勢；共同危機甚至可能促使對立雙方攜手應對，至少是暫時攜手。當前的新冠疫情同樣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這一積極作用，如東亞區域，特別是東北亞的朝鮮半島。

　　朝鮮半島是全世界停戰線兩側雙方部署兵力火力最密集區域，多年以來一直在全世界軍事政治危機熱點中名列前茅。朝鮮對立面相關國家內部極端勢力影響力巨大，朝鮮、乃至中國國內遭受的沖擊波動常常會被其視為制造半島緊張局勢、消耗朝鮮國力的良機，這場新冠疫情也不例外。中國此次疫情爆發初期，最令我擔憂的風險之一，就是朝鮮對立面相關國家內部極端勢力師法唐滅高句麗之故智，借機以種種方式在半島制造緊張局勢，逼迫朝鮮動員大批人力物力防范，進一步顯著減少對春耕生產的投入，以此嚴重破壞朝鮮糧食生產，增大中國保障朝鮮供應的壓力。

　　隨著疫情在韓國、日本急劇升級，上述潛在風險基本上已經消除。根據韓國國防部發布的數據，截至當地時間25日下午5時，共有18名韓軍軍人確診新冠肺炎，其中陸軍13人，海軍1人，空軍3人，海軍陸戰隊1人。為此，韓軍隔離人數合計多達9230多名。到26日，駐韓美軍士兵中也出現了確診病例。隨著疫情發展，有理由相信上述數字將進一步快速上升。如果采取大的軍事行動，必然顯著放大韓軍和駐韓美軍遭受感染的風險。正因為如此，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于24日宣布，美韓雙方正協商縮減3月份美韓聯合軍演規模。

　　不僅如此，此次疫情爆發之后，中日韓三國之間表現出了強烈的守望相助精神，三國共同的文化背景也在朝野之間得到了多年未有的共同強烈認同。明神宗萬歷帝壽辰時，出使北京的越南使臣馮克寬答朝鮮使臣李睟光詩有云：“彼此雖殊山海域，淵源同一圣賢書”；最強烈的認同來自文化和血緣認同，從日本援華抗疫物資上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到韓國援華抗疫物資上的“肝膽每相照，冰壺映寒月”，以及韓國駐漢新任總領事姜承錫逆行赴任，中日韓三國能否借此次抗疫“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突破近代歷史恩怨和現實糾葛，推動三方經貿和政治合作，改變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南勝于北”的局面，值得積極穩妥探索，拭目以待。

　　上述機制是否也會出現在南海區域，同樣值得關注。

　　在上述基本面之上，如果中國能夠抓住時機，不僅開展雙邊合作和中日韓、中國—東盟合作，而且發掘上海合作組織、亞信會議（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ICA）等區域安全組織的潛力，將這些組織安全合作的范疇拓展至防疫國際合作，那么將有望收獲國際安全合作的新成果。

　　在既是“世界油桶”又是“世界火藥桶”的西亞區域，新冠疫情的效果更有可能與東亞恰恰相反。在美國與伊朗極度敵對、前不久還爆發了蘇萊曼被殺危機的環境下，伊朗爆發疫情，更有可能被伊朗國家及其現政權的對立面視為天賜良機而加緊活動，以求削弱、甚至顛覆對方。對于全球能源市場，對于區域地緣政治格局，這都蘊藏著不可忽視的風險。

　　四、新冠疫情加速推動中國與外部市場“脫鉤”？

　　在2018年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國內外政、經、學、媒各界普遍將視為可能加速推進中國與外部市場“脫鉤”的因素。直到近日韓國、日本疫情爆發式升級前夕，海外股市連續較大幅度上漲也被視為外部市場與中國制造“脫鉤”壓力測試取得成功的標志。毫無疑問，作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和第一出口大國，中國必須高度重視中國制造與外部市場脫鉤的潛在風險；但上述流行分析邏輯存在明顯的思維誤區，其下列隱含前提顯然不符合實際：

　　——中國應對新冠疫情沖擊將曠日持久；

　　——新冠疫情沖擊將局限于中國境內；

　　——其它國家和地區控制新冠疫情的行動能力與意愿至少與中國一樣，甚至更強；

　　——中國控制新冠疫情的一些嚴厲的具體措施是過度的，也是不必要的，其它國家和地區的“佛系”應對措施足以有效應對。

　　結合實際調研見聞，審視上述流行論點及其隱含前提假設，不難看出這是不符合現實的。

　　關于中國應對新冠疫情沖擊是否將曠日持久不能決勝，連日來的我國疫情數據對此已經作出了有力的回答。鑒于湖北之外省市自治區日新增確診病例已經下降到了個位數，“零新增”省市日益增多，盡管我們需要繼續保持警惕，但湖北之外全面復工、恢復正常生產生活已非遙不可及。即使湖北，也宣布了3月10日復工的目標。

　　關于新冠疫情沖擊是否將局限于中國境內，新冠疫情“全球化”波及幾乎所有主要經濟大國的趨勢已經作出了答復。新冠疫情對中國造成了如此巨大沖擊，根源在于新冠病毒傳染性強烈；惟其如此，即使流行病學研究最終證明新冠病毒源起中國國內，它也很難僅僅被遏制局限于中國之內傳染。

　　關于其它國家和地區控制新冠疫情的行動能力、意愿與中國相比的情況，時至今日，客觀的觀察者都不難看到，即使不提中國之外的那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僅就中國之外的工業化、新興工業化經濟體而言，他們控制新冠疫情的行動能力、意愿與中國之間也都存在顯著落差。這一方面是經濟基礎所致，畢竟不是每個國家都擁有中國這樣發達的基礎設施和電商產業，即使采取“封城”、小區全封閉等極端措施，仍能保證居民基本生活需求，能夠用大數據等技術提供全國幾乎所有人是否出入疫區的行動軌跡；更重要的是體制差異。在以下兩方面，源出體制差異的中西抗疫能力差異體現得格外突出：

　　首先，中國體制決定了中國在在需要組織全國資源應對重大挑戰時決策更加迅速果斷。次貸危機走向高峰時，中國迅速出臺實施反危機對策，美國的財政救援等決策則仍是按部就班，歐洲議會更是在那種火燒眉毛的緊急關頭耗費了大量時間精力去討論制定、推動“人道養雞法”之類不急之務。隨著這次疫情在西方國家蔓延，我們還會更多地目睹類似對比。

　　其次，在“法治”旗號下，過度嚴密的法網，過于僵死的法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發達工業化國家市場主體自主創新、應對系統性風險挑戰的能力。此次疫情爆發、全國進入一級響應以來，中國產業界在技術產品、產業組織、勞動市場等領域開展了一系列迅速調整和創新，不僅有助于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度過難關，而且某些創新有可能在未來成長為中國經濟的參天大樹。但在西方國家現行的許多法規下，這些創新是不可能付諸實踐的。

　　在實踐中，根據推動復工而從各地政府、企業處了解到的情況來看，我們的復工進程雖然不乏磕磕絆絆，但總體上快于我此前的預期，而且一些情況也與流行的觀點不同。

　　如社會上普遍擔心出口訂單流失、產業鏈外移，但從我實際了解的情況來看，即使是家具等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他們的反映也是國內消費市場暫時休克，但出口訂單卻沒有出現同樣的流失，因為海外采購方不易尋找替代貨源。一些電子通信技術產品、一些國產大品牌，甚至可能在3月份出現出口井噴，因為新品發布暫停了一兩個月，積累了相當大的需求。考慮到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新興出口國如孟加拉國、越南等高度依賴從中國進口的中間產品與設備，其中孟加拉國等國還人口極度密集，公共衛生系統極度滯后，疫情全球化很有可能重創他們的加工出口制造業，而不是促進。

　　“但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鹽鐵論·刺復第十》），過度沉溺于象牙塔的研究者可能看不到中國一線實踐者從工人到企業家、政府干部的實踐與創新精神；如果對此有了充分認識，那么，疫情全球化的結果恐怕將不是加速中國制造與外部市場“脫鉤”，而是相反。前些天海外股市連續較大幅度上漲并非外部市場與中國制造“脫鉤”壓力測試取得成功的標志，而更多地來自主要經濟體貨幣寬松的推動，甚至帶有濃重的金融危機前“末日狂歡”色彩。

　　五、新冠疫情國際影響的最大不確定性：美國

　　新冠疫情對國際經濟政治格局影響的最大不確定性在于美國，這種不確定性一方面來自美方在疫情期間可能做些什么，另一方面來自疫情全球化是否會波及今年的美國大選。盡管正在印度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再聲稱“美國完全有能力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但疫情在美國社區擴散應該是大概率風險。而且，美國政府對此是否做好了充分準備，很成問題。在25日美國參議院就疫情舉行的聽證會，國土安全部長“一問三不知”，令人憂慮。

　　如果疫情在這個國家大范圍爆發，那么今年的美國大選會是怎樣的結局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僅代表個人意見，原發于《第一財經日報》，刊發時有刪節，這里貼出原稿全文，供大家參考

　　(本文作者介紹：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