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陳輝　

　　何謂保險業高質量發展？如何實現保險業高質量發展？關鍵是理清保險的國家屬性、社會屬性、經濟屬性、金融屬性、價值屬性、歷史屬性、科技屬性、思想屬性……；重點是理解保險屬性的微觀、中觀、宏觀變化，以及這些變化背后的歷史邏輯；目標是實現中國保險業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高質量發展是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提出的新表述，表明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2018年3月5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深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9方面的部署，都圍繞著高質量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表示，在微觀上，高質量發展要建立在生產要素、生產力、全要素效率的提高之上，而非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在中觀上，要重視國民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市場結構、區域結構等的升級，把寶貴資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在宏觀上，則要求經濟均衡發展。

　　因此，保險業高質量發展根本在于保險的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同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根本途徑。

　　2019年末，中國銀保監會發布了《中國銀保監會關于推動銀行業和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銀保監發〔2019〕52號）（以下簡稱《指導意見》），開篇提出“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金融供給與需求之間不平衡不適應的矛盾日益凸顯，銀行業和保險業高質量發展面臨多重挑戰。”

　　何謂保險業高質量發展？如何實現保險業高質量發展？我想已經有了答案，關鍵是理清保險的國家屬性、社會屬性、經濟屬性、金融屬性、價值屬性、歷史屬性、科技屬性、思想屬性……；重點是理解保險屬性的微觀、中觀、宏觀變化，以及這些變化背后的歷史邏輯；目標是實現中國保險業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保險的國家屬性

　　何謂保險的國家屬性，主要是指保險在國家現代治理體系中的作用日益增強，保險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風險工具”或“金融工具”，而已成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是一個政治術語。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釋，國家機器是一個階級統治另外一個階級的工具。其含義是，統治階級必須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執行機構，并依賴于這些法律、制度和執行機構才能實現對被統治階級的統治。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專政機關都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機器已經突破了其傳統政治范疇的局限，是指國家在實施其大戰略活動過程中擔負職責和功能的載體，主要用于維護實現國家大戰略一切活動的有序化。國家機器包括國家體制、政府機構、立法與司法、國家職能等。

　　國家機器的一個重要作用是保護社會上的弱者，并且不斷地謀求社會公正，基于此逐步產生了社會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概念，這是對傳統國家思想的一個補充。福利國家是國家通過創辦并資助社會公共事業，實行和完善的一套社會福利政策和制度，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保證社會秩序和經濟生活正常運行的一種方法。

　　在社會福利國家的基礎上，國家機器逐步形成了另外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提升社會的安全感，先后出現了風險社會理論、保險社會理論和國家保險理論。

　　風險社會理論

　　風險社會是指在全球化發展背景下，由于人類實踐所導致的全球性風險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發展階段，在這樣的社會里，各種全球性風險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存在著嚴重的威脅。

　　究竟什么是風險社會呢？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界定。

　　第一種是現實主義者，以勞（C． Lau）的“新風險”理論為代表，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是由于出現了新的、影響更大的風險，如極權主義增長，種族歧視，貧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發的事件能導致或引發潛在的社會災難，比如核危機、金融危機等。

　　第二種理解是文化意義上，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體現了人類對風險認識的加深。比如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的“災難悖論”理論以及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等人提出的“風險文化”理論。

　　第三種理解是制度主義的，以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為代表，他們是“風險社會”理論的首倡者和構建者。

　　在貝克看來，工業社會的核心問題之一是財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與合法化。而在風險社會，我們必須把傷害的緩解與分配作為核心問題。在古典現代性中，財富和權力是其標志性概念，而風險和不確定性則是反思現代性的概念。風險具有四個特點：

　　風險造成的災難不再局限在發生地，而經常產生無法彌補的全球性破壞。因此風險計算中的經濟賠償無法實現；風險的嚴重程度超出了預警檢測和事后處理的能力；由于風險發生的時空界限發生了變化，甚至無法確定，所以風險計算無法操作；災難性事件產生的結果多樣，使得風險計算使用的計算程序、常規標準等無法把握。

　　保險社會理論

　　弗朗索瓦·埃瓦爾德（Francois Ewald）提出的“保險型社會”是指一種廣義的社會轉型。它是西方特別是歐洲國家，在將風險和安全問題提升到公共生活的核心位置后，社會意識的變化推動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進而推動社會組織構成和社會目標重新調整的廣義社會轉型。

　　對于保險型社會的實現過程，埃瓦爾德認為隨著保險的普及，保險以經濟契約關系重組社會間人與人原本較為孤立的相互關系，由此帶來“社會聯結本質”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保險通過精算技術，將風險社會化（Socializing Risks），實現損失賠償社會化，使得每個個體成為社會整體的一部分。

　　當“保險型社會”的保障因素幾乎無形的、廣泛的滲透到生產生活中時，人們就將它視作社會生活的基礎，并最終成為新形態社會中社會正義的一種基石。或者說，當保險從一種經濟現象延伸到一種社會范疇，當社會契約成為一種類似保險合同的關系，保險處于現代社會的核心，社會也就邁進現代社會。

　　在埃瓦爾德的“保險型社會”中，事物是從風險概念角度被理解的。“保險型社會”的絕大多數事物以貨幣衡量價值，并且通過對事件概率計算、對風險種類的細分，使得世界成為數學化和分類化的世界。

　　國家保險理論

　　貝克爾（Tom Baker）在埃瓦爾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另一個略有差異的概念“保險國家”。借用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術語來表達，“保險國家”就是一種治理術（Governmentality），一種治理的方式，而不是一套“政府”機構。

　　在這一治理方式下，政府的主要目標是保護公民免受風險的侵害。“保險國家”對于風險的責任由兩部分構成，第一個是防止風險的傷害；第二個是當風險的傷害未能得到阻止時，補償那些遭受傷害的人員，也即防止風險與補償損失。

　　貝克爾強調，“保險國家”不是一系列緊密聯結、從事明確定義行為的機構，而是關于治理目標和責任的一整套行為和理念，是由大量、廣泛的機構發展和實踐的，其中許多是官方“政府”之外的機構，包括私人保險團體、社會保險管理部門、健康福利信托、市政公共健康部門、風險管理組織，以及任何其他從事風險預防、風險分散和損失補償的機構。

　　貝克爾的“保險國家”理論與保險型社會理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且都是源自福柯的治理術理論，但是它又有自身的特點，即更加強調保險的治理含義或治理能力，包括（社會）保險對避免社會劇烈動蕩（以及社會革命）的重要作用的強調。

　　美國保險型社會的發展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霍頓（Caley Dawn Horan）對對美國二戰后的保險型社會建設進行了回溯和深入分析。她提出，歐洲保險型社會構建的重要原因是由于社會保障日益受到人們重視。美國保險型社會的建設動因不同于歐洲，更多的是受美國社會強調依靠個人而非政府的社會傳統推動。因為保險能夠有效保障個人的生產生活，由此降低對政府的依賴。

　　霍頓詳細回顧了美國社會從不接受保險這一與災難、不幸相聯系的事物，包括主流宗教排斥其將金錢與生命健康劃等號，到社會充分接受保險，將購買保險視為個人和社會的一種重要責任，同時精算思想深入人心、全面融入社會文化的歷史過程。

　　在美國保險型社會的構建過程中，保險在人口減貧、疾病防控、郊區購物中心建設、建筑范式引領、美國天然氣管道建設等眾多重大社會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保險在教育、外交政策、犯罪學和醫學等領域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在文化領域，保險及相關概念也成為詩歌、小說、電影的重要主題，催生了大量保險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以及代表性作家詩人。

　　霍頓對二戰后美國保險型社會理論和實踐——特別是實踐的全面分析，再一次表明保險之于社會的深刻影響和重要意義絕不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因此，保險理論的研究需要結合多學科視角，僅局限于經濟領域的保險理論必然是難以全面分析保險對社會的深刻影響的。

　　基于保險國家屬性的高質量發展

　　保險（金融）有多重要？習近平指出，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

　　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務、防范金融風險舉行第十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重要講話，指出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并就推動金融業高質量發展作出了重要部署。

　　“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經濟興，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習近平闡述了經濟與金融的關系，他進一步以生命體為喻：“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

　　所以，我們要深化保險國家屬性的認識，立足中國實際，走出中國特色保險業高質量發展之路。

　　如何從保險國家屬性的高度理解保險業高質量發展？《指導意見》的指導思想給出了答案：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金融業開放，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不斷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指導意見》的指導思想已經把保險提升到了“國家保險理論”，保險是一種治理方式，而不僅僅是一個“金融”類型。正如《關于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國發〔2014〕29號）所要求的那樣，我們要立足于服務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把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放在經濟社會工作整體布局中統籌考慮，基于《指導意見》明確保險業發展的新定位，設立保險業發展的新目標，實現保險業的高質量發展。

　　從保險國家屬性的高度理解保險業高質量發展，保險變成了一種治理術（Governmentality），一種治理的方式，而不是一套“政府”機構。

　　(本文作者介紹：央財國際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