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

　　本文作者：李稻葵 |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創始院長、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新中國的70年走過了極不平凡的發展歷程，今天的中國經濟正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未來5年內，中國將不僅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也完全有可能進入按照國際標準劃分的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而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的發展進程遠不止于此，下一個奮斗目標是到2049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美麗和諧的社會主義強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特色現代化市場經濟體系將逐步定型，中國經濟的國際影響力和領導力將不斷上升。

　　因此，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我們有必要在經濟理論層面認真總結過去70年中國經濟發展做對了什么、走過了哪些彎路，從而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促進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和定型，在國際上更加客觀真實地講好中國故事和中國理論。

　　回望新中國70年歷程，前30年與后40年既有一脈相承的主線，也有經濟發展思路和體制、機制方面巨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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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30年經濟發展的經驗與教訓

　　從經濟學視角看，新中國前30年有兩個寶貴的經驗值得總結。

　　第一，公共衛生和基礎教育的投入極為重要，它們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堅實基礎。新中國在公共衛生和教育方面做了大量投入，包括改善衛生條件，消滅傳染病，推廣疫苗接種；推廣衛生理念，普及暖水瓶，推廣潔凈飲用水；逐步推廣基本的合作醫療。這些措施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人力資本質量。中國人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上升到1978年間的65.86歲；嬰兒死亡率從1949年前的200‰下降到1978年的41‰。人口健康狀況的改善，對于后來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更何況這些指標本身就是人類進步的重要標志。在教育方面，建國初期也做了大量投入，成人文盲率從1949年的80%下降到1978年的19.5%。需要指出的是，與國際標準相比，中國統計文盲率的標準很嚴格，識字量在幾百個以下就算文盲，而在有的國家只要能寫名字和閱讀新聞標題就不算文盲。這一時期小學入學率也大幅度提高，從1949年的49.2%上升到1978年的94%，而且男孩和女孩的小學入學率基本沒有差別。大量的經濟學研究表明，女孩的基礎教育對于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而這一點很多發展中國家至今都沒有做到。

　　第二，自主創新完全可行，但其成功的關鍵在于開放學習、引進人才、用好人才。經濟發展的理想路徑需要自主創新和對外開放齊頭并進，但是前30年特殊的歷史背景，導致新中國必須以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為主。在自主創新方面，前30年始終是開放學習的，比如說科技期刊的進口訂閱基本沒有關閉，國外科技專家會被邀請訪華。自主創新的基礎是學習，在學習的基礎上消化是自主創新的本質，而人才是開放學習和自主創新的主體，引進人才、用好人才是這一時期自主創新的寶貴經驗。30年中成功突破的項目，包括兩彈一星、合成牛胰島素、發現青蒿素等都靠人才支撐，而這一時期許多人才都是1949年前后從西方歸國的，他們掌握了西方先進的科技知識。事實上，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花了很大力氣吸引在海外讀書的學子歸國，周恩來總理專門開會討論這個問題，尤其強調要吸引美國的人才回來。事實證明，這些寶貴的人才在自主創新領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重大科技攻關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信任和保護。自主創新離不開人才，因為人才是知識與智慧的重要載體，吸引國際人才就是吸引國際上最先進的知識與理念，而科技人才必須重用和保護，這是新中國前30年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今天我們要自主創新，仍然要牢牢把握這個經驗。

　　如果說上述兩條是經驗，那么，從經濟理論的角度看，新中國前30年有三方面值得總結的教訓。第一是總體上看，這一時期，主要靠政府力量來推動經濟發展，市場的作用被行政力量所全面替代，其后果是低下的經濟運行效率和發展質量。當然，在個別時期、個別領域，市場或者說市場機制發揮了一些作用，但整體而言，微觀主體沒有決策權，大量企業被集體化、國有化，市場機制沒有發揮作用，價格信號指揮不靈，許多企業事實上變成了政府機構的分支或延伸。作為一個自然的后果，政府經濟管理部門的任務極為繁重，國家和地方計委忙于制定工農業生產的各種指標，但經濟運行的效率并不高，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與決策者和百姓的預期相去甚遠，中國經濟占全球比重在1949到1978年間是下降的，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才迅速提高。

　　第二個教訓是政府各級決策者的激勵與經濟發展不一致。在當年的時代背景下，許多政府工作人員的行為目標不是做好本職工作，不是實事求是地提出解決實際問題、提高經濟發展指標的政策，而是在各種政治運動中竭力避免“站錯隊”、被“扣帽子”。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總結來講，就是沒有把工作中心放到經濟發展上。經濟發展離不開給予政府決策者恰當、正確的激勵和行為，這個教訓極為慘重。

　　第三個教訓是，重大決策特別是經濟決策忽視了基層的信息反饋，決策機制過度集中。盡管在部分時期、部分領域一些具體的經濟決策（尤其是部門經濟決策）可能是分權的，但是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決策體制尤其是在重大問題上的決策是高度集中、忽視基層反饋的。大量的經濟學研究表明，在這種機制下，基層決策者不僅不能主動發揮積極性去探索符合本地情況的新知識和新決策，為上層的決策提供正確的信息反饋，相反，下級決策者的激勵會導致他們把精力放在“證明上層決策的正確性”上，導致上層的決策失誤不斷放大走偏，偏離實際，層層加碼。1958年以及1966年開始的重大失誤的根源正在于此。這也許是新中國前30年最值得反思和銘記的重大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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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40年貢獻五大經濟學“新知”

　　改革開放40年的主要經驗如何在經濟學層面總結？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過去40年，我們很多做對了的地方是遵循了一系列經濟學基本原則，包括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發揮民營企業積極性。除此之外，我們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總結了五條在當前主流經濟學中沒有被足夠重視的“新知”。

　　第一條寶貴經驗是政府決策者的激勵極其重要。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工作人員的激勵從政治運動中保持路線正確轉向促進經濟發展，一系列激勵機制導致今天的政府決策者總體上講愿意維護市場經濟發展、支持新企業創立。這一條極為重要。坦率而言，許多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這方面存在極大的缺憾，從而導致其經濟發展緩慢，他們的政府官員專注于在短期內討好選民，而非立足經濟的長遠發展。需要注意的是，維護市場經濟發展不是西方所說的維護企業利益，企業僅僅是市場經濟的一類主體，維護市場經濟發展是全方位的，還需要保護消費者、保護勞工，維護市場秩序等等。這一點需要在國際上反復闡明。

　　第二是較快的土地用途轉換。西方在經濟發展早期是高度重視土地問題的，事實上，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貫穿于早期經濟學的論著，但是西方經濟發展起來之后，其主流經濟理論對土地使用權轉讓的重視程度日益衰減。過去4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經驗表明，經濟發展離不開土地使用權的快速轉讓。這是中國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也是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盡管中國在土地上仍然面臨重大問題，必須持續改革，但是到目前為止積累的許多經驗值得認真總結并對外推介。

　　第三是經濟發展離不開持續的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定義是居民、企業、政府所持有的金融資產，包括貨幣與GDP之比不斷提高。中國金融深化的比例從改革開放前不到50%達到了今天的400%，發展極為迅速。快速的金融深化，讓中國的儲蓄資源源源不斷地轉化為投資，維系著宏觀經濟的穩定和高速發展。金融深化的背后是高度審慎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場的培育，這一點中國經濟極有心得，值得認真梳理。

　　第四是通過對外開放，帶動經濟主體的學習，從而促進經濟升級。如果一國希望獲得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與繁榮，那么簡單的擴大貿易、引進資金是遠遠不夠的。世界上大量國家在貿易方面都是開放的，但是真正實現了產業升級的屈指可數。開放的目的不能止步于國際貿易，要通過對外開放進行學習，讓企業家、勞動者以及政府決策者不斷學習、提升自我。盡管在這方面走過彎路，但總體而言中國的學習獲得了成功，這也許是當前美國個別學者和政客對中國競爭力不斷提高而憂慮的深層次原因。然而回顧歷史，美國當年也是在對外學習中不斷取得發展的，比如從英國“偷學”紡織機器制造技術的薩繆爾·斯萊特，被美國總統杰克遜譽為美國工業革命之父。

　　第五是必須積極、審慎地進行宏觀調控。中國改革開放40年沒有出現經濟負增長，沒有出現過宏觀經濟所定義的高通脹，更沒有出現過金融危機，這在全世界快速發展的經濟體（特別是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國家）中極為罕見，是中國的奇跡。市場經濟自身存在基本的不穩定因素，包括潮涌式投資過熱、群體性預期悲觀、落后產能退出較慢等現象，其背后是理性的微觀主體行為導致的宏觀經濟波動，中國的經驗是宏觀經濟決策者必須持續、審慎、積極地推進宏觀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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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30年的愿景與挑戰

　　立足70年的不平凡歷程，新中國未來的30年特別值得國人期待和展望。中國完全有可能在未來30年內實現經濟規模的持續增長，最晚到2035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2049年，人均GDP有望邁入世界最發達國家的行列，同時建成最具特色的全球標桿意義的經濟社會管理體制，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愿景。當然，這中間也有許多重要的挑戰，必須要深入研究認真應對，在三個方面不斷創新和改革。

　　第一個值得研究的是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動力問題。其中重點之一是自主創新和技術升級，在這方面，深圳走在了全國前列，不僅成為全中國技術創新最活躍、產業升級最前衛的地區，在相關體制機制方面也樹立了標桿，比如說，深圳市政府設置了各種輔助機制幫助創新基金更好地運行，這一做法非常值得總結和推廣。

　　除了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中國經濟發展中特別重要、目前必須重視的增長動力，就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擴大。按照國家相關部門的統計，目前中國大約有4億人口已經邁入中等收入人群行列，我們分析，經過未來15年，也就是三個5年計劃的努力，到2035年左右，中國經濟有可能讓8億人口邁入中等收入人群，超過那個時候的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經濟體的人口之和。只有不斷擴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才能保持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總量，才能真正保證中國經濟健康和諧可持續地發展。

　　第二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是，中國特色現代化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定型。經過40多年的改革與開放，擺在中國經濟體制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將成功的經驗固化、如何將經濟發展中的問題通過進一步的體制改革加以解決，通過這一過程，形成相對定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市場經濟體制。在這方面至少有三個話題特別值得探索。

　　其一是國有經濟以什么形式來實現。中國經濟的一個特點是政府與市場共同推進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是這一體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國有經濟的實現形式絕不應該僅僅局限于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形態也不應僅僅局限于政府牢牢控制的傳統國企。在這方面，深圳進行了先行探索。目前，深圳市的GDP超過了2萬億元，而國有資產則突破了3萬億元，深圳國有資產的主要實現形式并不是國有企業，而是各種各樣的國有基金。這些國有基金怎樣管理好？怎樣發揮私人資本所達不到的社會效應？這是需要深圳以及全國其他地區進一步探索的一個重大課題。

　　其二是如何處理好國家在土地等關鍵要素方面的作用。過去那種靠出賣土地獲得財政收入來支撐地方發展的模式難以為繼，但是，如果土地完全控制在政府手里，土地的使用效率如何提高？政府的財政收入從何處來？政府如何能夠高效地運轉？這都是重要的話題。在這方面，深圳以及雄安新區等必須擔當探索的重任。

　　其三是政府如何擔當一些重大的社會責任，比如退休、養老、醫療、基礎教育等很多領域，當前有過分市場化的傾向，基礎教育階段的課外補習以及醫療領域過分依賴市場化的以藥補醫的方式都不可取。

　　未來30年，中國第三個值得探索的領域是如何在全球范圍內更好地發揮領導力。美國已經明顯展現出擔當全球經濟領導者的疲憊之態，這就是當今世界百年巨變的根源，那么，中國應該如何在全球發揮應有的領導力？如何避免美國等西方國家過去在全球事務中所犯的錯誤？如何提升自己的全球領導能力和話語權？如何通過人才培養，講好中國理論、中國故事？中國的年輕一代必須有意識地提升自己的國際事務能力，這方面尤其值得期待和探索。

　　總體而言，當前我們須“溫故而知新”，只有深入回顧總結過去70年的經驗和教訓，著力未來30年發展問題的研究與探索，才能更好地面對挑戰，更自信、更堅定地辦好中國的事、擔當起大國的責任。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以全球視野立足中國，力求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世界所接受，讓經濟學理論追趕中國的經濟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