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肖颯

　　互金圈讀者關心，一旦公司出事，自己是不是也會成為“一根繩上的螞蚱”，是否會跟老板及高管一樣承擔同樣的罪責。基于諸位的擔憂，我們今天聊一聊共同犯罪方面的話題，僅做普法。

　　有幾個誤區還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1）不是所有的員工都參與了共同犯罪；

　　（2）不是所有的高管都與實控人是同一個罪名；

　　（3）不是所有的核心決策層刑期都一樣。

　　所謂“共犯”，我們首先要搞清楚其內涵，咱們口中的“共犯”實際上是“參與共同犯罪的人”；而學術上的“共犯”是相對于“正犯”（親自實施犯罪或者利用他人實施犯罪的人）而言的，相對應的“共犯”常被解釋為“教唆犯+幫助犯”。

　　其實，普通讀者不必搞清楚什么正犯、共犯等學術含義，咱們關注的是：自己在一家灰色金融機構上班，拿著工資或提成，最后會不會因為機構的涉刑而也被判刑呢？要解決這個問題，請讀者先問自己如下幾個問題：

　　（1）我是否可以決策或者參與決策公司的商業模式和戰略？

　　（2）我的行為是否直接增加了客戶數量和業績額？

　　（3）我是否明知資金流向或參與轉移資金到“暗處”？

　　就第（1）個問題，如果回答是YES，那么，這說明你在整個事件中扮演決策者的作用，結合名片+公司介紹等，可以判斷你在整個事件中是否發揮著“靈魂作用”，一旦確認是涉刑商業模式和戰略的締造者，基本可以確定你的“主犯”地位，而主犯通常為全案負責，其刑期通常較高，很少有取保候審的機會。

　　第（2）個問題其實是要區分“日常工作行為能否成立幫助犯”。在司法實踐中，我們發現一些PR人員、行政輔助人員（在某些涉虛擬幣案件中甚至包括廚師、翻譯人員）也被當做幫助犯被引渡回國或者被立案調查。

　　我們認為對于犯罪打擊圈不宜過分擴展，我們主張按照周光權教授的觀點考察：客觀上，行為是否具有明顯法益侵害性，一位做飯的廚師和一位網貸銷售老總的差異還是非常明顯的；主觀上，要考察行為人對可能實施的犯罪是否有明確的認識。

　　颯姐認為對于廚師、翻譯人員而言，即便是明知對方是違法犯罪行為還進行所謂“幫助”，也沒有構成刑法意義上“最低限度的幫助”。如果第（2）個問題，你的答案是YES，則有極大的可能性已經達到了最低限度的幫助，構成共同犯罪的可能性較大。

　　第（3）個問題，之所以會問這個問題，主要是為了區分網貸案件中行為人到底觸犯了刑法第176條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還是觸犯了更嚴苛的刑法第192條集資詐騙罪？從現有案例看，并非所有的網貸類刑事案件都按照同一罪名判決，而是區分共同犯罪人的不同“主觀故意”，對于資金流向不明，只是參與向“社會不特定人”吸收資金的行為，法律一般評價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對于了解資金真實流向，甚至協助實控人將資金向海外轉移等行為，則有可能因為具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構成：集資詐騙罪。因此，在現實案件中，我們律師對于資金流向通常十分關注，主要也是為了判斷自己的當事人是否知道或應當知道通往“暗處”的資金流。

　　最后，一旦形成共同犯罪，從違法上來說是“連帶”的，也就是每個人都具有違法性；從責任上來說，每個人根據自己對危害結果的“原因力”承擔各自不同的責任。即共同犯罪是大家都違法了，至于判刑與否或刑期情況根據各自的不同作用而定。

　　同時，共同犯罪的中止比較難，不僅自己要“萌生退意”而且要阻止犯罪結果的發生。目前涉網貸案件中，颯姐還沒見過成功中止的案例；在涉虛擬幣案件中，已經觀察到成功中止的案例。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兼任北京市網貸協會法律顧問，主要從事互聯網金融法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