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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必須挖掘新紅利 再造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條件

2019年05月27日17:32    作者:滕泰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滕泰 

  非常高興在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關于新紅利的話題,我的匯報題目叫做《新紅利:下一個四十年怎么辦?》主要討論三個問題:第一,隨著老紅利的漸行漸遠,上一個四十年的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還能否持續?第二,下一個四十年如何再造新紅利?第三個問題就是這個新紅利在哪里。

  第一個是從老紅利到新紅利,去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很多學者都在討論能不能成功的總結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們在40年里創造了如此的經濟增長奇跡。這種中國模式總結出來以后,在下一個40年還能不能持續?個人的命運必然跟國家的前途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以下這三大紅利,就是從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所總結的中國模式。

  三大紅利主要包括要素紅利、技術紅利、改革紅利。其中,要素紅利包括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和高儲蓄紅利;技術紅利則包括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也就是說我們復制了過去300年西方國家工業革命的所有成就;改革紅利又包括了市場化紅利和制度改革紅利。

  也就是說過去40年的成功既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用這個圖來表示,就是新供給主義的經濟增長模型:制度是經濟增長條件(precondition),勞動、土地、資本是經濟增長的要素(factors),技術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driving force)。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經濟增長模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經濟增長模型

  如今這幾大增長紅利或者制度條件、技術驅動力和增長要素都在發生一些變化。從要素來看,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和高儲蓄紅利都在遞減。從技術紅利來看,后發技術紅利在減少,更多要靠創新。制度改革方面無論是市場化改革還是產權改革,可挖掘的空間都比以前小了,我們必須挖掘新紅利,再造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紅利。

  人口紅利遞減,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各行各業的人工成本快速上漲,傳統的人口紅利已經不存在了。2009年的時候中國一個勞動力如果從農業轉到非農業就業,對經濟的貢獻增長5倍以上,現在這個速度在變小。

  土地紅利也在遞減,2009年,一個單位土地從農業轉到非農業就業,對經濟的貢獻增加10倍以上。在城市化的后期階段,這樣的土地紅利也在減弱。

  資本紅利既與國民儲蓄傾向有關,也與金融供給結構有關。中國曾經號稱居民邊際儲蓄最高的國家之一,我們簡單認為美國人不怎么儲蓄,中國人細化存錢。但是我看了一下最新的數據,美國到2018年年底,儲蓄總額折合成人民幣差不多是80萬億元,而中國是69萬億元,我們比人家少。如果折合成人均的話,美國人均儲蓄是中國的5倍。當然了,如果按邊際儲蓄傾向來看,我們還是高一點的,因為美國人均GDP是我們的6.2倍。中國的邊際儲蓄傾向比美國多20%強。但是由于種種的原因,這一點點邊際儲蓄傾向已經不能構成競爭優勢,由于金融體制、金融結構、金融政策等金融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存在,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創新創業企業都普遍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如何再造資本新紅利,必須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如何挖掘新的人口紅利、新的土地紅利和新的資本紅利,是中國必須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的問題。這也是為什么2012年下半年我發表了《新經濟主義宣言》,呼吁沖供給側推動改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上述供給側的一些要素成本優勢已經漸行漸遠了。

  那么怎么挖掘新人口紅利呢?我講四個方面:

  1.新技術工人和工程師紅利。研究表明,中國的基礎教育的學歷跟實際就業時候的工資幾乎沒有相關性,小學、初中、高中的教育唯一的指向由于考大學,如果考不上大學,一個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小學畢業,面臨的收入幾乎是無差異的。與此同時,很多大學畢業生就業存在就業困難。這也就是說中國的教育投入應該有更大的比重投向職業教育。可喜的是我們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了,今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職業教育的一系列文件來推動這個事情。

  2.改革勞動雇傭制度,降低勞動成本。2007年的《勞動法》,毫無疑問提升了勞動者的權益,但是確實是一些企業遭受困難的時候,2018年很多企業不賺錢、快倒閉了,對那些簽過兩次勞動合同的工人必須提供無期限的雇傭,不能隨便解約。這就需要適當改革某些勞動法條款,給勞資雙方以更多的彈性選擇;改革社保、住房公積金等制度,降低企業用工成本。

  3.放松并逐步廢止戶籍制度,比如說在北京要打車有時候打不到車,不是沒有車也不是沒有人會開車,而是有一個限制,出租車也好,滴滴打車也好,必須是本地戶口、本地牌照。這一個限制就是有效供給釋放出不來,有效需求也得不到滿足。需要通過放松甚至最終廢止戶籍制度來消滅勞動就業的歧視性,釋放人口流動新紅利。

  4.改善軟環境與新移民紅利。中國是向全世界貢獻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最多的國家之一,而就從海外移到中國的技術精英而言,我們是全世界吸引外來移民最少的國家:不僅是比美國、歐洲少,比韓國、日本少,比非洲、印度都少。美國、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都是最大的移民受益者,中國要打造什么樣的政治環境、文化環境、生活環境才能讓全球的技術和資本精英向中國的某些城市移民,這也是新人口紅利的源泉。

  再造新的資本紅利當然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本質的意義就是在儲蓄者和企業之間,用最低的成本架起一座橋梁。現實中金融領域的各種供給約束,使儲蓄和企業之間有一道很大的鴻溝,我們要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來疏通經絡,降低融資成本。

  深入挖掘土地新紅利方面,還需要進一步明晰農村和城鄉接合部的土地產權,推動土地流轉,簡化審批流程,真正增加土地的供給。如果年輕人在北京買不起房子,不是因為過去二十年政府沒有調控房價,而是調控的方向錯了。過去二十年中國房價調控都是朝著需求端下手,限貸、限購、按揭貸款比例調整,都是調的住房需求——住房需求是抑制不住的,只能滿足不能消滅。也就是說,大部分購房需求是剛性需求,你今年不讓買他明年買,明年不讓買后年還要買。真正能調控房價的辦法是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給。然而,過去兩、三年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城市土地指標已經卡得很少了,但是我們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幾大城市的土地指標,在2017年年底結束的時候平均只用了不到30%——一方面控制土地供給,另外還控制人們的購房需求,這不是自相矛盾嗎?無論是調控房價,還是再造土地新紅利,都應從供給側入手,要增加有效的土地供給,優化土地供給結構,降低土地供給成本。

  從技術紅利來講的話,過去這么多年高速增長這些行業,大部分都是復制過去歐洲和美國三次工業革命之后的成果。后發技術紅利在遞減,新的技術紅利在哪兒?如何打造新技術紅利?從政府角度,所謂的產業政策在傳統制造業里,比如說軍工、核電、特高壓等領域,老的辦法還是有用的,而在一些新經濟領域,比如說微信、支付寶、Facebook、谷歌,那都不是產業政策規劃出來的,如何激發這些新經濟領域的技術紅利,需要政府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支持“四新”模式的新供給,推動新舊動能轉換,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減稅降費,激發微觀主體的創造性。

  在改革紅利方面我們也有很多的改革紅利可以挖掘,但是前提的前提是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突破一些舊的觀念約束才行。從產權制度改革來看,從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確權、知識產權保護、混合所有制、股份制改造、租賃制等等,每一次都是突破人們思想束縛的。市場化改革也是一樣的,從逐步放開生活資料價格、價格雙軌制,到放開生產資料價格,到建立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按勞分配還是多種要素貢獻分配等等,其實都是在爭議中前行。

  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剛開始的階段,很多基層干部都認為這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認為包產到戶就是歷史的倒退,后來過上好生活以后,這些基層干部才知道是自己觀念的問題;90年代初有些北方的干部去了趟深圳特區,回來之后想不通,說已燈紅酒綠“變顏色”了,后來這些人肯定都認識到是自己觀念太落后了;剛加入WTO也一樣,剛開始很多人說是罵,說很多開放條款是“賣國”,后來他們終于知道加入WTO對中國的發展史如何好的。

  所以,很多東西在人們腦子里曾經是不可逾越的紅線,但是回過頭來看實際上是我們的思想太落后了。如今我們在產權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場化改革里面臨著很多類似的問題,束縛我們的不是別的,而是落后的,舊的觀點。沒有觀念的突破、沒有思想的解放,改革就是緣木求魚。如今粗線條產權制度改革、市場化改革已經完成了,但是如何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和混合所有改革,還需要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

  上面我們簡單講了一下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可持續性問題,也就是前40年的老紅利如何切換到未來40年新紅利的問題。面對今天更多的投資者或者企業家,下面我們重點講一講下一個40年新紅利重點在哪些行業或經濟領域。

  2018年中國經濟困難很多,除了貿易戰,內部很多民營企業遭受到了限貸、限購,上千家民營上市公司因為股市下跌遭遇了股權質押被平倉風險,是最困難的一年。但是回顧歷史我們發現,每次最困難的時點,常常也是新的希望所在。

  1998年是亞洲金融危機,很多出口企業嚴重的虧損,國有企業改革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很多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但是那一年誕生了新浪、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現在我們所知道的這些互聯網巨頭幾乎都是1998年、1999年產生的。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也是蘋果手機和3G的起點,后來的智能手機、3G、4G為代表的移動互聯技術,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如果沒有智能手機,沒有3G,也不可能有騰訊微信,不可能有移動支付,還有網上點餐,網約車、如此發達的快遞,整個社會分工都達不到今天的水準。

  2019年又到了新的轉折點,這跟1997年、1998年一樣,跟2007年、2008年一樣,這一次孕育的技術革命新的機會比那個時候還要多。這一次是工業時候后期財富創造模式的轉型。2015年我參加國務院經濟形勢分析座談會的時候匯報了供給側改革的學術思想新經濟的財富創造新模式,總理后來點評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以前我們創造財富主要靠自然資源,今后我們更多靠人的資源;以前主要靠勞動,今后我們更多靠智慧。”

  新時代的經濟新紅利可以從三條路線把握:

  1.沿著技術創新路線。

  2.沿著美好生活需要的路線。

  3.沿著財富流向的路線。

  沿著技術創新的路線到底怎么把握?最近任正非先生的演講我們也在學習,過去某一年他說過這兒樣一句話:“在距離20億光年的地方投一顆“芝麻”,在距離2萬公里的地方投一個“蘋果”,距離幾千公里的地方投一個“西瓜”,距離五公里的地方投“范弗里特彈藥量”,撲上去撕開這個口子。”總之,就是說,在比較遙遠創新階段投少量的錢,在創新馬上要爆發為生產力的階段,投較多的資金,那么如今那些領域是我們要投一個“西瓜”的地方呢?。

  首先是氫能源。氫能源是人類的終極能源,中國有大量生產燒堿、石化產品、煤化工產品的企業,副產品就是氫,每年幾十萬噸,成本很低。可喜的是,經過全球科學家幾十年的研究,如今氫能源汽車的技術已經成熟,而且豐田汽車向全球免費公開了氫能源汽車的技術。如今,我們全國各地,各個地方政府都在支持氫產業、建加氫站,所以大家要重視氫產業鏈的爆發式生產力,這個領域的技術革命正在到來。

  其次是人工智能。不久前我正在把我的書翻成英語,剛開始我還一句句、一段段自己翻譯,后來我發現用有道翻譯軟件就很輕松,一段人工智能翻譯錯誤很少,再修改幾個詞就可以了,隨著翻譯軟件、制作軟件等人工智能越來越成熟了,人工智能革命也會在各個領域改變我們的未來生活。

  還有5G,到底5G會給我們帶來什么?大家能想到的是智能駕駛,物聯網,這只是其中一點點。只有這個東西真來的時候,你才能知道是什么。3G剛開始的時候,誰能想到騰訊微信呢?誰能想到滴滴打車呢?5G以后到底會有什么?現在所有的預測都只是其中一點點,大部分都預測不出來,只有到時候才知道。但是關注5G領域的投資,這必然使新供給的集中爆發點。

  沿著美好生活路線怎么把握未來新紅利?我們已經走過了滿足基本物質生活需求的階段,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才是未來的新紅利增長點。比如對品質生活的需要,對終身學習的需要,愉快生活的需要,智能生活的需要等等。

  為了滿足品質生活的需要,真正有前景的制造業是軟性制造業。耐克公司說不僅要讓腳滿意,而且要讓頭腦滿意。奔馳前總設計師說我賣的不是汽車,只是一件藝術品,碰巧它會跑而已。所以我們到底是需要什么?什么樣的制造業才能滿足人們對品質生活的需要?所以那些污染環境、出賣低廉勞動和資源的加工制造業是沒有前途的。如今制造業在中國經濟的總的比重只占了29%,這些制造應該向軟性制造業、先進制造業轉型,中國制造要變成中國創造,變成中國品牌,還要變成中國價值。

  滿足美好生活需要離不開知識產業,我們今天搞的這個讀書會就是知識產業。不但教育是知識產業,讀書會也是知識產業,智庫、研究院也是知識產業,論壇、會議等等都是,但知識產業到底怎么創造價值?還有一些新的規律。

  信息產業也是滿足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新經濟你領域。信息系產業需要更快的傳輸,更強的計算,更大的存儲,更廣的鏈接。

  同樣滿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娛樂產業,也誕生了很多百億、千億市值的企業巨頭,這些產業也是未來經濟新紅利的源泉。

  高端服務業,包括新零售等等,他們都在不斷的,每天都在改變社會的分工,提升我們創造財富的效率。

  除了沿著技術創新路線、滿足美好生活需要路線探尋之外,新紅利還可能沿著財富流向的路線分布。

  幾百年前,土地是創造財富的主要來源之一,誰有土地誰就是富人;公元一千五百年前后額上的商業革命時代,誰占領了貿易路線誰就是富人;工業革命早期,誰先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誰就擁有那個時代的“新紅利”;在工業社會發展到產品過剩的階段,誰有稀缺資源,比如煤炭、石油、礦山誰就擁有新紅利。

  在新經濟時代,誰擁有流量入口和較大平臺的人,甚至用免費的服務來吸引流量,都可以是新紅利的創造者。比如,一個你企業如果能夠為幾百萬人提供免費的服務,它就價值幾個億;如果能夠幾千萬人提供免費的服務,它就價值幾十億元;如果能夠為幾億人、十億人提供免費的服務,它的市值就可以像騰訊、阿里巴巴、goole、facebook,價值幾百億美元。

  沿著財富流向路線創造多的還有現代金融,新的時代它們創造信用的能力,創造交易的能力,資源配置的能力,風險管理的能力都足以讓他們成為新紅利的創造和擁有者。

  當然,新經濟的價值創造跟以前傳統制造業不一樣了,有很多軟性的特征,包含更多的軟價值。

  軟價值的創造必須把握這個軟價值方程:V=C*Nm,V等于C乘以N的M次方。

  C是有效投入因子。軟產業領域里正常的投入產出規律是這樣:你要寫一千首歌才有一個廣為流行,很多人練習籃球才出一個姚明,總之,“再找到王子之前,你必須親吻無數的青蛙”。到底怎么樣才是有效的投入因子,在我們《新紅利》這本書中有詳細的闡述。

  N是傳播群體廣度,比如說《新紅利》這本書我寫完了,價值創造只完成了C的第一步。今天這個讀書會是第二步,如何創造認知群體N。一部電影有幾千人看是一個價值,有幾億人看又是一個價值。喬布斯創造蘋果之前世界對他的需求是零,現在就不一樣了。所有滿足人們美好生活需要的產品都有這個特點,美好生活需要同人們對糧食的需要不一樣,不吃糧食會餓死,但是電影可看可不看,書可讀可不度,那么如何創造這樣軟產品的認知群體呢?

  第三步,軟價值乘數M。《新紅利》這本書的價值創造不能只靠作者,今天徐洪才教授說它寫得好,蘇劍教授說它寫的好,它的軟價值就提升了,他們的點評就是軟價值乘數m,而且這個m實在指數級別發揮作用。各位讀者讀了這本書以后的點評、批評、互動,都是在指數級別發揮軟價值創造的作用。

  新經濟、軟價值的實現路徑,跟傳統制造業也不一樣。軟價值的實現一般是非對稱的,陽光免費,星光收費;軟價值實現常常是先有公眾價值,后有盈利模式;軟價值實現必須是通過金融資本化的實現;軟價值的實現通常是立體的、彎曲的等等。

  這個演講時間只有20分鐘,后面把更多的時間留給更多的專家,沒展開講透的地方請大家讀《新紅利——贏在下一個四十年》,也歡迎讀者對未來四十年中國經濟有沒有新紅利發表自己的高見,并對《新紅利》多多批評,謝謝大家!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兄弟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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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關鍵詞: 新紅利 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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