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付一夫

　　韓國，其人口增長困境甚至比日本還要嚴重。

　　說到人口少子化，很多人會第一時間想到日本。誠然，嚴峻的少子化困境已成為日本經濟社會發展道路上的頭號攔路虎，舉國上下為之抓狂不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更是急得連連高呼“國難當頭”。

　　可鮮有人注意的是，“國難當頭”的還有韓國，其人口增長困境甚至比日本還要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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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韓國統計廳發布的最終版《2018年韓國新生兒出生統計》顯示，2018年韓國新生兒數量32.7萬，為1970年以來最低，且國民生育率降至0.98‰，即平均每名女子終生生育不到1個孩子。

　　按照國際經驗，一個國家或地區若想保持一定人口規模，其生育率需要達到2.1‰的標準，而低于1.3‰則被視為“超低生育率”。于韓國而言，不僅生育率顯著低于超低水平，還因此成為了近代以來全球首個出生率進入“零時代”的國家，韓媒也用“世界首創”來自嘲。

　　曾幾何時，韓國也是“人丁興旺”。韓國統計廳的統計數據表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年均新生兒數量在90萬名左右；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該指標呈現出明顯的遞減態勢，近些年更是加速下滑（參見圖1）。

　　與之相應的是韓國人口生育率的斷崖式下跌，從1970年的4.5‰暴跌至80年代中期的1.5‰，而后雖有復蘇跡象，卻也難以止住繼續滑落的趨勢，以至于新世紀伊始到今天，韓國的生育率居然比不過以少子化著稱的日本（參見圖2）。

　　持續多年的低出生率疊加人均壽命的逐年延長，讓韓國經濟社會的人口老齡化程度越來越嚴重。Wind數據顯示，1970~2018年間，韓國15歲以下少年兒童占總人口比重由41.87%降至13.36%，其規模也從1349.9萬人縮減為689.8萬人；而65歲以上老年人占比由3.47%提升至14.42%，其規模則從111.9萬人增至744.6萬人（參見圖3）。也就是說，今天的韓國，65歲以上老年人要比15歲以下少年兒童還多出54.8萬人，可謂不折不扣的“老年人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的老齡化速度正以比其他發達國家更快的速度推進。

　　按照聯合國的定義，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7%時，即進入“老齡化”社會；而超過14%時，就成為了“老齡”社會。

　　基于這一界定，如果把從“老齡化”社會到“老齡”社會所用時間長短（即65歲以上老年人占比從7%上升至14%所用年限）作為衡量老齡化速度快慢的標準，那么結合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相關統計，美國用了大半個世紀，英國用了45年，日本用了25年；反觀韓國，僅用了18年時間，就完成了由“老齡化”社會到“老齡”社會的演變。

　　生育率長期低于日本，老齡化速度又明顯快于日本。更要命的是，這些局面非但沒有好轉跡象，反而愈演愈烈。韓國人口危機的嚴重性，著實要遠遠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也正因為如此，不少學者已發出警告稱，如果不能有效阻止狀況的繼續惡化，那么到2026年，韓國65歲以上老年人占比將超過21%，并成為“超老齡化社會”；從2031年起，韓國總人口會開始逐步減少，到2065年將減至4300萬，100年后的2165年會進一步萎縮至1500萬，最終歸于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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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任何經濟體來說，人口少子化與老齡化形勢的日益嚴峻，都會深刻改變人口結構、經濟資源配置關系和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進而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公共設施與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

　　韓國自然也不例外。近些年，韓國經濟疲態盡顯，其中固然有國際貿易緊張局勢導致出口增長乏力，以及國內汽車、半導體等主要產業發展緩慢等因素的影響。不過除此之外，人口結構的變化也是幕后推手之一，主要影響如下：

　　其一，適齡勞動力供給趨減。

　　適齡勞動力，指代那些年齡處在15-64歲的勞動力群體。通常情況下，適齡勞動力的供給規模是由總人口中處在勞動年齡人口的多少來決定的。受到少子化與老齡化的雙重影響，韓國15-64歲的人口總數于2018年首次出現下降，因而適齡勞動力人口也會不可避免地有所削減，這將進一步給國民經濟生產活動帶來壓力。

　　其二，財政負擔與日俱增。

　　受少子化與老齡化的影響，繳納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少，領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結果就是養老金不夠用。具體而言，老年人群規模的快速壯大與平均壽命的大幅度延長，讓達到法定年齡領取養老金的人數日趨增多，領取金額急劇增加，從而加重了韓國政府對養老金支出的負擔。

　　另外，韓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和護理制度的成本也在攀升。老齡人口增多，對各種醫療服務的需求也會相應增加，這就意味著除養老金外，政府部門在醫療護理方面的支付金額也會隨之提升，這便進一步加重了財政負擔。

　　其三，延緩產業升級步伐。

　　一般來說，中老年人更習慣于長期居住生活的地區和長期從事工作的單位，并且形成了較為特定的專業技能，使得他們對新技術的掌握能力和對職業變動的適應能力較差，也常常不愿意搬遷到其他地區居住或改變自己的工作崗位，從而導致勞動力從衰退產業和地區向新興產業和地區的流動受到限制，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此外，老年人的技術開發和對于新鮮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輕人，這便使得新興技術的應用與推廣受限，并拖累韓國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

　　不僅如此，韓國一些偏遠落后地區的基層行政架構還遭受著崩塌與消失的威脅。來自韓國雇傭信息院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倘若當前的低出生率現狀繼續保持下去，30年后，全國200多個地方自治機構中的1/3或將喪失職能甚至消失，其中以義城郡和高興郡為典型代表。同時，由于人口規模的持續萎縮，這些地區的大眾交通、學校、醫院、藥店等居民生活所必需的基礎結構也將陷入崩塌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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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問題的根源，都在于韓國年輕人生育意愿的走低。

　　事實也正是如此。根據韓國雇傭信息院與青年希望財團聯合發布的《青年生活質量實況調查結果報告》，在1578名受訪者中，有44%的年輕人表示不希望有孩子；韓聯社援引韓國就業門戶網站Scout的調查結果同樣表明，多數韓國人對生育后代的態度并不積極，有59.4%的受訪者沒有要孩子的打算。

　　其中一部分原因，要歸于韓國人生育觀的改變。

　　一方面，“多子多福”的傳統理念早已不復存在，在競爭激烈的韓國社會里，如果孩子長大不能立足，就有可能成為父母的累贅。為此，父母勢必要想盡辦法加大各種投入，以期待讓孩子未來能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可若是多生一個，成本難免會成倍增長。這樣，農業社會的“多子多福”變成了現代社會的“多子多負”，而“少養精養”的方式已備受韓國大多數家庭追捧。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韓國女性中的職業女性與知識女性占比正在逐年擴大。這群現代女性們崇尚在經濟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會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嚴，喜歡自我設計和規劃以尋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輩子做經濟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務為主業的傳統家庭主婦。此時，生孩子反倒成為了一種障礙和負擔，故越來越多的女性拋棄多生育子女的“光榮傳統”，開始以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為新潮。

　　然而，觀念的改變并不是韓國人口生育率持續下滑的主要原因。從各方機構的調查結果來看，那些不想生孩子的韓國年輕人幾乎都給出了同樣的理由，那就是來自工作和生活的巨大壓力。

　　這要從韓國經濟的發展歷程說起。

　　作為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韓國之所以能夠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崛起，離不開“出口第一”、“貿易立國”的發展戰略。在此過程中，韓國政府采取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式，舉全國之力扶持了幾個大型企業，并以此大力吸引來自全球的資金、技術與產業轉移，促進對外貿易，局面被迅速打開。可以說，韓國經濟的騰飛，這些大企業功不可沒。

　　不過硬幣的另一面是，三星、現代等掌握著大量資金資源且受到政策保護的大型公司實力日漸強勁，在國內幾無敵手的他們通過不斷地并購擴張，最終滲透至韓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甚至壟斷并控制了韓國經濟。

　　有數據顯示，光是三星、LG、SK和現代四家巨頭擁有的資產規模就達到了韓國總資產的1/4，銷售額也占到韓國所有企業總銷售額的20%以上，這比香港的四大家族更甚。于是，世人開始用一個新的名字來稱呼他們——財閥。

　　更進一步講，當財閥們控制經濟和社會之后，政商關系變得極為畸形：為了獲得政府更多的優惠政策扶持，財閥千方百計地與相關機構及政府要員搞好關系，輸送政治資金；而為了獲得更多民眾的支持，政客們也會有意識地去親近勢力龐大的財閥……結果就是財閥占據了全社會大量的資源，他人難有出頭之日，甚至歷屆韓國總統中的不少人都因腐敗而鋃鐺入獄或結局慘痛，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樸槿惠均是如此。

　　那么，以上種種對于普通老百姓又有何影響呢？

　　很顯然，在財閥陰影籠罩下的韓國，年輕人想要擁有光明的前途或是拿到不錯的薪資，幾乎只有“削尖腦殼”地加入財閥控制的大公司這一條道路，因為其他中小型企業根本看不到希望也沒什么錢可賺，進不去大公司，基本就宣告了階層躍遷的失敗。

　　但現實卻是，能加入大企業的畢竟只有極少數人，于是，韓國百姓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窮人占據了絕大多數。Wind數據表明，2008年至今，韓國成人財富基尼系數始終保持在0.6~0.75的極高水平，遠在0.4的警戒線之上（參見圖4）。受此影響，相當一部分年輕人普遍對未來缺乏信心，自顧尚且不暇，生孩子還是先放放吧。

　　更有甚者，昂貴的子女養育費也讓一般家庭難以承受。韓國保健福祉部和保健社會研究院聯合發布的一份調查資料顯示，一個韓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的20多年里，父母需要為其支付的養育費用超過3億韓元；如果將這一數字按年平均，每個孩子每年需要花費約1400萬韓元。而韓國雇傭勞動部的統計結果表明，韓國一名公司正式員工年均工資為4100萬韓元（約合24.5萬元人民幣），這就意味著養育一個孩子，每年要花掉的錢超過一名普通員工年收入的1/3。

　　需要注意的是，4100萬韓元是平均工資，若是考慮到巨大的貧富差距，實際情況則是大部分人根本達不到這一水平，甚至是相去甚遠。這就意味著，在韓國養育孩子的經濟壓力要比數據反映出來的大得多。

　　這還沒將各種昂貴的課外補習班花銷計算在內。

　　生活重壓如此，韓國人活著都要竭盡全力，又怎能有意愿去生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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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并非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為了阻止低出生率和老齡化問題的持續蔓延與惡化，韓國已經做了大量的努力。

　　早在1994年，韓國政府就放棄了限制生育政策，并于2004年開始推行獎勵生育的人口政策；2005年，時任總統盧武鉉設立了“低出生率及老齡化問題社會委員會”，由總統任委員長；2006年起，先后制定實施了第一個（ 2006 ~2010年） 、第二個（ 2011~2015 年） 和第三個（ 2016~2020 年） “關于低出生率、老齡化問題的社會五年基本計劃”。此外，韓國還全方位地為國人營造有利于生育孩子的環境，并投入了大量的財力用于獎勵生育孩子的家庭。

　　即便如此，韓國依然沒能從低生育率的泥潭之中走出來。

　　早在2006年，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撰文稱，韓國或將是第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而今，他的預言仿佛正在一步一步地變為現實，這從韓國首都首爾的現狀中可窺見一斑：2019年上半年，首爾的生育率僅有0.76‰，比全國的0.98‰還要低；若不是韓國最大城市的光環吸引著外來年輕人口源源不斷地匯集于此，首爾可能早就踏上“滅亡”的道路了。

　　這或許是韓國“空巢”的一個序章。

　　一切麻煩的解題之匙，都是如何激發出韓國年輕人的生育意愿。然而，并不是所有韓國年輕人都不愿意生育。

　　最近，一家韓國媒體在對各類人群生育統計數據進行分析時發現，2017年，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與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而在2008年和2013年，該數據分別為1.693倍和2.056倍。這就足以說明，在過去的10年間，韓國富人與窮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斷擴大，而那些高收入人群非但沒有放棄生育的基本權利，其生育意愿同樣強烈，絲毫未曾衰減。

　　生育問題，真的從來都不只是生育問題。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