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王小魯

　　記得十多年前與好友和前同事、莫干山會上“調放結合”價格改革的提出者之一張少杰一起喝酒時議論到價格雙軌制“發明權”之爭，聊過這樣的話：假如一輛汽車在上山路上拋錨，乘客們下來七手八腳推車，讓車重新啟動起來，事后為究竟誰推了第一把爭論不休，這樣意義大嗎？恐怕意義不大。其一是未必能搞得清楚；其二是大家都參與了推車，也不一定非要分出第一、第二，重要的是車發動起來了。作為這樣一個重要歷史事件的參與者，都有理由感到自豪。但在確認自己做過貢獻的同時，也有必要承認別人的貢獻。當時這個話題被別人打斷，沒有繼續下去，但后來少杰和其他朋友關于這個問題的交流，表明了這也是少杰的態度。

　　然而十年又過去了，“誰推了第一把”的爭論仍在繼續。2019年6月28日，《華夏時報》發表了張學軍、邊勇壯兩位同仁的文章《諾貝爾經濟學獎傳言引發的躁動（上）——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的歷史考證》，其中一段話還“考證”到我：

　　“最近一位被‘做工作’的莫干山會議重要參加者是王曉魯（我的曾用名——王小魯注）。王曉魯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寫了一本書。前一陣原體改所老人聚會，據知情人說：張維迎劈頭蓋臉給王曉魯來了一頓說，說王曉魯的書把莫干山和雙軌制歷史寫錯了，逼著王曉魯修改。性情溫和的王曉魯只好當眾說，你把你說的新材料和掃描文章給我，如果確實，我下次再版時修改。”

　　接下來還有“身為莫干山會議審稿人，只是未在宏觀組參加辯論的王曉魯都被張維迎的這篇文章逆轉，承認過去認為具有歷史意義的莫干山會議提出雙軌制是個‘錯誤的概念’”云云。

　　此文發表的當天，我就接到五六個朋友微信轉發給我這篇文章，詢問我內容是否屬實。這個故事講得活靈活現，說我是在一次聚會上受到張維迎“劈頭蓋臉”的指責和逼迫，“只好”修改了自己書里的說法，朋友們想知道，我對自己書里內容的修改是不是言不由衷，受到逼迫才做出的。這讓我十分驚訝。盡管兩位文章作者對我有“性情溫和”的評價，應表示感謝（有時未必溫和），但文章里講的故事是我自己聞所未聞的，因此不得不做個澄清。

　　第一，不存在文中說的這樣一次“體改所老人聚會”；更不存在張維迎沖我“劈頭蓋臉來了一頓說”、逼我修改書里內容的事。文中說的“知情人”是誰？語焉不詳，如果確有其人其事，兩位文章作者不妨如實指明。真實情況是，張維迎讀到我的書后，微信發給我他寫于和印發于1984年莫干山會之前、后投寄給莫干山會議參會的文章影印件，只是供我參考。該文由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能源組的內部資料《專家建議》印發于1984年6月，而莫干山討論會是在9月召開的。我在重讀這篇文章時注意到文中的表述：

　　“所謂改革價格體制，就是有計劃地放活價格管制，逐步形成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的價格體制。”

　　文章明確提出：“價格體系改革的辦法，可以參照農副產品價格改革的辦法，實行雙軌制價格，舊價格用舊辦法管理，新價格用新辦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價格制度。” “與價格調整相比，價格體制的改革是一個連續逼近的過程。” 文章還提出了推進這項改革的八個具體步驟，包括固定牌價（指計劃價格）范圍不再擴大、開放議價市場、有些產品先調后放、在適當的時候取消全部消費品的牌價供應等等。

　　應該說這是我看到關于價格雙軌制改革最早、最明確的論述。但這篇文章當時讀者有限，未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這篇文章是不是張維迎參加莫干山會議的論文，可以從當年的《經濟日報》得到佐證。《經濟日報》于1984年9月29日選登了部分莫干山參會論文，包括張維迎這篇文章，盡管被刪減了一部分內容，但其中關于價格雙軌制改革的一段話一字不差，只是文章標題被編輯改為《價格體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環節》。在同一版上，還登了田源、陳德尊兩位作者，以及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三位作者關于價格改革的另兩篇參會論文。

　　根據以上證據，我借自己《改革之路——我們的四十年》一書第二次印刷的機會，對書中某些敘述作了修改。討論價格雙軌制改革的提出過程，實際上是討論改革史，需要重證據，重事實。想象的故事情節或無根據的傳聞不應該拿來作為證據。這不利于還原真相，可能誤導讀者。

　　第二，不存在我被逼修改書里關于雙軌制改革說法的事。在莫干山會議籌備期間我負責論文評審組對參會論文進行評審，但由于看過的文稿很多（總共接到論文超過1300篇），又經過了三十多年，對張維迎這篇文章的內容已經沒有印象了。在我的新書《改革之路——我們的四十年》里，我最初只憑簡單的記憶講了莫干山會上關于價格改革形成“調”、“放”和“調放結合”三派意見的討論，并把張維迎列為“放派”，認為主要是“調放結合”派的構想后來形成了較完整的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被中央肯定，但沒有提到張維迎的文章。

　　在重讀了張維迎文章后，我發現原來的敘述不全面，張維迎的文章早于會上的“調放結合“派提出了價格雙軌制改革。在我看來，會上“調放結合”的討論與張維迎先前文章在基本思路上不謀而合，有些方面還有獨到的地方（會上討論的情況可以參見高粱：“價格雙軌制發明權之爭︱我參加莫干山價格改革討論的回憶”。我沒有參加“宏觀組”分會場的討論，但從文中記述來看，我認為這些回憶是是真實可信的）。我認為既然有明確證據張維迎的文章在先，應當在敘述莫干山會議貢獻的同時，實事求是地承認他這一更早的貢獻，因此在書里作了修改補充。這是為了尊重事實，是一個持公正立場的學者應采取的態度，完全不存在所謂被逼的情況。兩位作者想象我“被做工作”，被“逼著”，“只好”修改自己的說法，似乎是要證明“逼迫者”行為不端，而我的修改也不值得相信。看起來兩位作者在這場爭論中似乎在以不恰當的方式支一派、壓一派。盡管我很難相信這是兩位作者的本意，但客觀地說這恐怕不是學者應有的公正態度。

　　第三，什么是價格雙軌制改革？莫干山會上相關各派不同意見的貢獻是什么？在我看來，價格雙軌制改革的核心，是以漸進方式逐步放開價格管制，逐步擴大市場價格調節份額，從而在保持經濟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從計劃價格體制轉軌到市場價格體制，同時避免了類似俄羅斯式“休克療法”造成的經濟崩潰。事實上，因為經濟在發展，特別是非國有企業在發展，只要計劃價格覆蓋面不變，市場價格調節的份額就會不斷擴大。價格雙軌制是轉軌路徑，而不是終極模式。它的關鍵是“放”而不是“調”，是逐步“放”而不是一夜之間全部放開。當然，它并非完美無缺，在實行過程中也帶來了不少問題，例如某些人濫用權力借兩種價格之差尋租腐敗。但畢竟以有限的代價實現了價格轉軌，事實證明這一改革是成功的、合理的。

　　從這個視角來看，當初會上的“調”派，不能一概而論。所謂“調”，是指用行政手段調整不合理的計劃價格。當時有的觀點主張調而不主張放，有的則主張“先調后放”，或在“調”的同時局部地“放”；應當說后者與雙軌制改革的思路是有某些共同之處的。

　　關于“放”的觀點也需要區別。主張一次全部放開，實際上就是休克療法，與雙軌制毫無關系。如果主張逐步放，最后轉向市場價格體制，則符合雙軌制的改革思路。

　　至于“調放結合”觀點，不同的人強調的重點也不一致。有人強調以放為主，行政性調價作為輔助手段；這是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思路。也有人更強調“調”，并認為最終還要以計劃價格為主，市場價格只能起輔助作用。顯然后者與雙軌制價格改革的主線是有不小距離的。

　　在當時的環境下，許多參與討論者思想未必很明確或有自相矛盾之處，都可以理解。一個合理的思想，常常是經過反復爭論和反復的實踐檢驗才變得更成熟。當時的參與者，只要基本主張是積極的或部分積極的，都對這一改革做出了貢獻，沒有必要互相否定。

　　第四，一個時期以來，圍繞所謂“價格雙軌制發明權”問題有大量爭論。本來，客觀說明當年的事實是必要的，但有些參與者或相關者在文章中用大量經不住推敲的論據和暗示來貶低或否認別人的貢獻，借以突出自己或相關者的貢獻，這是一種不正常的學術風氣，不值得提倡。

　　在我看來，價格雙軌制改革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一代人的貢獻，是許多積極參與改革的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領導者、黨政干部、農民、個體經營者和一批學者共同推動的結果。他們的貢獻都不應忘記，簡單歸結為某一位或幾位學者的發明未必準確。

　　我在《改革之路》一書中指出，在莫干山會議之前，市場導向的鄉鎮企業發展已在實踐中導致了雙軌價格的出現。始于1978年的四川省試驗、后于1980年擴大到全國的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改革，又給了國有企業超計劃產品可以自銷、價格可以隨行就市的權利。這兩者都是價格雙軌制的早期實踐形態。1984年莫干山會前和會上一批中青年學者的文章和討論，在實踐基礎上做出了有理論意義的概括，并得到中央肯定，對改革政策的形成做了重要貢獻。我在書中補充了張維迎在莫干山會議前的論文里已提出了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這一重要事實，這并不意味著否定其他人的貢獻。

　　這里也應指出，關于1984年莫干山會，盡管輿論關注焦點集中在價格雙軌制改革，但實際上這次會議對諸多重要改革議題都有討論和貢獻。其中，理論組早于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出我國應實行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制度，計劃干預只能是對市場調節起補充作用；開放組主張以沿海開放帶動多方面的對外開放；金融組提出貨幣發行過多，需要對貨幣發行進行宏觀控制；農村組提出應改變靠不斷補貼糧價刺激生產的辦法等等。這些在當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關于莫干山會議和價格雙軌制改革，還應該指出的是，如果沒有社會各界的積極支持和熱情參與，沒有當時寬松包容的社會氛圍，如果當時的高層領導者沒有采取尊重基層首創精神、廣開言路聽取各方意見的態度，而是關起門來搞高層設計，這個民間發起的會肯定開不成，價格雙軌制改革也難以成功推進。“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用來形容當時的改革形勢恰如其分。

　　今天，改革仍在途中。更值得期待的是這一批當年為改革作過貢獻的優秀學者保持當年的精神，推動改革車輪繼續前進。

　　本文原發于《華夏時報》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現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