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任澤平 、熊柴、周哲

　　我們在前期一系列人口報告中提出，當前出生人口持續(xù)下滑、老齡化日益加快，中國生育政策亟待調整。但是，由于中國人口領域長期存在三大流傳甚廣的錯誤認識，導致生育政策調整仍被拖延。本文就中國人口的適度規(guī)模、人口素質和數(shù)量哪個更重要、該不該放開生育等三大問題進行客觀理性的探討。

　　中國適度人口規(guī)模有多大？“適度人口論”是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基石，當前支持此觀點的人仍不在少數(shù)，這是一切人口爭議的源頭。反方觀點：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學者1980年代初測算，百年后中國的適度人口為7億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國人口或達43億，由此論證獨生子女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我們認為，第一，“適度人口”只是一個抽象理論概念，測算需要諸多長期假設，從歷史情況看很難測準。如宋健預測人口時，以當時3.0的總和生育率直接外推未來，忽略了總和生育率隨著經濟社會發(fā)展而趨勢下降的規(guī)律，事實上2000年后總和生育率已基本降至1.6以下；田雪原也是基于當時情況假設固定資產增長率為5.5%-6%，遠低于1992-2018年現(xiàn)實中年均增速19.6%。第二，人口承載力隨著技術進步不斷提高，不存在靜態(tài)、絕對的適度人口。20世紀中后期“人口爆炸”思潮盛行，一些學者曾預言地球最大承載力是22億或35億，超過后地球將陷入人口爆炸，但當前全球人口已接近76億、且總體有序。

　　提高人口素質才是關鍵，人口數(shù)量沒那么重要？在當前社會，人力資本重要性愈加凸顯，加之人工智能將大量替代人工，人口數(shù)量還有那么重要嗎？1）3億人美國強于14億人中國，人少一點也可成為大國？反方觀點1：國力主要由人口質量決定、而非人口數(shù)量，李小平、程恩富等學者認為人少一點人均GDP更高。我們認為，第一，人口數(shù)量和質量共同影響國力。簡單說，國力=人口數(shù)量*人口質量*其他。一方面，如果當前中國僅3-7億人，中國與美國GDP的比例將遠小于當前的63%。另一方面，人口大幅減少會導致大量城市萎縮甚至消亡，大量產業(yè)凋敝乃至消失，使國力嚴重受損。在當前趨勢下，2018-2100年中國人口將從13.95億萎縮至7.5億；而美國長期鼓勵生育、大力吸引高素質移民，1900-2018年人口從7621萬持續(xù)升至3.3億，聯(lián)合國預計2100年將達4.3億，這對美國大國地位的形成與鞏固具有重要作用。第二，人口不僅是消費者，更是生產者，人口眾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場，在供給端提供充足勞動力和更多人才。不能只看人口對經濟的消耗，忽略人口對經濟的創(chuàng)造。正是得益于巨大的人口體量和大市場，中國才在高鐵、大飛機、互聯(lián)網經濟等領域快速取得領先地位；人口是人才的基礎，中國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人口已接近2億，為世界各國之首。2）人工智能時代逐漸來臨，我們還需要那么多人嗎？反方觀點2：人工智能將取代許多人的崗位，大量人口將成為負擔。我們認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傳統(tǒng)產業(yè)崗位的同時，也會催生新經濟新產業(yè)更多的就業(yè)需求。歷史上每次科技進步都節(jié)約單位產出的勞動力耗費，同時創(chuàng)造更多工作崗位，如汽車的出現(xiàn)導致馬車車夫失業(yè)，但創(chuàng)造了汽車制造研發(fā)等更多職位。并且，人工智能難以取代人的消費功能，人口減少導致的需求萎縮將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是否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近年來關于要不要全面放開生育的討論十分激烈，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優(yōu)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質量”，雖有所改進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框架。1）全面放開會導致“越窮越生”嗎？反方觀點1：全面放開生育將造成富裕和貧困階層多生、中產階級少生，不利于社會公平；且農村出生人口或爆發(fā)式增長，人口素質將下降。我們認為，生育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生育權應回歸家庭自主；全面放開是對所有家庭一視同仁的公平尊重；當前農村生育率依然低迷，農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農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質人口。相對于此前對不同民族和城鄉(xiāng)采取的有條件、有區(qū)分的生育政策而言，全面放開生育更為公平。2015年全國、城鎮(zhèn)、鄉(xiāng)村未經修正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05、0.91、1.27，農村生育率僅比城鎮(zhèn)略高，但農村育齡婦女平均也只生不到1.3個孩子。2）生育政策調整應謹慎還是加快？反方觀點2：政策調整應該謹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勵二胎生育，或有條件地放開三四胎生育。我們認為，生育政策已被人為延誤太久，不可繼續(xù)拖延，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原本就計劃執(zhí)行30年，但個別人曾估計“全面二孩”將使出生人口峰值達4995萬，屢屢拖延政策調整時機。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是因為當前人口形勢緊迫，正處于第三波嬰兒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2013-2028年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將大幅下降31%，越晚調整越將事倍功半。

　　結論：我們呼吁，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快到來，生育意愿大幅降低，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讓生育權回歸家庭自主。我們認為，人口承載力隨著技術進步等不斷提高，不存在靜態(tài)、絕對的適度人口；人口質量很重要，人口數(shù)量同樣重要；人口形勢嚴峻，生育政策已被人為延誤太久，不應繼續(xù)拖延。事關每個家庭的幸福和民族復興的國運。

　　過去我們一直呼吁的“新5%比舊8%好”、“實施都市圈城市群戰(zhàn)略”、“推動供給側出清開啟中國經濟新周期”、“以二次入世的勇氣推動改革開放”等逐漸成為政策共識，當前我們呼吁“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以引導公共政策討論、認識、調整，推動社會進步。

　　風險提示：政策調整不及預期    

　　目錄

　　1   中國適度人口規(guī)模有多大？

　　2   提高人口素質才是關鍵，人口數(shù)量沒那么重要？

　　2.1 3億人美國強于14億人中國，人少一點也可成為大國？

　　2.2 人工智能時代逐漸來臨，我們還需要那么多人嗎？

　　3   是否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

　　3.1 全面放開會導致“越窮越生”嗎？

　　3.2 生育政策調整應謹慎還是加快？

　　參考資料

　　正文

　　最近我們的“人口”系列報告引發(fā)了民眾大討論，爭論焦點集中在三大方面：1）中國適度人口規(guī)模有多大？2）提高人口素質才是關鍵，人口數(shù)量沒那么重要？3）是否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

　　1  中國適度人口規(guī)模有多大

　　“適度人口論”理論上是使經濟社會效益最大化和使資源環(huán)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最優(yōu)人口規(guī)模，從馬爾薩斯的“人口陷阱”開始形成明確系統(tǒng)理論，民國時期傳入中國。“適度人口論”是以獨生子女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石。當前支持此種觀點的人仍不在少數(shù)，這是一切人口爭議的源頭。

　　反方觀點：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學者1980年代初從糧食、資源、環(huán)境、就業(yè)等多個角度測算，百年后中國的適度人口為7億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國人口或達43億，由此論證獨生子女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1980年前后中國人口約10億，文革結束后中國經濟面臨諸多問題，如住房困難、生活必需品供給緊張、就業(yè)困難等，人口眾多一度造成社會壓力。宋健（1980）測算，按照1975年總和生育率3.0測算，2000年中國人口將達14.15億、2080年將達42.64億；按照1978年總和生育率2.3測算，2000年中國人口將達12.82億、2080年將達21.19億。在此背景下，多個學者開始測算中國的適度人口規(guī)模。如胡保生（1981）從森林、土地糧食、水、二氧化碳、能源、糧食、魚、GNP、用地等對人口的約束出發(fā)，認為百年后人口規(guī)模7億為好。宋健（1981）從中國水稻、玉米、牛羊肉、水產品等產量和營養(yǎng)水平出發(fā)，測算出如果總和生育率為1.5，百年內營養(yǎng)水平達不到美國目前水平；如果總和生育率為2，百年內整個民族將一直處于不良式供應狀態(tài)。因此要想百年內達到美國和法國目前的營養(yǎng)水平，適度人口規(guī)模應該在6.8億以下。田雪原（1981）認為減少人口有利于控制就業(yè)，百年后中國適度人口數(shù)量應穩(wěn)定在6.5-7億間。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fā)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開啟了以獨生子女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而“適度人口論”為其論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成為了其堅實的理論基石。

　　我們認為，第一，“適度人口”只是抽象概念，測算需要諸多長期假設，從歷史情況看很難測準。法國人口學家阿爾弗霍德·索維（1982）曾直言，“人口學界可以把適度人口作為一個過渡性的工具來使用，就像數(shù)學家使用虛數(shù)一樣”。宋健、田雪原等人的研究以當時情況或發(fā)達國家情況簡單外推未來，對長期變化預測不足，稍微更改假設結論便大不相同。比如宋健（1980）在預測百年中國人口規(guī)模變化時，以當時3.0的總和生育率直接外推未來，忽略了總和生育率隨著經濟社會發(fā)展而趨勢降低的規(guī)律，才得出如不控制人口，中國人口可能達43億的結論，事實上2000年后總和生育率已基本降至1.6以下。田雪原（1981）認為，工業(yè)技術裝備程度=工業(yè)固定資產/工業(yè)勞動人數(shù)，參考發(fā)達國家的情況，他假定工業(yè)固定資產的年平均增長率為5.5%-6%，工業(yè)勞動者技術裝備的年平均增長率4%-5%，因此要想達到發(fā)達國家的工業(yè)技術裝備水平，2080年中國的工業(yè)勞動者最多只能有0.6億，再通過比例估算出農業(yè)和服務業(yè)勞動者的最大規(guī)模，得出2080年中國的適度人口為6.5-7億的結論。但是，如果將固定資產年增長率增加1%，2080年中國適度人口就會遠大于7億。實際上，1992-2018年中國第二產業(yè)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速為19.6%，遠超田雪原1981年的假設。

　　第二，人口承載力隨著技術進步不斷提高，不存在靜態(tài)、絕對的適度人口。20世紀中后期“人口爆炸”思潮盛行，1948年英國學者福格特提出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最大承載力是22億人口，超過人類將面臨滅頂之災；1968年斯坦福大學的Paul Ehrlich在《人口爆炸》中提出，當時的全世界人口約35億人已超過地球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承載力，并預測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將爆發(fā)不可收拾的饑荒和動亂。當前全球人口接近76億、且總體有序，資源枯竭、環(huán)境崩潰并未發(fā)生。資源環(huán)境對人口的承載力隨技術進步明顯提升。如隨著人類對原油、天然氣的不斷勘探，1980-2017年全球原油儲采比（剩余儲量/當年產量）從約30年升至50.2年，不減反增，天然氣儲采比也從49.9年波動至53.6年。通過對太陽能、水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開發(fā)和利用，人們變“非資源”為資源。根據(jù)世界銀行數(shù)據(jù)，1960-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消費比重從94.1%降至79.7%，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費比重從2.7%升至13.4%。以色列的人均淡水量僅中國的4%，卻依靠海水淡化等技術緩解水資源不足問題。此外，消費和生活習慣也影響人口承載力，如果是大手大腳浪費的生活方式，一定的土地和資源能養(yǎng)活的人就較少；如果是精打細算節(jié)約的生活方式，同樣的資源能養(yǎng)活的人就較多。

　　2   提高人口素質才是關鍵，人口數(shù)量沒那么重要？

　　在當前社會，人力資本重要性愈加凸顯，加之人工智能將大量替代人工，人口數(shù)量還有那么重要嗎？

　　2.1 3億人美國強于14億人中國，人少一點也可成為大國？

　　反方觀點1：國力主要由人口質量決定、而非人口數(shù)量，如3億人的美國比14億人的中國更強大，李小平、程恩富等學者認為人少一點人均GDP更高。西方發(fā)達國家即便人口不再增長，經濟仍在持續(xù)發(fā)展，說明經濟發(fā)展的真正動力是“創(chuàng)新”而非“人口增長”。靠人口數(shù)量堆積的GDP是低質量的GDP，無助于人們獲得實際的幸福感。人口紅利的終結恰恰可以推動中國走到靠創(chuàng)新帶動經濟增長的正確軌道，因此關鍵不在于人口數(shù)量，而在于提升國民素質。李小平（2004）認為，中國如果要趕上美國的人均GDP，在超過13億人口的情況下GDP規(guī)模需要達到52萬億，超過了目前全世界GDP總量、無法實現(xiàn)，因此只能通過減少人口來實現(xiàn)。因此他提出了兩個百年人口目標，即100年內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之間，200年內降到3-5億之間。程恩富（2010）則認為只有實行較嚴格的“一胎化”的政策，使總人口“先控后減”，即總人口先控制在15億左右，后逐漸減至5億左右，才能盡快趕上歐美日韓等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我們認為，第一，人口數(shù)量和質量共同影響國力。簡單說，國力=人口數(shù)量*人口質量*其他。一方面，人口眾多是一個國家的優(yōu)勢而非劣勢，1978-2018年中國GDP與美國的比例從6%升至63%，據(jù)國際金融中心（IFS）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28年前后超過美國。如果當前中國僅3-7億人，與美國差距將遠大于現(xiàn)實，民族復興之路更為遙遠。另一方面，人口大幅減少會導致大量城市萎縮甚至消亡，大量產業(yè)凋敝乃至消失，使國力嚴重受損。如1960-2015年日本“煤都”夕張市人口從10.8萬人萎縮至8843人，65歲以上老年人1980-2015年從9.1%升至48.6%，2006年財政破產。在當前趨勢下，2018-2100年中國人口將從13.95億萎縮至7.5億，占全球比例2015-2100年將從19%降至10%。而美國長期鼓勵生育、引進高素質移民，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憑借安定環(huán)境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人才，1900-2018年美國人口從7621萬持續(xù)上升至3.3億，聯(lián)合國預計2100年將達4.3億，這對美國大國地位的形成與鞏固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人口不僅是消費者，更是生產者，人口眾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場，供給端提供充足勞動力和更多人才。人少一點人均GDP更高的觀點只看到了人口對經濟的消耗，忽略了人口對經濟的創(chuàng)造。對人均GDP來說，人口不僅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且作用更基礎、更長效。沒有任何歷史經驗可以證明人口總量與人均GDP呈負相關關系，現(xiàn)實中沒有哪個國家或地區(qū)可以通過減少人口實現(xiàn)經濟快速發(fā)展，相反，包括日本、歐洲諸國在內的幾乎所有發(fā)達國家均在鼓勵生育，力圖保持人口增長。

　　從需求端看，大市場的利潤空間使企業(yè)形成更大研發(fā)投入；大市場企業(yè)主體更多，可以細化分工、提高生產效率，且企業(yè)競爭更激烈，創(chuàng)新動力更強。人口眾多有利于促進創(chuàng)新，在大市場中微小的需求也可以形成市場，細小的技術創(chuàng)新都得以生存。人們總認為人多導致地鐵擁擠，但事實上人少的城市可能連地鐵都不會建。正因為人口眾多，截至2019年末中國高鐵里程達到3.5萬公里、穩(wěn)居世界第一。同時中國也是美國、歐洲之后第三個自行研制民用大飛機的地區(qū)，當前世界上只有美國、歐洲、中國有足夠大的市場來滿足大飛機產業(yè)所需要的規(guī)模。由于巨大消費市場，中國的互聯(lián)網經濟發(fā)展引人矚目，電商、移動支付、共享經濟、人工智能等子行業(yè)發(fā)展迅速。根據(jù)CB Insight的數(shù)據(jù)，2018年末中國獨角獸企業(yè)數(shù)量和估值分別占全球的38%、42%，2013-2018年中國每年新生獨角獸企業(yè)數(shù)量從1家上升至32家，美國從15家上升至53家，中美差距在快速縮小。

　　從供給端看，人口是人才的基礎，人口眾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創(chuàng)新能力才可能更強，中國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人口已接近2億，為世界各國之首。人口眾多意味著人才儲備庫巨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我國擁有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人力人才資源，這是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最大‘富礦’”。1982-2015年中國大專以上人口規(guī)模從604萬人升至1.71億，占總人口比重從0.6%升至12.4%，中國的人才總量居世界各國之首。根據(jù)世界銀行數(shù)據(jù)，1970-2018年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shù)占相應年齡人口的比重）從12.9%升至50.6%，1971-2017年美國從47.3%升至88.2%，差距逐漸縮小。2001-2018年中國高校畢業(yè)生數(shù)從104萬增至753萬，增長了約627%。高質量人才成為中國各行各業(yè)的中流砥柱，得益于一支龐大且高學歷的工程師隊伍，中國逐漸實現(xiàn)了在部分領域的領先。

　　2.2 人工智能時代逐漸來臨，我們還需要那么多人嗎？

　　反方觀點2：人工智能可以取代許多人的崗位，大量人口將成為負擔而非勞動力。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將導致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就業(yè)都可能成為問題，不應鼓吹“人多力量大”的舊思維。

　　我們認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傳統(tǒng)產業(yè)崗位的同時，也會催生新經濟新產業(yè)更多的就業(yè)需求。歷史上每一次科技進步都導致傳統(tǒng)產業(yè)單位產出的勞動力耗費降低，卻沒有減少總就業(yè)，核心就在于同時創(chuàng)造了新的更多的工作崗位。如汽車的出現(xiàn)導致馬車夫失業(yè)，但卻創(chuàng)造了諸如客車和卡車駕駛、汽車研發(fā)、制造、修理等職位，汽車行業(yè)的從業(yè)者要遠多于以前馬車行業(yè)。歷史經驗顯示，隨著農業(yè)生產率的提高，農業(yè)勞動力不斷減少，“失業(yè)”的農民進入工廠從事制造業(yè)；隨著工業(yè)生產率不斷提高，工人不斷減少，“失業(yè)”的工人進入服務業(yè)。1989-2018年美國制造業(yè)就業(yè)人數(shù)從1806萬降至1281萬、下降29%，但服務業(yè)就業(yè)人數(shù)從1883萬上升至12931萬人、增加587%，總就業(yè)不降反升。

　　未來20年人工智能或取代26%的工作崗位，但也可能增加38%的崗位。普華永道2018年發(fā)布《人工智能和相關技術對中國就業(yè)的凈影響》預測，未來20年人工智能將為中國創(chuàng)造12%的凈增崗位，相當于增加約9000萬個就業(yè)崗位。其中，人工智能將取代26%的崗位，尤其是在工業(yè)和農業(yè)領域分別將取代36%和27%的崗位，同時人工智能將創(chuàng)造38%的崗位，尤其是在服務業(yè)和建筑業(yè)將創(chuàng)造50%和48%的崗位。人工智能對就業(yè)不僅有替代效應，也有收入效應，即人工智能更節(jié)約成本，導致公司產品價格更低、消費者實際收入更高，促進消費，進而促進公司擴大生產、公司雇傭更多勞動力、創(chuàng)造更多工作崗位。

　　并且，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的消費功能，人口減少導致的需求萎縮將拖累經濟發(fā)展。供給和需求同時對經濟發(fā)展起作用，人不僅通過生產促進經濟發(fā)展，也通過消費拉動經濟。沒有供給就沒有產品和服務，沒有需求也就沒有生產的必要。人工智能或許可以替代人的部分生產功能，提高勞動力的單位產出，但不能取代人的消費功能。當人口規(guī)模萎縮帶動消費需求萎縮，生產也將隨之萎縮，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3   是否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

　　近年關于要不要全面放開生育的討論十分激烈，2019年11月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優(yōu)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質量”，較之前的“完善生育政策”有所改進，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政策框架。

　　3.1 全面放開會導致“越窮越生”嗎？

　　反方觀點1：全面放開生育會造成富裕階層和農村多生、中產階級少生，不利于社會公平，且農村出生人口或爆發(fā)式增長，人口素質將下降。全面放開后只有生得起養(yǎng)得起的富裕階層和只管生不管養(yǎng)的農村貧困階層才會生三胎四胎，城市中產階級因成本高不敢生。現(xiàn)實中農村生育積極性高于城市，但他們生育后不好好教育、無法做到優(yōu)生優(yōu)育，增加的只是創(chuàng)造價值有限的底層勞動力。

　　我們認為，生育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生育權應回歸家庭自主，全面放開是對所有家庭一視同仁的公平尊重。1968年《德黑蘭宣言》規(guī)定，父母有自由負責地決定子女人數(shù)及其出生時距的基本人權，1969年聯(lián)合國的《世界進步和發(fā)展宣言》充分肯定了這一原則并規(guī)定，父母有自由而負責地決定其子女的數(shù)量和出生間隔的專有權。生不生、生幾個本應由家庭自主決定，但在中國卻格外受政策影響，全面放開只是讓生育權回歸家庭自主。鼓勵生育也絕不能和限制生育一樣采取強制性措施，只是構建生育支持體系，讓一切想生育的人顧慮少一點、負擔輕一點，愿意生的可以多生，不愿意多生的也可以不生。而且，相比此前對不同民族和城鄉(xiāng)采取有區(qū)分的生育政策，全面放開生育可以構建更加公平的生育政策環(huán)境。

　　農村總和生育率雖比城市略高，但依然低迷，農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農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質人口。2015年人口小普查數(shù)據(jù)顯示，全國、城鎮(zhèn)、鄉(xiāng)村未經修正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05、0.91、1.27。農村計劃生育執(zhí)行不如城市嚴格，加之“越窮越生”觀念深入人心，有觀點認為農村家庭普遍生四五個孩子，實際上農村總和生育率僅比城市略高，農村育齡婦女平均只生不到1.3個孩子。2010-2015年中國未經修正的農村總和生育率從1.4降至1.27，下降明顯，意味著當前農村的生育意愿同樣呈快速下降趨勢。農村家庭也很重視孩子教育，而非傳統(tǒng)觀念認為的只生不養(yǎng)，將農村出生人口等同于低素質人口而加以限制，是沒有任何證據(jù)支撐的偏見。

　　3.2 生育政策調整應謹慎還是加快？

　　反方觀點2：政策調整應該謹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勵二胎生育，或有條件地放開三四胎生育。政策不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可以更大力度鼓勵二胎生育，或是逐步放開三四胎生育，如對高學歷人口、雙獨家庭、經濟條件好的家庭、生育率較低的城市等放開，采取有區(qū)分的生育政策。

　　我們認為，生育政策已被人為延誤太久，不可繼續(xù)拖延。獨生子女政策原本就計劃執(zhí)行30年，但翟振武等人曾估計“全面二孩”將使出生人口峰值達到4995萬，屢屢拖延政策調整時機。1980年9月，以獨生子女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開啟，政策設計之初就以30年為期限，“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然而在21世紀初關于人口政策的激烈討論中，保守派占據(jù)上風，生育政策調整屢屢被拖延。宋健等人（2007）認為1990年以來總和生育率穩(wěn)定在1.8左右，建議“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穩(wěn)定，后中央出臺文件要求“千方百計穩(wěn)定低生育率水平”。翟振武（2014）測算，如果2012年立即放開“全面二孩”將導致總和生育率峰值達到4.5，出生人口峰值達4995萬人，建議推遲“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5）測算，“單獨二孩”將使未來4-5年內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萬人，共計將新增出生人口的總量約為660萬人。2013年11月中央決定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但2014年出生人口僅比2013年增加47萬，2015年甚至比2014年減少32萬。翟振武（2016）又測算，“全面二孩”政策將使未來5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60-470萬。2015年12月中央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但2016年出生人口僅比2015年增加131萬，2017年比2016年減少63萬，2018年甚至比2017年大幅減少200萬。盡管翟振武的預測較之前大幅調低了，還是遠高于現(xiàn)實水平。一直以來保守派對政策的影響更大，中國的生育政策調整沿著“雙獨二孩——單獨二孩——全面二孩”的步驟謹慎推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效果明顯低于預期后，仍有計劃生育領域的官員稱“全面二孩已滿足大多數(shù)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來仍有釋放潛力”（詳見恒大研究院2019年8月報告《要不要放開生育？——中國人口大論戰(zhàn)》）。

　　當前人口形勢嚴峻，正處于第三波嬰兒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2013-2028年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將大幅下降31%，越晚調整越將事倍功半，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第三輪嬰兒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處于35歲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齡，特別是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尚處于25-29歲最佳生育年齡。一旦錯過第三輪嬰兒潮，未來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則將事倍功半。出生人口=15-49歲育齡婦女規(guī)模*總和生育率。其中，主力育齡婦女大幅下滑是當前出生人口大幅跳水的重要原因。2013-2028年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下降31%，帶動2017-2028年出生人口下降38%、降至1100萬以下。隨著2028年后主力育齡婦女下降速度放緩，出生人口將在2028年進入十年左右的平臺期。因此全面放開宜早不宜晚，必須盡快，等主力育齡婦女降至平臺期再調整則為時已晚，效果不大。此外，離結比攀升、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也進一步削弱生育基礎。2013-2018年離結比（離婚對數(shù)/結婚對數(shù)）從20.9%升至37.6%，2019年前三季度進一步增至43.5%。同時，衛(wèi)健委稱2018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保持在50%左右，仍然偏高，這是“全面二孩”政策后多年累積的二孩生育意愿的集中釋放導致的，隨著生育堆積效應進一步消退，總和生育率將繼續(xù)快速下降。

　　中國老齡化速度前所未有，人口萎縮不可逆轉且未來呈加速狀態(tài)，不可繼續(xù)通過有條件地放開拖延改革。由于經濟社會快速發(fā)展和計劃生育政策嚴格執(zhí)行，中國生育率下降速度和老齡化速度前所未有。中國的老齡化速度甚至比日本還快，從老齡化（65歲老年人口占總人口超過7%）過渡深度老齡化（超14%），日本用了24年（1970-1994年），中國預計將用22年（2001-2023年）；從深度老齡化到超級老齡化（超20%），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國預計將用9年（2024-2033年）。人口萎縮不可逆轉，且呈加速狀態(tài)。按照總和生育率1.4左右的發(fā)展趨勢，我們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22年前后見頂，2050年中國人口將較2022年減少僅9%，2075年中國人口將較2050年減少22%，2100年中國人口將較2075年減少25%，即降至約7.5億。如果不采取最大力度的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措施，繼續(xù)通過所謂的“有區(qū)分的鼓勵生育政策”來拖延改革，將更難阻止人口大幅萎縮的態(tài)勢，等到人口已經開始快速萎縮時再鼓勵生育則為時已晚。全面放開生育并鼓勵生育雖不能避免人口萎縮的命運，但可以放緩人口萎縮的速度。人口規(guī)模變化相比于總和生育率變化有時滯，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后20-40年人口總量才開始負增長。即便通過努力將總和生育率拉高至更替水平以上，人口總量也將在20-40年后才會回升，那時人口規(guī)模基數(shù)已經大幅減少，人口總量回升更難（詳見恒大研究院2019年1月報告《中國生育報告：2019》），何況現(xiàn)實中至今沒有一個發(fā)達國家在總和生育率低于2.1后成功將其拉回更替水平。

　　我們建議，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構建生育支持體系。未來十年育齡婦女規(guī)模快速下降不可避免，但可以通過政策調整提升總和生育率水平。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經濟補貼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對隔代照料實行經濟鼓勵。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yè)權益保障，并對企業(yè)實行生育稅收優(yōu)惠，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yè)、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四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五是加大教育醫(yī)療投入，保持房價長期穩(wěn)定，降低撫養(yǎng)直接成本。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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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翟振武，李龍，陳佳鞠．全面兩孩政策下的目標人群及新增出生人口估計[J]．人口研究，2016，40（4）：35-51．

　　(本文作者介紹：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