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徐高

　　我國是否應該在GDP增速上“保6”，與對我國潛在產出水平的估計結果密切相關。

　　潛在產出水平是經濟產出的可能性邊界。如果我國經濟增速是因潛在產出水平增長減速而放緩，那么宏觀政策就應放任經濟增速的下降，“保6”的必要性就不高。

　　不過，目前主流的潛在產出水平估計方法對中國并不適用。中國經濟長期運行在低于潛在產出水平的狀態，而并非像主流宏觀經濟學所假設的那樣，在長期圍繞潛在產出水平運動。因此，主流方法對中國潛在產出水平的估計有誤，低估了中國的產出潛力。

　　中國目前處在產能過剩的狀態，經濟產出低于潛在產出水平。為了防止預期惡化與經濟下滑之間形成惡性循環，有必要通過“保6”來穩定各方信心。

　　2019年3季度，我國GDP增速下滑至6.0%，既觸及了今年GDP增長目標區間的下限，也創下了1992年我國季度GDP數字開始發布以來的最低讀數。即將到來的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對2020年我國GDP增長目標該如何設定，市場上出現了激烈的討論，爭辯的焦點是我國當前是否需要在GDP增速上“保6”。對是否應該“保6”，各方可以有不同的觀點，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強求一致。但對“保6”爭論中涉及的一個關鍵問題——中國潛在產出水平——則必須分析清楚，以免誤導。

　　“潛在產出水平”并非一個經濟統計數據，而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它指的是經濟中各項資源被充分而有效地利用時，經濟所能達到的產出水平，換言之，它是經濟產出能力的邊界。如果經濟增速超過了潛在產出水平的增長率，就意味著產能已經被超負荷的使用，非但不可持續，還會產生通脹等不利副作用。有人相信我國近十年來經濟增長的減速是潛在產出水平下降（嚴格地說，是潛在產出增速下降）所致，因而認為我國應該接受經濟增長的放緩，不應用宏觀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毫無奇怪地，這樣的人會對“保6”不以為然。

　　在這些人的邏輯中，從潛在產出水平下降到應該放任經濟增長下滑這一環節雖然嚴密，但潛在產出水平下降這個邏輯起點卻很可疑。正如本文接下來將要論述的，潛在產出水平下降這個結論的得出，其實是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在中國經濟的誤用所帶來的謬誤。

　　首先要明確，潛在產出水平這個概念本身是沒問題的——一個經濟的生產能力終究不是無限的，必然存在一個最大可能性邊界，這個邊界就是潛在產出水平。真正成問題的是對中國潛在產出水平的錯誤估計，以及隨之而來的對中國經濟的誤讀。

　　要知道，潛在產出水平無法直接被觀測到——我們可以看見一個經濟的產出是多少，但沒法看見一個經濟的產出潛力是多少。因此，一個經濟體的潛在產出水平只能通過觀察其產出情況來加以估計。常見的估計潛在產出水平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生產函數法”，通過估計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對產出的貢獻來估計潛在產出水平。另一種是通過對產出數據的濾波來找出潛在產出水平。但不管是哪種方法，都有同樣的前提假設——經濟產出的長期趨勢就是潛在產出水平。

　　假設經濟產出的長期趨勢就是潛在產出水平，實質上假設了經濟產出在長期圍繞經濟的潛在產出水平運動——經濟產出與潛在產出水平之間不會有長期的背離。換言之，經濟在長期處在生產能力充分運用的狀態。這個假設的背后是對市場高效運行的信仰——相信市場至少在長期會高效地把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從而讓經濟在長期處在生產可能性邊界上。

　　分析者在估計潛在產出水平時往往并不明言這一假設。有些分析者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前提假設的存在。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這是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所采納的一個隱含假設。在當前主流宏觀經濟學看來，經濟就是一個有摩擦阻力的市場體制。在長期，市場終歸會發揮其作用，將資源配置到有效狀態，從而實現最大可能的產出。而在短期（短期往往以季度為單位來衡量），則可能因為一些摩擦性的因素——如價格或預期沒有及時調整到位——而處在偏離最大可能產出的狀況上。但短期終究不會太長，很快就會收斂到長期。所以從長期來看，經濟會圍繞潛在產出水平做震蕩。

　　但經濟為什么一定圍繞潛在產出水平運動，為什么一個經濟體的產出不能長期低于潛在產出水平？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不會問這樣的問題，因為這種可能性已經被主流范式對市場的信仰給排除了——主流宏觀經濟學不相信市場在長期都不能達成資源的有效配置。但主流宏觀經濟學不考慮的情況，未必在中國就不會出現。當前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成熟于西方發達國家，其描述的只是西方國家的狀況，并不是什么普遍的真理。

　　中國經濟仍然處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市場并非資源配置的唯一決定因素。從市場的角度來看，資源非有效的配置狀況普遍存在。比如，中國民營企業的經營績效雖然普遍好于國有企業，但金融市場在配置融資時，卻會更多地把資源配置給國有企業。這是民營企業從去年開始就陷入融資難困境的重要原因。而在我國的收入分配中，因為種種原因，我國消費者部門獲得的份額偏低，導致全社會消費偏低，儲蓄過剩，并帶來了投資和產能的過剩。在這些扭曲因素的影響之下，我國經濟中資源配置的低效長期存在，經濟產出長期未達到其最大可能。換言之，我國經濟長期運行在潛在產出水平之下。

　　事實上，宏觀經濟是微觀經濟的加總，宏觀現象總能找到其微觀基礎。只要稍微抬頭看看當前我國微觀經濟的表現，就能發現我國各行業產能利用率普遍處在低位，整個經濟中產能過?，F象比比皆是。這絕不是經濟運行在潛在產出水平附近時的表現。（圖表1）

　　因此，對中國這么一個長期產能過剩，產出長期低于潛在產出水平的經濟體，沒有辦法通過對經濟運行的實際狀況來估計出潛在產出水平。無論是用生產函數法，還是濾波法來試圖給出潛在產出水平的估計，都只是刻舟求劍，得到的只是對中國潛在產出水平的低估。

　　對中國潛在產出水平的低估帶來了對中國經濟的誤讀。因為在估計時假定了經濟增長在長期圍繞潛在產出水平運動，我國近十年來經濟增長的放緩就自然會被解釋為潛在產出水平下降所致。又因為潛在產出水平代表經濟增長的潛力，面對它的下滑，宏觀政策無能為力，只能容忍。相應地，相信潛在產出水平下降的人反對用宏觀政策來托底經濟增長。這些人相信，宏觀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托底是無效的，并不能使經濟增長回升到潛在產出之上，反而可能帶來通脹等副作用。這些人還相信，就算宏觀政策不托底，經濟增長下滑到潛在產出水平之后也會自動穩定下來。

　　這些政策建議放到中國來，可謂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當經濟運行在潛在產出水平之下時，需求、而非供給是經濟增長的主要約束。在需求不足時，宏觀政策能夠發揮出“乘數”效應——一塊錢政府開支的擴張能帶動幾塊錢總需求和總產出的擴張。這種狀況下，需求的萎縮（不管是政府的需求還是民間的需求）也會有“乘數”效應，帶來更大幅度的總需求的萎縮。此時，如果聽從相信潛在產出水平下降的那些人的建議，政府放任經濟下滑，經濟中向衰退方向的自我強化之惡性循環會被開啟，經濟狀況將會惡化至大規模企業倒閉、大規模工人失業的境地，一如我國在1998到2002那幾年所經歷過的那樣。

　　我國GDP增速已經在2019年3季度下滑到了6.0%，創下了1992年季度GDP數字開始發布以來的最低值。如果此時不能有效穩定各方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企業和居民將會基于悲觀預期而削減投資、減少消費，進一步拉低全社會總需求，從而讓經濟的下行成為“自我實現的預期”。這種不利局面一旦形成，絕不是GDP減速那么簡單，最終甚至會威脅社會穩定。

　　所以，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解放思想、事實就是，不以對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盲從來束縛住自己的手腳，而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采取有力措施來穩定我國總需求，阻斷悲觀預期與經濟下滑之間的惡性循環。“6.0%”并不是一個什么神奇的數字，GDP增速跌破它還是不跌破它，從實體經濟的短期運行來看不會有太大的分別。但從穩預期、穩信心的角度來說，“6.0%”是一個重要的定心丸，是決策者應當堅守的底線。

　　(本文作者介紹：中銀國際證券總裁助理、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