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秦朔

在經濟和社會中，鼓勵與限制兩類方法都有用，但孰為主，孰為輔，還是要有一個總體判斷。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通過改革開放的新制度新文化，喚醒了億萬經濟主體，遍地英雄下夕煙，融入全球化，運用新技術，創出了前所未有的增量。如果不是發展導向，增量導向，而是存量導向，管控導向，和計劃經濟年代一樣，把什么都管得嚴嚴實實，很可能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這是2019年寫的最后一篇“大視野”。

　　上一篇“大視野”，《透視下一個10年中國經濟新動能》，最后一句話是，“為一切創造的力量創造更好的環境——這就是我對2020年代的最大期盼”。

　　臨近歲末，看到了不少激勵性、鼓舞性政策出臺，很欣慰。而之前我聽到相當多企業的抱怨是，在經濟活動中，限制性、管控性、檢查性的政策越來越多，相關部門和人員也越來越多。這有點像“攝像頭經濟”，道路上攝像頭越來越密，雖然也能產生一些罰款收入，但本質是“財富再分配”，而不是增量創造。

　　在經濟和社會中，鼓勵與限制兩類方法都有用，但孰為主，孰為輔，還是要有一個總體判斷。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通過改革開放的新制度新文化，喚醒了億萬經濟主體，遍地英雄下夕煙，融入全球化，運用新技術，創出了前所未有的增量。如果不是發展導向，增量導向，而是存量導向，管控導向，和計劃經濟年代一樣，把什么都管得嚴嚴實實，很可能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什么是增量思維？就是相信明天可以變得比昨天更好，相信下一代人更聰明，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山更比一山高，相信寬廣的包容態度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解決問題，相信創新能在絕大多數地方讓我們走得更遠。

　　20年前阿里和騰訊才誕生，當時誰能想到，這兩個小公司十幾年后會成為中國市值最大的公司？2000年中國最大的商業零售企業是聯華超市，銷售額突破了100億元，這是今年天貓雙十一1分36秒的成交量。草根可以變森林，這就是增量效應，是飛輪效應。

　　所以中國的問題不是沒有市場，沒有潛力，問題在于如何去激發。

　　上個月馬云在浙商大會發表演講，說雙十一是中國內需的成功，接下來內需將是中國千載難逢、百年一遇的金礦，現在中國一年的包裹量達到600億個，每年的增量相當于一個美國（注：美國為120億個），網購新增用戶的60%到70%來自三四五線城市和農村，今年光是阿里電商會賣出將近1萬億美元價值的商品，80%來自中國實體經濟。

　　馬云演講中還說了下面的話：

　　“市場靠運、經濟靠營。運是資源的分配，營是效率的意識。我們要運營我們的經濟。希望我們的政策多一點，文件少一點。文件和政策是有區別的，文件是規定不能這樣做、不能那樣做，而政策是需要上下聯動，激發人的積極性，激發人的努力，鼓勵新生事物的發展。

　　“規則不等于限制，便利、促進也是規則重要的一部分。監管是為了健康發展，離開發展的監管毫無意義。發展也不一定帶來風險，監管不一定就沒有風險，有時候不適當的、落后的監管也會是巨大的風險。所以，今天只有監管部門、市場主體、企業家、經濟學家，大家共同努力，我們的經濟面對國內外極其復雜的形勢，才能依然充滿巨大活力。”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中國經濟的明天正在再規劃。我們需要用新的愿景凝聚各界共識，喚醒人們心中的巨人，打開新的天地。

　　本文將結合近期出臺的一些政策，從如何激發經濟增量的角度展開分析。

　　我想說的第一個政策，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意見提出“以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牽引區域流動”，具體包括：

• 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

• 完善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會保險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

•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推動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向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較多的城鎮傾斜。

　　我覺得這些政策釋放出了一個清晰的信號，就是“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讓想在大城市落戶的人能真正落下去。

　　而在過去，城市規劃思維中總有一個框框，就是人口增長會帶來城市病，所以要控制規模，如規定人口上線，收緊一線城市建設用地指標，而中小城市建設指標給的很多。結果是，人流到大城市，大城市土地供應速度慢，房價居高不下；中小城市人口凈流出，卻大搞園區，大建新城，造成大量空置。典型的資源錯配！

　　曾任廈門市規劃局局長、現任廈門大學教授的趙燕菁打過一個形象的比方：

　　“我覺得城市規劃對待城市好像是對待班里的小孩，有的小孩長的太高，就減少布料，想通過把衣服做小一點減慢他生長的速度。如果個子比較矮，就給他更多布料，希望通過這個辦法讓他長高一點。實際上錯配的是布料。一個人是否應該長高，取決基因而不是布料，城市也是如此。不應通過規劃手段去限制哪個城市能增長，規劃的任務是給予城市增長需求相匹配的資源。找出一個適合更大規模城市發展的空間結構，可能比限制城市規模本身更重要。”

　　可喜的是，我們今天的思路回到了尊重城市發展和人口流動的規律上來。這是為什么？是被人口紅利的消失逼出來的。

　　根據國務院印發的《國家人口發展規劃》，中國人口總規模增長慣性減弱，2030年前后達到峰值，此后持續下降。另據統計，中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1年達到峰值，為9.25億人，2018年已下降為8.97億人，有研究預測2030年后將以平均每年760萬人的速度減少。

　　雖然我們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59.58%，2018年）和戶籍城鎮化率（43.37%）并不高，還有相當提升空間，但從非農就業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看，可能已經達到70%，由于農村大量中老年人并不愿意再遷出，中國城鎮化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空間并不多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年越來越多城市因為吸引不了周邊的農村人口、城里的年輕人又忙著去一線新一線城市打工，而走向人口凈流出，很多大城市拼命“搶人”。在這種背景下，應該通過降低甚至不設門檻，以及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盡可能增加城市吸引力，盡可能多轉移一些農村人口，讓暫住者常住，并盡快擁有戶籍。

　　每當我聽到年輕人在大城市為戶口和公共服務而焦慮，手足無措，內心總是非常悲哀。大城市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厲害，沒有新血，談何發展？大數據和AI這么發達，很容易就能分析得出來，這些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年輕人，基本不會再回老家了，他們會一直在城市生活、奮斗、交稅、養孩子。既如此，為什么不給人家一點驚喜，讓其早點真正融入呢？非要這套標準，那套標準，有的人因為社保交金基數調整，某個月少交了幾十塊錢一百塊錢，就要重新回到原點計算時間，這能讓年輕人心里舒服嗎？

　　明明是大城市需要增量人口，卻用一套陳舊的存量思維，對增量人口設卡，好像來的人只有為城市奮斗的份，沒有享受平等公共服務的份。這不僅不符合市場經濟邏輯，也有違社會主義初心。

　　中國大城市化、現代都市圈化還有潛力。和日本對比一下，東京都面積2188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1348萬；東京都都市圈（東京都加上埼玉縣、千葉縣和神奈川縣），1.36萬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3609萬；首都圈（東京都都市圈加上外圍四縣，即栃木、群馬、茨城、山梨），面積3.69平方公里，2019年人口4379萬。但是，如果我們不抓住總人口見頂前這最后十年左右的時間，盡可能推動人口城鎮化，未來將追悔莫及！

　　我想說的第二個政策，是證券法的修訂。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證券法修訂草案舉行發布會。修訂涉及完善證券發行制度、完善證券民事訴訟相關制度、較大幅度提高證券違法成本等六個方面。

　　新修訂的證券法將于明年3月1日施行，新法全面推行注冊制，將發行股票應當“具有持續盈利能力”的要求，改為“具有持續經營能力”，同時，大幅度簡化公司債券的發行條件，取消發行審核委員會制度，“證券交易所等可以審核公開發行證券申請”。

　　注冊制不是登記備案制，股票發行還是需要嚴格審核。但從核準制到注冊制，是一個歷史性的巨大進步。

　　原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說，注冊制改革的核心在于理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避免監管部門的過度干預，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第一，發行股票籌集資本，是企業天然擁有的權利。只要不違背國家利益和公眾利益，企業能不能發行，何時發行，以什么價格發行，均應由企業和市場決定，這和核準制是完全不同的，從根本上改變了證券監管部門對新股發行，調節奏、管價格、控規模的范式。

　　第二，以信息披露為中心。證監部門讓企業披露充分和必要的投資決策信息，而不對企業資產質量和投資價值進行判斷，也不對發行人背書，更不是選秀和擇優。注冊制條件下的審核方式，是不斷提出問題，不斷回答問題，不斷豐富和完善信息披露內容，是一個互動過程。只要發行人披露的內容達到了信息披露制度和規則的標準，就可以放行。這和核準制有很大不同，可以保證企業自己掌握證券發行上市的審核時間，從申請遞交開始到最后能不能放行，企業自己能算出來。“如果搞注冊制，企業沒有穩定的預期，從遞申請到最后不知道哪一年，這個不叫注冊制，一定要有一個穩定的預期，除非監管部門依法否決。”

　　第三，各市場參與主體歸位盡責。發行人是信息披露的第一責任人，負責真實、準確；中介機構如券商、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則要承擔信息披露的把關責任；投資者自主做出決策，并自擔投資的風險。

　　第四，實行寬進嚴管。注冊制以大力強化監管執法為基礎，監管部門重在事中事后監管，嚴懲違法違規行為，維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注冊制改革會是一個漸進過程，但改革的大方向，非常正確。

　　為什么現在要推注冊制？我覺得也是逼的。

　　中國經濟的升級方向之一，是創新經濟。而創新在相當大程度上是由小企業、新企業驅動的，而對這樣的經濟形態，傳統的以銀行為主導的間接融資很難有所作為，傳統的證券市場審核體制也不會接納。從BATJ一代（百度、阿里、騰訊、京東）到TMDP一代（頭條、美團、滴滴、拼多多），有哪個是內地銀行和資本市場支持起來的？它們全部都是VC、PE為新興產業和企業家精神下注而成功的。

　　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歧視，說了N年了，說的人們已經不想說了，有什么用呢？與其徒嘆奈何，不如另辟新天。這就是以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為代表的新資本的一級市場，以及以創業板、科創板、新三板為代表的二級市場的作用。

　　事實證明，無論是傳統的銀行體系，還是畸形和變異的影子銀行體系，都不能服務創新經濟，不能承擔創新經濟必須攜帶的風險，我們也無需再作指責，或抱有幻想。我們要往前走，往新的方向走，往直接融資的方向走，最終形成支持中國新經濟的強大、多層次、深厚的資本市場，市場化和法治化合一的資本市場。

　　我想說的第三個政策，是《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包括優化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完善精準有效的政策環境、健全平等保護的法治環境、鼓勵引導民營企業改革創新、促進民營企業規范健康發展、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等等。

　　關于民企發展，我寫過很多文章，我認為短期的關鍵是落實政策，中期的關鍵是深化制度變革，長期的關鍵是文化。而要真正落實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涉及到很多深層次問題，也很難一步到位。但我們還是要不斷呼吁，不斷推動。

　　現在為什么要出臺支持民企改革發展的意見？和經濟增速下行壓力增大、就業壓力增大是分不開的，也是逼出來的。

　　客觀地說，政府也在努力。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近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說，將加強清理拖欠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賬款力度，目前清欠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全國政府部門、大型國有企業共清償民營企業賬款超過1600億元，今后將加大問責力度，建立健全長效機制，防止“邊清邊欠”“清完又欠”。

　　今年全國新設市場主體2179萬戶（含個體工商戶和企業等），日均新設企業達到2萬戶，這得益于市場監管部門進一步精簡審批、降低準入門檻、消除投資興業的制度性障礙，等等。

　　今年“證照分離”改革已在18個自貿試驗區開展全覆蓋試點，明年將在全國推開“證照分離”改革全覆蓋，全面推廣企業開辦全程網上辦，推動行政許可事項“一網辦理”，完善企業注銷“一網服務”。

　　在產品準入方面，明年將推動“一企一證”和“告知承諾”，在現有10類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種類基礎上繼續壓減產品目錄，僅保留涉及公共安全、經濟安全等產品，將審批權限全部下放到省級市場監管部門。

　　當然，現在營商環境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如尋租的隱蔽化、經常化。一個開經濟型酒店的老板告訴我，過去生意好的時候，給片警、消防部門“打點”是沒問題的，現在生意不太好，繼續“打點”就很吃力，但如果你一停，麻煩就會找上門，今天說消防不過關明天說有人在酒店打麻將。他說他也很體諒這些“兄弟”，他們每年也有很多指標，包括罰款指標，也很累。

　　又如，對指標性大企業，各級政府呵護備至，像特斯拉超級工廠在上海臨港，從簽訂協議到破土動工僅僅用了5個多月時間，現在產品都快上市了，而大量中小企業特別是困難企業，往往處在“被愛情遺忘的角落”。

　　以行政審批之“減”，換來發展活力之“增”，“放管服”改革依然在路上。

　　最近看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和《經濟學人》編輯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合著的《美國經濟的繁榮與衰退》，很多內容令人觸動。

　　在談到美國繁榮的原因時，作者認為：

　　與歐洲人建造堡壘來保護已有財富的“堡壘”社會截然相反：美國人總是不停地遷徙，尋找新的機會。19世紀下半葉，近2/3的30歲以上的美國人曾跨越國界。相比之下，只有1/4的英國人走出了他們狹小的島國。……美國更容易創立公司，并且如果足夠幸運且意志堅定，還能將公司發展為商業巨頭。安德魯·卡內基曾是一名身無分文的移民，洛克菲勒是一個推銷蛇油的流動商販的兒子。

　　在很大程度上，美國的繁榮在于它認可毀滅是創造的必經之路。美國擁有全球最自由的破產法，允許公司倒閉；全球最大的國內市場允許人們搬遷到合適的地方，獲得最豐厚的工作回報。美國能夠接受，在發展的進程中，不得不廢棄一些城鎮和關閉一些工廠。

　　而在分析“為什么美國曾引以為傲的活力消退了”的原因時，作者認為：

　　“創造性破壞的各項衡量標準（從地域流動性、創立公司到社會對破壞的包容度方面）都呈下降趨勢。……還有一個問題是監管的加強，表現為對企業家的兩種最具價值的資源征稅：嘗試新事物的時間和能力。

　　“大多數基礎設施工程延期數年，因為官員不得不突破重重關卡（尤其是現今在環境保護方面的關卡）。在大蕭條時期，修建金門大橋耗時4年。今天，開展更大的高速公路項目需要花10年掃清各種官僚障礙，才能讓工人正式施工。紐約港務局決定重修連接斯塔滕島和新澤西州的貝永大橋，讓大型郵輪可以從橋下駛過。做出該決定后，他們得去19個不同的政府部門完成47項審批，從2009年一直忙到2013年年中。經歷了整個過程的港務局官員瓊·帕帕耶奧吉斯說道：‘這個過程不是要解決問題，而是要制造問題。說‘不’能為他們省去很多麻煩。’

　　“過度監管迫使企業創始人忍受噩夢般的經歷，去拜訪不同的政府部門，無止境地填寫復雜的表格。比如，要想在紐約開個餐館，你得和11個不同的市政機構打交道，這花費了美國人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一半美國人雇用專業人士來處理稅收。”

　　作者認為，美國低增長的沼澤是因為“它被困在自己制造的鐵籠中：失控的權力和考慮不周的法規迫使它的表現遠遠低于其潛力”，“美國擁有打開籠子所需的所有鑰匙，最大的問題是它是否有政治意愿去轉動這些鑰匙”。

　　《美國經濟的繁榮與衰退》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領悟到，開拓、創造、創新、增量是如何來的，又是被什么力量所磨蝕而失去的。

　　中國處在幾千年來難得的發展機遇期，我們有全世界罕見的愿意辛勤付出的人力資源，而且天然地希望社會穩定。我們要更加相信人民，相信市場，穩定預期，少一些管控思維，多一些開放思維和增量思維。這些話無數人說了無數遍，因為它是重要的、最根本的話。

　　從實地調研中我看到，無論是從創業開公司的角度，還是從新型政商關系的角度（大量企業家逢年過節不用請吃送禮了），中國的營商環境有很大改善。這方面的交易成本確實降低了。現在的問題是，企業和個人內心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包括財產權利、司法公正、政策穩定性、自由保障，等等），變成了新的交易成本。企業家的心還不夠定，還會受到不少經濟的、非經濟的干擾。

　　Think big，Think long，我建議，在十四五規劃中，不僅要定經濟、建設、民生等指標，還要定一些軟環境、軟實力方面的指標，有助于經濟主體從內心感到長治久安的信心指標、安心指標。對于重要的、根本的、長久的議題，希望用只爭朝夕的態度加以重視，真抓實干地落實，不要等到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出現了，再趕快出政策，響應式地解決問題。

　　最后，引用比爾·蓋茨的妻子梅琳達2014年在斯坦福大學演講中的結束語，和大家共迎2020年的到來：

　　“將世界朝著讓大多數人更加樂觀的方向發展。在你的生命里，將會遇到令你震撼甚至心碎的事，當這些問題出現的時候，不要逃跑，去面對和解決。因為那將是你改變世界的時刻。”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