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付一夫

　　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序幕，正伴隨著2020年的到來而緩緩拉開。

　　這注定將是不平凡的一年，除了全面消除絕對貧困、首次火星探測任務、5G全面商用、東京奧運等重大事件之外，2020年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正因為這樣，2020年的經濟增速對于能否實現“兩個翻番”的目標來說意義重大。

　　為此，在2019年年末，經濟學界掀起了一波經濟增速“保6”的大討論，業內權威人士各抒己見，有人力挺，也有人看淡。

　　客觀地講，“保6”這件事，除了完成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目標之外，還能夠在相當程度上帶動就業、穩定市場預期，并為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提供更大空間，這也側面印證了其價值所在。然而在我看來，“保6”雖然重要，但還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們去關注。

　　只因GDP并不代表著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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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經濟學教科書里的定義，國內生產總值（GDP）具體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的總和”，用通俗一點的話來說，這是可以用于衡量某個國家或地區總體經濟狀況的通用指標。

　　GDP的問世，最早可追溯至1929年。

　　彼時，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爆發，舉世聞名的“大蕭條”時代隨之降臨，美國本土百業凋敝、民生艱辛，對經濟政治與社會秩序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

　　然而，美國主政者對經濟蕭條程度的認識，僅限于知道大概有幾百萬人失業、鐵路運輸驟減、鋼產量下降等零碎信息，至于國民經濟全貌的詳盡態勢，根本無從考究，以至于在制定宏觀經濟相關調控決策時，宛若沒有燈塔指引的航船。

　　到了1932年，為了幫助羅斯?？偨y應對經濟危機，美國商務部內外貿易局經濟分析處同國民經濟研究所（NBER）的西蒙·庫茲涅茨等經濟學家開展了密切的合作研究；直到1934年1月4日，一份名為《國民收入報告（1929~1932）》的文件被呈遞給美國國會金融委員會，其中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國民收入（NI）”——這便是GDP的雛形。此后的數十年里，經過凱恩斯、理查德·斯通等經濟學大師的不斷改進，這套國民經濟核算理念和體系日趨完善，并逐漸推廣普及至世界各國。

　　從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發展實踐上看，GDP規模較高且增速較快的國家，往往都是發達富裕且前景可期，因此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國家都把追求GDP的快速增長作為首要目標。

　　在我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快速做大國民經濟這塊“蛋糕”成了當務之急。也正因為GDP這一統計指標的存在，我們可以從一系列數值變化中，領略到中國經濟的崛起歷程。

　　從經濟規模上看，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經濟體量接連邁上新臺階，GDP由1978年的3678.7億元暴漲至2018年的91.93萬億元，按照可比價計算，40年的平均增速逼近10%，高出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約7個百分點（參見圖1）。與此同時，我國GDP居世界位次不斷攀升，2008年超過德國挺進世界三甲，2010年更是一舉甩開日本成為全球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而我國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8%上升至15%左右。

　　從人均GDP上看，成就同樣令人欣喜。1978年，我國人均GDP為385元，到了2018年，這一數字變為64644元；若是折合成美元來計算，我國人均GDP分別于2008年、2011年、2015年突破3000美元、5000美元和8000美元，2018年更是直逼10000美元，距離世界銀行定義的“中等收入陷阱”上限（12000美元）越來越近，而我國邁入高收入國家指日可待（參見圖2）。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歷史，像我國這樣連續4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可謂獨一無二，“中國奇跡”的美譽也因此響徹全球。經濟實力的不斷壯大，帶來了我國綜合國力的持續強大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而今，新中國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中心。

　　某種意義上，GDP的一路狂飆，可以視為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一個重要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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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絕不是GDP總量越大、增速越快，綜合國力就一定越強，因為除了經濟的維度之外，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其他因素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

　　僅從GDP這一統計指標而言，有著不可回避的局限性：

　　其一，GDP無法反映經濟增長的成本。

　　亮眼的GDP數字背后，往往是大量的社會成本投入與所付出的代價，如因過度消耗而導致的資源供給日趨緊張、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正急劇惡化，等等，而這些成本并沒有納入到GDP的統計范圍內。例如，過度砍伐樹木、隨意排放工業“三廢”等行為，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產出的增加與GDP的提升，但隨之而來的森林資源減少、空氣土地和水資源的污染與生態的破壞卻無法得到體現，它們不僅會導致社會整體福利的削減，還會掣肘未來的經濟發展。

　　其二，GDP無法體現經濟效益。

　　GDP 統計的是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增加值，是一種“量”的測度，至于當中的經濟效益、投入產出比等“質”的內涵卻無法體現，尤其是那些產品質量的改善和提高人們生活的有效產品增長，GDP是體現不出來的。例如，更新換代很快的筆記本電腦，品質性能一代強過一代，但技術的快速進步減少了生產成本，使得電腦價格變得便宜，反映在GDP上卻很可能是數值的降低。

　　其三，GDP無法衡量實際國民財富變化。

　　按照經濟學中的收入法核算公式，GDP表現為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的總和，其中關系到國民財富的決定項只有“勞動者報酬”一個，這就注定了GDP的數值要遠高于國民財富的實際總量。

　　試想，許多廠房、道路、橋梁、碼頭的重復翻新建設，雖然會讓GDP一再增加，但國民財富卻不會有明顯變化；再有，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造成的各種物質和生命財產上的損失都沒有計入GDP，但用于重建災區的大量投資卻能拉動GDP增長。此外，數據也可以佐證這一觀點，從歷年人均GDP和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走勢來看，前者始終高于后者，并且差距有逐漸加大之勢（參見圖3）。

　　其四，GDP無法測度居民的幸福感。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終極目的必然是讓老百姓擁有更加幸福的生活?？墒怯醒芯勘砻?，人均GDP的增加與國民平均幸福感的提升并沒有顯著關系；換言之，收入較高的個人更容易獲得幸福感，但在國家層面，國民的平均幸福感卻不會隨著人均GDP的增長而改善。

　　這個有意思的論述最早出現在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1974年的文章《經濟增長是否改善了人類命運》中，故被學界稱為“伊斯特林悖論”。此悖論恰恰進一步揭示了GDP統計的缺陷，即沒能將國民幸福和滿足感包含進來。

　　其實這并不難理解，因為關乎到居民幸福程度的影響因素，除了收入外，還包括婚姻、健康、社會關系、宗教信仰、生活目標、氣候、環境等一系列內容。GDP顯然不是一個能夠全面測度居民福利的指標，諸如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差距加大、社會保障體系完善與否、居民閑暇時間長短等均無法覆蓋。對此，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直言道：

“GDP既不能衡量幸福水平，又不是幸福指數，因為GDP體系在制定之初并不是為了表明消費與投資行為無法反映的重要生活現象。”

　　此外，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驅使下，GDP的至上地位被一再強化，而在各地政績考核過程中，GDP長期占據著極大的權重。地方主政者為了能在這場晉升“錦標賽”中勝出，都傾向于在有限的任期里想方設法地推動轄區內的經濟增長，除了制定相應政策之外，還會通過加大招商引資力度、提升公共產品供給、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方式來提升當地的GDP。

　　該模式雖然很好地助力了“中國經濟奇跡”的發生，卻也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面對著政績考核壓力，各地不自覺地只關心可測度的經濟績效，卻在一定程度上無視生產效率和發展質量，進而間接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

　　至此，GDP的局限之處盡顯無遺：這是一個既不能反映經濟發展質量，又不能反映居民福利的統計指標，只能片面地表征經濟規模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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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因為上述種種，世人也開始了更多的探索，試圖找到一個更好的統計指標來刻畫人類社會發展規律：

　　（1）巴基斯坦前總統哈克提出的“22個家庭”說法，特別關注到了社會分配的不均衡；

　?。?）成功組織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的斯特朗，關注到了監管不力的科學發展對氣候、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基于此，他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發展經濟學家團隊提出了“人類發展指數”的概念，主要包括“出生時預期壽命平均受教育年限”、“預期受教育年限”及“人均國民收入”三個組成部分，該指數更關注國民福祉與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

　?。?）不丹王國年輕的旺楚克國王整合了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國民福祉，提出了“國民幸福指數”，倡導人們在不犧牲幸福的生活方式與保護環境的前提下發展經濟；

　　（5）近些年，學界對于“綠色GDP”頗為倡導，即關注國民經濟增長的凈正效應，將資源、環境等發展成本納入考慮，以此避免對真實情況的過高估計并科學決策……

　　不僅如此，有關部門也意識到了GDP的局限所在，而隨著“新常態”的到來，我國的經濟發展理念也在發生著轉變。

　　在2011年3月頒布的“十二五”規劃中，特別提到了這樣一段話，標志著GDP地位的歷史性淡化：

“在強化對各類地區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等方面評價基礎上，按照不同區域的主體功能定位，實行差別化的評價考核。對優化開發的城市化地區，強化經濟結構、科技創新、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等的評價。對重點開發的城市化地區，綜合評價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質量效益、節能減排、環境保護和吸納人口等。對限制開發的農產品主產區和重點生態功能區，分別實行農業發展優先和生態保護優先的績效評價，不考核地區生產總值、工業等指標。對禁止開發的重點生態功能區，全面評價自然文化資源原真性和完整性保護情況?！?/p>

　　2013年6月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最高領導人提出“不簡單以GDP增長率論英雄”的論斷：

“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p>

　　此外，在十九大報告中也特別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突出了經濟增長質量在新階段中的重要地位；而“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的字樣，更是令人感到無比親切和溫暖。

　　種種變化充分表明，“GDP崇拜”的歲月正在遠去，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然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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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GDP并沒有因此而變得一文不值，否則就不會有本文開篇提到的經濟學界“保6”大討論。

　　那么在2020年，究竟能不能成功“保6”？

　　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我們必須要認清這樣的事實，那就是放眼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永遠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特別是當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后，GDP增速的放緩幾乎是必然的客觀規律，所以我們更應該以理性平和的心態去面對未來增速繼續放緩的局面。不過，考慮到我國經濟整體的韌性十足與基本盤穩定，即便是真的跌破6%也沒什么大不了——要知道，美國GDP增速也只有2.5%左右，但這絲毫不影響其強大的經濟實力。

　　其實，“保6”的劇情并不是第一次上演，早在多年以前，國內就曾掀起過一輪“保8”的討論。

　　那是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席卷全球，我國也受到波及。業內普遍認為，即將到來的2009年將會是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最為困難的一年，而保住8%的增速也成為了業內能夠接受的增長底線。而后，國家果斷出臺了一系列保增長的經濟刺激計劃，如十大產業振興計劃、新增4萬億投資計劃、家電摩托車下鄉和以舊換新等拉動農村消費的政策。事實證明，2009年我國GDP比上年增長了9.4%，不僅超額完成“保8”的目標，還成為了世界上經濟最先回暖的國家。

　　從這個角度看，眼下的“保6”理應不是問題，即便再困難，只要想保，總會有辦法。

　　可是，我們的目標就僅限于此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畢竟從長遠來看，有質量的發展，要比單純的GDP增長數字重要得多，就像當年的“保8”目標雖然達成，卻也遺留下許多深遠的負面影響。因此退一萬步講，哪怕2020年終交出的成績單是5.9%或5.8%，但在這一年里，我們真切地看到了很多深層次問題的破解與改善，更由此而預見到了國民經濟未來的健康優質可持續發展，這難道不是一件更值得慶祝的事情嗎？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在很多時候，適當的放棄，也未嘗不是另一種收獲。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