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程實

　　以歷史燭照未來，從長期洞悉短期。雖然經濟周期難以消除，但是周期特征猶可塑造。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基于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的實踐經驗，中國經濟周期治理已經形成了“術”、“勢”、“道”相結合的完備體系。

　　第一，在“術”的層面，工具創新奠定調節周期的機制基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推陳出新，護航經濟周期的平穩演進，雙向推動了中國經濟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第二，在“勢”的層面，改革開放打造跨越周期的動力引擎。市場化改革與現代化金融體系的建設，針對性地打破了核心發展瓶頸，繼實現四十年“增長奇跡”之后，正在推動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型轉向創新驅動型。

　　第三，在“道”的層面，制度性優勢則為“術”和“勢”的落地生效提供根本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具備的多重優勢，有助于克服政策實踐的種種阻力，系統性地降低破除利益藩籬的難度。立足于這一相對完善的治理體系，“減速增質”時代中國經濟的穩定錨有望進一步得到夯實，高質量發展的未來空間正在打開。

　　精其“術”：工具創新是調節周期的機制基礎

　　在告別計劃經濟階段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取代計劃指令，成為調節增長型經濟周期的核心工具。兩大工具的不斷創新，推動了中國經濟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支撐了經濟周期的平穩演進。

　　其一，在財政政策方面，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和相對薄弱的財政家底，財政政策在改革開放階段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體系。在調控方法上，以增減財政支出為核心。在資金來源上，以土地財政作為重要補充，并與招商引資相互促進。在資金投向上，以“鐵、公、機”等外溢性強的傳統基建為發力點，并與房地產周期聯動。這一體系有效彌補基礎設施短板，加速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是兌現資源稟賦、發揮后發優勢、實現經濟趕超的關鍵舉措。

　　但是，這一體系也逐步暴露出引發房地產市場過熱、傳統基建效益降低、“擠出”民間投資、抬高地方債務風險等弊端。因此，隨著中國經濟步入“減速增質”階段，財政政策的方法體系開始漸次轉變：在調控方法上，重心從財政支出轉向財政收入，大規模減稅降費升至政策菜單前列；在資金來源上，土地財政漸次淡化，地方政府債務“開正門，堵偏門”；在資金投向上，民生保障和5G、特高壓等“新基建”成為重點，而房地產市場逐步退出短期逆周期工具箱。這些轉變適時匹配了防范債務風險、提振消費內需和激活微觀活力的“增質”需求。

　　其二，在貨幣政策方面，為適應改革開放階段的新變化，貨幣政策工具因時而制地呈現以下特征：

　　從外部來看，為了在快速對接國際市場的進程中保持幣值穩定、抵御外部風險傳導，外匯占款成為貨幣投放的主要途徑，但是也制約了貨幣政策獨立性。

　　從內部來看，貨幣政策工具以粗放式、總量型的數量調控為主，并且價格調控又以直接設定存貸款基準利率為手段，提升了政策干預效力，但是存在政策成本過高、資金流向扭曲、難以精確化調控的問題。在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矛盾從總量問題轉移至結構問題，貨幣政策的調控模式亦順勢而變。

　　從外部來看，伴隨中國國際收支從“雙順差”轉變為“資本項目逆差+經常項目順差收窄”，外匯占款大幅減少，基礎貨幣投放的靈活性增強。同時，得益于2005~2015年的多輪“匯改”，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內生沖突舒緩，后者的獨立性得到進一步解放。

　　從內部來看，央行推出多種創新型工具，利用MLF（中期借貸便利）、TMLF（定向中期借貸便利）、SLF（常備借貸便利）、PSL（抵押補充貸款）、SLO（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定向再貸款、非對稱降息、定向降準等措施，既穩定了基礎貨幣的投放，亦實現流動性調控的期限精準化和方向精準化。此外，公開市場操作頻率的大幅提升以及利率走廊的逐步建立，使央行能夠對金融市場風險進行常態化“精確治理”，及時阻斷市場風險向系統性風險的演變。得益于此，中國貨幣政策的重心從總量調控轉向優化市場流動性、產業發展、區域發展的結構布局，有效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政策支持。

　　變其“勢”：改革開放是跨越周期的關鍵動力

　　從相對落后的起點出發，中國經濟何以從古典周期切換至增長周期，并實現跨越周期波動的穩健增長？我們認為，核心密鑰在于通過堅持改革開放，針對性地突破核心瓶頸。回顧1978年，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資源稟賦和人口紅利相對充足，但資本供給嚴重短缺，成為制約增長的核心瓶頸。為了打破瓶頸，上一輪改革開放雙管齊下。

　　一方面，通過市場化改革，使微觀激勵與國家意志同向而行，同步激活企業家精神和地方發展動力，驅動存量資本與資源要素、勞動力要素緊密結合。另一方面，對內開啟現代化金融體系建設，加速資本形成，對外積極吸引外資，引導國際資本流入，進而獲得充沛的資本增量。伴隨資本供給的持續擴大，中國既有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高效釋放，最終實現要素驅動型的長期高速增長。得益于此，上一輪改革開放期間（1978~2017），中國經濟年均增速達9.6%，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

　　著眼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瓶頸已并非資源投入總量，而在于資源利用效率；發展的動力之源，不在于擴大要素投入，而在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針對新的瓶頸，十九大以來的改革部署綜合運用經濟金融體系改革、監管體制改革、政府機構改革的多重工具，其改革范圍之廣、層次之多、力度之大、破立之深均為四十年來之罕見。以此為新起點，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潮涌起，有望引導中國經濟完成“L”形筑底，并逐步凸顯高質量發展的充沛潛力。

　　守其“道”：制度優勢是治理周期的根本保障

　　所謂知易而行難，無論是工具創新還是改革開放，在政策實踐中均不可避免地遭遇種種阻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獨具的兩大優勢，是上述舉措能夠切實落地、治理周期的根本保障。

　　其一，集中力量辦大事。

　　從力度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互為補充，廣泛調動各經濟主體的力量，共同突破經濟發展的核心瓶頸。回顧歷史，從宏觀層面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到微觀層面高鐵網絡、5G技術等戰略支點的厚積薄發，均仰賴政府宏觀政策、市場微觀調節和各類型主體所形成的強大合力。

　　從韌性來看，不斷改革的國企和國資成為經濟運行中的壓艙石，一方面削弱了市場逐利所催生的順周期性和道德風險，另一方面則避免了西方民粹主義氛圍下的政策短視性和投機性，因此經濟建設能夠在周期波動中堅守方向、久久為功。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機后的全球治理經驗表明，無論微觀市場主體的信用看似多么牢固，都可能在市場情緒和流動性的驟變之下產生鏈式崩塌，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大政府”所兼具的財政信用、貨幣信用和政策信譽，是危機中最后的，也是最可靠的防浪堤。

　　其二，攻堅克難突破藩籬。

　　全球經驗表明，隨著一國經濟成果累積，各層次利益藩籬亦日漸固化，進而阻滯改革步伐、形成路徑依賴，最終放大順周期性。對中國而言，從能力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監管層進行長跨度、全局性統籌規劃的職能得到增強，從而能夠以時間換取空間、以增量盤活存量、以點帶面、分步協調的方式，有效調節改革過程中不同部門、行業、區域的利益沖突，系統性地降低了破除藩籬的難度。從實踐來看，國企國資改革、金融體系改革、財稅體制改革、住房機制改革等重大改革的經年深化，均以“破立結合”、“疏堵并舉”的方式優化了利益分配，未來亦將為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注入新紅利，夯實經濟周期中的穩定錨。

　　以歷史燭照未來，從長期洞悉短期。雖然經濟周期難以消除，但是周期特征猶可塑造。七十年漫漫征程之中，中國經濟延續著發展的兩條主脈絡。一方面，動中有進。增長型周期取代古典型周期成為主流，長趨勢增長貫穿于短周期波動之中，已實現延綿數十載的“增長奇跡”。另一方面，動中有變。周期波動從“大起大落”轉為“緩起緩落”，本質上是增長動力、發展模式和內外關系的革故鼎新。

　　兩條脈絡均體現出“術”、“勢”、“道”相結合的完備體系對周期治理的卓越成效。立足于這一體系，“減速增質”時代中國經濟的內生穩定性有望進一步增強，高質量發展的未來空間正在漸次打開。（來源：第一財經網）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