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夏斌

　　進入2018 年，對中國14 億人口大國，連續40 年，年均GDP 增長9.5%這一被稱為“中國奇跡”進行總結的文獻日益增多。但是迄今的討論，對“中國奇跡”的理論秘訣是什么？認識并不統一，難以形成共識。為什么？

　　進入2018 年，對中國14 億人口大國，連續40 年，年均GDP 增長9.5%這一被稱為“中國奇跡”進行總結的文獻日益增多。但是迄今的討論，對“中國奇跡”的理論秘訣是什么？認識并不統一，難以形成共識。為什么？本文從一個經濟學人的角度，談談對我國當前理論創新觀察后的一些思考。厘清這些問題，也許會有助于學者面對中國40年宏大、復雜的歷史素材進行理論抽象，做出一些真正的創新。

　　一、總結什么？是理論還是經驗？

　　對“中國奇跡”總結什么？這是當前40 年總結中首先碰到的問題。迄今，各種書籍及相關文獻已數以千計，多數都在說從理論上進行總結，其實粗粗分類，卻可分為兩類不同性質的文獻。一類是純理論性文章，另一類是經驗性總結文章。而且，大多為后者。誠然，這兩類文章相比，不存在是與否、偏與正的問題，只是人們在認識經濟世界、上升為不同知識層面時的兩種不同理解方式。但是，理論與經驗，從認識論而言，畢竟具有不同的含義與意義。

　　理論，是人們基于從日常經驗認知中不斷進行歸納與解析，抽象出一定的概念，按照一定的邏輯形成的知識概念體系，是概念的邏輯集合，是反映事物本質的聯系。理論往往有一定的范式要求，具有一定的普適性。

　　經驗，是人們基于成功達到某一具體目標要求所總結的的知識、技能、途徑或重要策略。經驗也是對客觀世界的一種認知。不過，這類知識不像理論那樣強求“范式”的要求，強求知識概念的體系性（邏輯的集合）。經驗的意義表現為具體的兩種事實的前后關系，自然，有供他人的參照意義，但是受時空條件的限制較多。在經濟學科意義上講經驗，未必如哲學的認識論意義上講經驗，它不指向事物本質的聯系，只是對事物現象或局部因果的認知。

　　應該說40 年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跡”，或者說窮國趕超富國的歷史事實，給以上兩種不同知識形式的思維創新活動，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材料。由于知識性質本身的屬性要求不同，其結果，自然在其理解與解釋經濟世界方面，是有差異的。本文討論的重點，是探討理論這一知識形式的總結問題。

　　1，科學理論應該是普適的，經驗是可參照的

　　理論作為一種知識形態，其本質要求是指向普適的方向。否則，不稱其為科學理論。自然科學是如此，社會科學也應如此。例如，經典物理中表示任何有質量的物體間都存在一種吸引力的萬有引力定律，其不會在中國國土上成立而在其他國土上就不成立。同樣，經濟學中的分工、供求、市場交換等知識概念，不同的經濟學說流派，出于不同的分析要求，可能會賦予有差異的解釋，但是作為千百萬人無數次觀察的結果，作為一種存在狀態，以概念抽象表述的事實本身，是相同的，是無需證明的，當然也可以說是普適的。

　　當今，人們之所以對經濟科學是否一門科學，是否普適的理論表示懷疑，只是因為，首先，現代經濟學存在明顯的不成熟。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產生遠遠滯后于物理學、生物等學科，是一門相對不成熟的科學。與其說偏重于經驗科學不如說更偏重于歷史科學的經濟學，本身還在不斷的發展中，有個自身“不爭氣”的因素。特別是進入上世紀中期以來，被西方認為主流的現代經濟學被引向、推致到了數學演繹建模的優雅的形式主義極端，長期以來反而對世界上重大的現實經濟問題往往沒能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不僅招致了來自各思想學派乃至社會各界的批評，也招致了包括被經濟學界公認的當代一些主流著名經濟學家的批評。世界著名經濟思想史專家布勞格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經濟學患病了”（M·布勞格，1973）；一些諾貝爾獲得獎者則是嘆息：現代經濟學“武斷的假設引向……毫不相干的理論結論”（W·列昂惕夫，1982）；“現代經濟學是漂浮于空中的一種理論體系，與現實世界中發生的事沒有多少關系”（R·科斯，1999）．另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如斯蒂格利茨、羅默等人的尖銳批評聲，人們更是耳熟能詳，不一一列舉。

　　其次，由于現代經濟學派中的一些人，出于傲慢或意識形態的偏見，唯數學演繹建模方法為科學，視馬克思經濟學、歷史學派、演化經濟學、后凱恩斯經濟學以及奧地利學派等等，一概視為“異端”、“非科學”，不屑一顧。這樣一來，相對與自然科學中物理學、生物學等知識學科本來就滯后發展的經濟科學，在各種重大經濟命題上，內部又分歧重重，產生10 個經濟學家往往有11 種觀點這一被人取笑的現象，自然在非經濟學人的旁人眼中，發展中的“不爭氣”加上“窩里斗”的外溢效應，讓外界不得不發出這樣的疑問：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嗎？是普適理論嗎？

　　再次，經濟理論研究和經濟政策研究不同，前者是對現象進行概念抽象后的事物本質規律的研究。后者是基于一定的理論框架予以實際應用時的政策、制度的研究，是把在理論抽象活動時曾剝離、舍去的因素又回歸、恢復到具體的政策制度研究中，擴展具體的過程、細節的研究。在現實中，不少理論家、教授甚至包括諾貝爾經濟學家，往往也熱衷于這一現實復雜經濟現象的應用研究，但他們中的有些人又受限于掌握材料的局限，以及對不同于理論研究的政策研究，實踐經驗又不足，將理論直接簡單套用于現實，混淆了政策研究與理論研究的差異，“下車伊始”，指手畫腳，提出的政策觀點隔靴搔癢，不能解釋和解決實際經濟問題，這就更易讓人們對經濟學是否一門科學產生了重大的懷疑。

　　但是，盡管如此，筆者依然認為，伴隨古典經濟學產生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的速度出現了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快速增長速度。這種由人的行為所主導的經濟社會，發展如此之快，與二三百年來一批經濟學家對經濟科學知識的探索與積累，不是毫無關系的。促使生產力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經濟制度、秩序、政策、法律的形成，與前仆后繼的一大批經濟學家對經濟社會長期的研究、爭論以及最后的理論選擇是密切相關的。這說明，人們盡管可以對經濟學是不是一門普適科學仍存有疑問，評頭論足，但是從總體上說，絲毫否定不了無數經濟學先輩（包括主流的和各種非主流的學者）所共同艱苦探索積累的不斷逼近真理這一知識碩果所具有的理論科學意義。實際上，經濟學先輩們在構筑普適的理論科學大廈過程中，已經堆砌積存了大量的知識“磚瓦”，盡管此“大廈”還未最后“封頂”。同時，從知識體系范疇分析，作為科學理論的本質要求應是普適的這句話，也并不意味是錯誤的。只是作為與自然科學不同的理論科學的經濟學，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人的行為的科學，研究的對象始終是處于人的行為與客觀經濟社會存在共同作用下的動態過程。自然，反映這一過程的理論，其科學的成分必然是在不斷被補充、被豐富的過程中。

　　經驗，由于是人們在一定的時間、空間條件下成功完成某一目標要求所取的知識、技能、途徑、策略或者說經濟領域中應采取的政策與制度，往往體現了理論在一定時空國度下政策制度選擇和具體展現時的差異，強調了條件的具體約束，自然有一定的歷史階段性或具體性、局限性。但是盡管如此，經驗有供其他主體行為參考的價值。如在經濟學中，窮國在發展的“起飛”階段，針對普遍的儲蓄不足和外匯短缺這一“兩缺口”情況，利用外資可推動實現“起飛”，就是一條極其重要的經驗。而且，針對不同的國家、起飛初始階段不同的經濟結構等情況，在利用外資策略和政府初期的干預政策方面，譬如在外債的規模、期限、種類、幣種、利率結構上和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工業園的扶植政策上，曾經的“四小龍”經驗確實也為后來的“五小虎”以及后來中國經濟的崛起，提供了成功的參照。相信，這些經驗同樣也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后追求成功的借鑒。盡管經驗是一國甚至是數國增長中極為珍貴的認知內容，能成為他國發展的參照物，但是從認識論、從經濟學方法論角度看，未經人們合理抽象而形成系統的知識概念體系，不盡符合一定的邏輯自洽的“范式”要求，因此仍不能歸為普適性理論。

　　當然，經驗與理論之間也不是絕然的割裂。在一定條件下兩者是相互聯系與轉化的。因為“沒有一個理論是靜止不變的。正如人們使用理論來處理和改變他們周圍世界一樣，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也在改變著人們和他們的理論。當新的經驗出現后，人們就會擴展他們的理論以解釋這些新經驗，為它們賦予某種含義或異議。……建構出一種新的聯系。理論就是以這種方式增長和變化的。”1細想一下，其實不僅是經濟科學等社會科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中每一個新規律的發現又何嘗不是這樣的？

　　以上，指出理論與經驗知識屬性的不同，只是想強調，經濟科學理論的創新，應該是追求科學的、普適的價值。

　　2，眾多文獻在總結什么？基于哪些視角？

　　基于以上對理論與經驗的認識，觀察目前海內外對“中國奇跡”的總結文獻，左圖右史，不計其數。稍細分析，首先如上述，可分為理論和經驗兩大類，其次，即使是理論性文獻，同樣還可從經濟思想史上不同學派思想的角度進行細分。

　　（1）在經驗性總結方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教授（Michael Spence）等人曾領銜撰寫的近百萬字巨著《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和轉型》2，是一部代表性著作。盡管此類由著名主流經濟學家研究中國經驗的書籍很多很多，可以說這本著作是海外學者對中國問題研究中一本極有分量的經驗性巨著。因為它是受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國政府發改委的委托，就中國經濟中長期戰略和“十二五”規劃進行的研究。其匯集了來自全球20多位不同國際著名機構、擁有不同經驗背景的頂級經濟學家。研究初稿還征求了國內眾多高官與著名經濟學家，最后送達中國政府“十二五”規劃（建議）起草組成員征求意見。起草組是一個以總理和副總理為首的極其重要的宏大團隊，有70 多位部長和專家學者……（劉鶴，2011 年）。本書內容中有理論的實證，更多的是從經驗、從政策角度進行總結。如此高規格的陣容，最后對“中國奇跡”的總結重點落腳在哪兒？落腳在“中國經驗”的總結，可歸結為5 條：

　　1，充分利用了世界經濟；2，維護了宏觀經濟穩定；，3，保持了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4，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5，擁有負責、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

　　這五條經驗闡述的背后自然有理論邏輯，但直接闡述的重點是經驗。而且，書中明確指出，“中國奇跡”的經驗，與二戰后25年或更長時間內維持GDP 年均增長7%以及甚至超過7%持續增長的、分布在亞、非、拉各州的其他幾個國家，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可以看出，作者是想充分說明這五條集中了中國幾十年成功的經驗，是可供他國參照的寶貴經驗。而且，其中第五條“擁有負責、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內容，又明顯是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所極不贊同的，也是在主流現代經濟學關于增長和發展理論建模中不可能出現的要素。

　　在經驗總結方面，國內方面的作品更多。作為官方的總結，一個重要線索是，在40 年來不同歷史時期的重大節點上，官方都曾發布了經集體討論、反復推敲的重大經驗性的總結文獻。去年12月間，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對我們“40年積累的寶貴經驗”和“黨和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又作了九條概括。在以個人名義就中國經濟進行總結的文獻，是不計其數，在此僅舉一例。我國著名經濟學教授，現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曾總結的中國奇跡的經驗，有六條：

　　1，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訓基礎上形成的發展共識；2，堅定不移地對外開放，加入金融產業分工和市場體系；3，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4，保持政治的穩定性，發揮制度優勢；5，充分利用了國家具備的各種比較優勢；6，文化底蘊發揮著逐步加大的支撐作用。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中國奇跡”經驗的認識肯定遠不限于以上所述。但從上述兩例個人署名總結中已可以看出，總結“中國奇跡”的重點，第一，是經驗而不是理論，不是創新新的知識概念和思想體系（抑或馬克思經濟學、或現代經濟學，或其他思想流派），而是均基于前人的分析框架，在實證、敘述中國創造奇跡的具體原因。第二，在經驗分析中主要在講經濟，然而又不僅僅局限于經濟或經濟學領域。斯賓塞一文的第五條強調了政府的作用。劉鶴一文的六條中除第二、三條講經濟外，其他是從政治、社會、政府、文化等方面闡述了其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不乏看出，斯與劉兩文的經驗總結，已既不限于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也不完全限于經濟學領域的分析，倒是可以說有意無意地落入了馬克思經濟學中關于“兩個基本關系”的學說，或落入了經濟社會學理論體系中“經濟是嵌入社會”、“經濟過程是一個社會過程”的分析框架中。正如熊彼特所說：“典型的經濟學家和典型的社會學家對于對方在做些什么都知道得很少”，“他們走不多遠就會互相踩著腳跟。”

　　近期，中國社科院“慶祝改革開放40 周年系列智庫論壇”上張卓元教授的演講，是又一類較有代表性的經驗總結。該演講回顧了40年來改革主線是企業改革主線？價格改革主線？還是企業與價格改革、所有制改革與經濟運行機制兩條主線共同推動？依其內容可觀察到，這類文獻重在改革邏輯的總結。闡述改革階段的演變、改革重點和策略的選擇。當然不排除在偏重于經驗總結時在改革政策與策略取舍背后有思想的闡述。這篇文獻總體上可歸類為改革政策史的總結。

　　（2）在理論學術總結方面

　　在這方面，有被海內外文獻高頻引用、榮獲第一屆中國經濟學獎，創新M-U 型組織理論的錢穎一、許成鋼。即以中國偉大實踐為案例，去求證、發展主流的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當然，基于西方主流分析框架的總結文獻遠不限于此，還有張軍、王永欽、宋錚等等很多學者大量的文獻。這一類文獻是當前理論文獻中最“大眾”的，即基本上都是基于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或在去求證現代經濟學、或在改變某些假設條件后去豐富發展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內容。

　　在被西方現代經濟學認為的非主流經濟學方面，國內的理論總結文獻是相當的活躍，相當的多。以作者陋見，可分為有偏重求證、發展馬克思經濟學的（如程恩富、張宇、馬艷等），有偏重于德國歷史學派、國家經濟學的（如何新、高德步等），有偏重于奧地利學派的（如張維迎、馮興遠等），有偏重于轉軌、過渡經濟學的（如樊綱、張宇燕等），有偏重于新制度經濟學的（如張五常、盛洪等），有偏重于演化動態經濟學或演化經濟學綜合的（如賈根良、楊虎濤等），有偏重于創新復雜科學經濟學的（如陳平、沈華嵩等），有偏重于創新新結構經濟學的（如林毅夫等）。當然從思想流派淵源看，新結構經濟學主要仍可歸屬于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在馬克思經濟學創新方面，還有一批學者肯定地認為當前西方主流的現代經濟學解釋不了中國40 年的偉大實踐，同時也看到“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因為滯后于市場取向的改革實踐，長期不能滿足國家宏觀經濟治理的需要，而被認為游離于現實，只能務虛，甚至只具有思想灌輸的性質。”“直到今天，政治經濟學仍然沒有完全走出舊范式的陰影。”認為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一些思想、觀點并不能滿足于解釋、服務中國當代社會主義經濟的豐富實踐和現實運行，要發展、豐富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探索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如姚洋15、史正富、孟捷等等。

　　另外，中國改革開放40 年來曾有一大批經濟學家，他們不是僅僅單純從事理論創新，而是“問題導向”，同時積極投身經濟政策、制度的研究。他們立足于中國、根植于偉大的改革開放實踐，重點著眼于研究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中重大的政策制度問題，并孜孜不倦地進行理論的創新與實踐的探索。從1979 年開展“什么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大討論開始，到于祖堯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蘇星首次提出“社會主義股份制”理論等，標志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到今天，人們開始了既包括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又包括現代西方各種經濟學流派的探索。出現了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到中國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等的多種提法。在這些學者那里，實踐中始終如一地立足中國改革開放實踐，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設。理論上從馬克思經濟學出發，積極探索當代馬克思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這與上述姚洋、史正富、孟捷等學者探索馬克思主義新政治經濟學有相似之處，都是從馬克思的經濟思想脈絡出發，不過這批學者的明顯特征更是“問題導向”。探索中國現實問題，緊扣阻礙中國民富國強中重大的、根本性的問題。他們的研究往往多是既指出了應該干什么（目標）、怎么干（選擇什么戰略與政策），又指出了為什么這么干的理由（思想）。他們盡管沒能像馬克思、亞當·斯密、凱恩斯等“3S”大家那樣提出具有宏大的“范式革命”性質的理論體系，但他們的歷史功績是將馬克思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對發展和豐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貢獻了智慧，對推動40 年“中國奇跡”的產生以及重大政策制度的制定，作出了杰出的貢獻。40 年來，這方面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孫冶方、薛暮橋、于光遠等，近期的代表有馬洪、劉國光、厲以寧、吳敬璉等。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文獻，嚴格說既不屬于純理論總結，也不屬于純經驗總結，將其歸屬于經濟史、經濟政策史、轉軌政策史較妥。之所以說“較妥”，因為相關文獻中有的重點是通過比較中外經濟史、轉軌政策史的宏大歷史敘述，探索“中國奇跡”的秘訣。有的試圖體現歷史與邏輯的一致，從“中國奇跡”逐步形成、演化的邏輯出發，在批判現代經濟學及其衍生物——華盛頓共識，以及同時在批判新制度經濟學過程中，回歸、修正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并進行理論創新。典型的，如文一教授的市場經濟發展的“胚胎發育”理論。其敘述的方法是經濟史與理論創新的“結合”。全書意義正如力作題目所表示的：《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發展政治經濟學”一般原理批判綱要》。純就“胚胎發育”中的“思想性”而言，是偏重于學術理論，但是敘述的重點、大量的篇幅突出在中國改革開放、轉軌階段的經濟政策演變上。從敘述的政策內容分析其背后的學術范式及其淵源“影子”，該書并沒有解答從“胚胎發育”到胚胎發育“結束后”是否有另外什么獨立的“范式”框架和理論內容。就本書大量的引文與思想看，似仍為從古典經濟學出發，在豐富亞當·斯密的市場理論和創新發展政治經濟學。然而，若就片段的轉型經濟學內容看，又不失為經濟學的一門獨立分支，可否被包含在熱若爾·羅蘭（Gerard Roland）的轉軌經濟學理論中？

　　小結以上“觀察與歸類”，筆者才疏聞寡，對有些專家進行跨學科、跨學派的研究了解不多，因此對有些專家的研究專長歸類可能不盡合理。另外，還需補充的，相對于理論經濟學對“中國奇跡”的總結，在應用經濟學更多領域中的理論性總結文獻，則是更多更多。只是篇幅關系，本文未能一一概括介紹。

　　二、總結中分歧為何那么大？

　　目前對“中國奇跡”總結的經濟學文獻汗牛充棟。為什么學術視角如此多維，結論分歧如此之大？同時，在海外對于中國的理論創新卻還持如此相反意見：諾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曾鼓勵說：“能解讀中國經濟改革的人應該榮獲諾貝爾獎。”相反，另一諾獎得主克魯格曼對中國增長能否理論創新卻不屑一顧，不認為有什么理論可探索。為什么？要解答此問題，或許需要從經濟理論范式本身、研究對象、范圍與內容的角度說起。

　　1，未能區別理論總結與經驗總結的差異

　　這是形成目前總結文獻分歧、爭論較大的首要原因。不同的研究出發點和目的，本應遵守不同的認知思維及其敘述方法。而目前中國有些總結文獻，首先，在理論總結還是經驗總結的定位上含混不清。其中有些作者是認識到，有些并未認識到。具體表現在：一是似理論總結實為經驗總結。有的說是經驗總結卻夾雜過多不必要的“硬搭”的理論敘述。有的是經驗總結，卻缺乏事物表象因果關系的闡述，僅是改革策略、改革階段、改革邏輯演化的平推式描述，以至可歸為改革政策史的總結。其次，說是理論總結，但對其學術分析框架、學術思想流派脈絡和邏輯演繹交代不清，缺少思想流派的“痕跡”。或者說不清在哪位巨人的肩上向前走了什么樣的一步，創造了什么。僅僅是用了中國材料、作出某些假設條件改變，實證了某前人的理論結論而已，至多進行了理論的實證。再次，理論總結當然可以不承襲某一思想流派而進行獨立的“范式”革命的理論創新，但實際上在敘述中卻是思想干癟，或偶有新穎概念卻沒有整體的知識范疇；或有局部的道理、卻無全局的道理，形不成概念體系，缺乏理論邏輯力的支撐。四是，有些文章雖然也冠以“理論”之帽，敘述內容卻多為用中國40年史料、政策進行實證的解釋，夾插一些干癟癟的口號或理論，寫作手法又是經驗之談。凡此種種，是“總結分歧”如此之多的結果，同時也可以說是造成“凡此種種”現象背后的認識原因。

　　2，未認識到科學理論是發展的理論，主流理論內容并非全是普適的。

　　世界在不停地發展，作為大自然發展中的物種之一——人，對客觀世界的認知更是處于不斷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認知的局限性。因此，作為一種理論，不管是哪個領域的理論，如果稱得上是科學的理論，其理論本身一定是曾經經歷和正在經歷不停的發展，不斷的豐富過程。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至尊”的理論。

　　人類對于宇宙天體的認識，在哥白尼革命前，長達上千年占統治地位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說”。在化學領域，從煉金術到醫藥化學，再到現代化學，是花費了長達幾個世紀時間。同樣對人體自身認識的醫學領域，從16 世紀比利時學者安德烈·維薩留斯開創人體結構學說開始，到顯微鏡下的細胞理論，再到遺傳學理論，同樣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可以說按現代科學可分類的每一門自然科學理論，都是處在不斷的發展、豐富過程中。

　　經濟學的發展最先是借助于物理學這一自然科學思維進行經濟學思維創新的歷史，是一部不斷否定自身又不斷豐富自身的歷史。如新近經濟學諾獎得主羅默所說，相對于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經濟學可以說更是“處在青春期的早期。記住，當愛因斯坦發展物理學中的一般相對論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還在用模糊的詞匯和粗糙的圖表來互相交談”。具體說，從重商主義到古典經濟學，到產生馬克思經濟學的批判和新古典經濟學；到凱恩斯又對新古典的“革命”，緊接著貨幣主義又對凱恩斯的“反革命”，以及伴隨著新古典、新古典綜合經濟學發展的同時，歷史學派、制度學派、奧地利學派以及后來的后凱恩斯主義演化經濟學等各種被主流稱為的“異端”，無時不刻地對其發起批判，其理論與政策的合理成分也不斷地被主流經濟學所吸收。可以說“經濟思想的歷史是變革的歷史。一個時期的非主流能夠在另一個時期的主流中找到位置。”即非主流通過指出主流的不足與缺陷，“給主流觀點傳授‘花粉’，使其保持正直誠實。”這一切都是經濟學史上公認的事實。如德國的新歷史學派及其在這一學派思想推動下，俾斯麥政府建立的全世界第一個社會福利系統，恰恰為后來籠罩美國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及其政府所接受，成為其重要的思想政策來源。

　　即使在當今被西方經濟學界公認為是主流經濟學的宏微觀經濟學或現代經濟學，在內部，過去、現在仍處于不停的爭論、發展過程中。從IS—LM 模型到盧卡斯的“理論預期革命”，到“真實周期理論”；作為“理性人假設”這塊微觀經濟學的基石假設，并非生來完美無缺的，而是在不斷地被否定、被修補。在此方面最充分、最具諷刺的實證是，信息論、博弈論、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一個接一個地在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幫助著原來經濟學原理中干癟的、高度抽象的、現實中幾乎不存在的“理性人”概念，逐步地豐滿起來，具體起來，靈動起來。

　　這一切說明什么？說明某種理論、學說都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絕對真理。作為理論，普適性是其本質要求。但是普適性同樣又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普適性內容是變化的、發展的。

　　這一切說明什么？參照、發韌于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經濟學，是一門較晚生成、相對不成熟的科學。當下被人認為主流理論的全部內容，未必都是普適的內容。作為普適理論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而且，這一檢驗不是一個國家、個別國家的檢驗，是大多數國家的歷史檢驗。典型的案例是，最近獲諾獎的羅默的內生增長理論和阿西莫格魯的“包容性制度”“制度漂移”等，能完全解釋中國增長奇跡和世界上其它“窮國富國”的增長問題？還有，如1995 年諾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在2003 年剛剛自豪地宣稱：宏觀經濟學“對抗蕭條的核心問題已經被解決了”，2007 年卻發生了美國次貸危機，主流宏觀經濟學又如何解釋？同理，如何解釋和刻畫當今世界的危機現象？是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凱恩斯的危機理論、還是費雪的債務通縮理論或者奧地利學派的商業周期理論？仍是一個仁者智者在無窮盡爭議的問題。可見，特別是在當今正處于學術爭論遠遠大于學術穩定、紛紛呼吁經濟學要反思、要范式革命的歷史時期，對主流理論全部內容是否普適的問題，要持特別謹慎的態度。因此，肯定經濟科學，追求普適理論，并不意味對前人先輩的全部思想在不顧今天經濟發展條件發生重大變化下，不打折扣地去頂禮膜拜。同樣，承認經濟學是一門發展不成熟的科學，主流理論中的內容未必全是普適的，那么也就不能簡單地用主流理論作為唯一的標尺，去衡量旁人理論文獻的正確與否，限制自己對一部經濟學著作是否具有理論創新的判斷。特別是在當今，在海內外主流學術刊物欣賞優美的數學建模形式文獻并具主導話語的時期，更需警惕對點滴的創新思想萌芽、觀點乃至不成熟理論的嫌棄、疏忽甚至于采取排斥態度。只有看到自身的不足，才有可能去挖掘旁人的創新之處。而對于一切試圖對中國40 年經濟實踐進行理論創新的經濟學人來說，應敢于大膽懷疑，不必在乎看主流理論的態度。面對中國經濟崛起40年奇跡的理論抽象與創新而言，不管中國歷經40 年輝煌之后出現何種變化，在筆者看來，不管是經驗還是教訓，40 年仍是一口挖不盡的“理論深井”。給理論創新的中國經濟學人提供可豐富想象、抽象的基礎。

　　盡管一國經濟的崛起未必一定能夠產生影響人類經濟思想史的“大家”，但是應該有信心看到，我們有獨特的便利，有親臨推動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顯著變化的一個大國崛起的歷史事實與經驗，起碼給我們的創新思維客觀上提供了熟悉的土壤，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3，未認識到從不同尺度分析，存在反映不同經濟世界的理論

　　世界本是一體的，只是人們把對世界的認識分為“還原論”和“整體論”兩種方法，從而產生了對世界不同的解釋。一方面，隨著科學的發展，科學研究的學科越分越細，新學科不斷產生，目前科學界已分成1000 多個研究領域和4000 多個學科。另一方面，隨著細分學科的研究日益深入，不同領域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交叉、融合研究的綜合集合或系統論研究方法也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正如偉大的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Max Planck）早在上世紀30 年代曾指出的：本來“科學是內在的整體，它被分解為單獨的整體不是取決于事物的本身，而是取決于人類認識能力的局限性，實際上存在著從物理到化學，通過生動性和人類學到社會學的連續鏈條，這是任何一處都不能被打斷的鏈條”

　　“用系統論方法研究系統時，需要對系統進行必要的分解，在分解的研究基礎上再綜合集成到系統整體”。無數事實證明，只有從分解到綜合集成的研究，才能較正確的把握被研究的對象世界。由此，被研究的一個對象世界在被分解為一個一個“子系統”時，發現的規律確實可為真理，但在“眾多”子系統相加為集合系統時，原有的真理未必就是真理了。“生物圈是一組織層層嵌套的復雜系統體系，每個層次的生物系統都有其特殊的進化規律”。牛頓定律之后的愛因斯坦新發現，并不意味否定了牛頓定律在一定條件下存在的真理性。

　　同樣道理，轉歸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奇跡”形成的演化、動力機制的討論，置于現代經濟學核心地位的資源配置理論、研究一定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學理，包括最新前沿的羅默的內生增長理論，能完美解釋中國過去40 年的高速增長？固然，中國40 年奇跡可以部分歸結為不斷追求市場化的改革開放和羅默的“增長因子”，是中國奇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肯定又不是全部。那么又是什么？

　　筆者認為，觀察經濟世界若同觀察物理世界，縱觀世界，無非是兩個視角或問題：一是狀態，二是過程。新古典或現代經濟學突出研究的是均衡，描述的是暫時的“狀態”，奧地利學派重點研究的是時間，描述的是“過程”。總結中國40 年的進程，最重要的特征又是什么？是轉軌，是制度不停地演化；是非均衡，是一個不斷從非均衡走向均衡，又從均衡走向非均衡的過程。據此，似乎奧地利學派的學理似乎更能貼近解釋中國奇跡問題。然而在此方面，奧派學者迄今又未出現為眾多學者公認的文獻。因此，目前對“中國奇跡”的理論總結，學者中多數仍然偏重于從增長和發展經濟學，或者從轉軌和過渡經濟學，或者從新制度經濟學，或者從演化經濟學、自組織理論中去紛紛找答案。

　　這些研究現象說明什么？一是客觀經濟世界是一個系統。系統是呈現結構狀，“結構”是復雜的，是多維的。選擇不同的標尺去看經濟世界，反映經濟世界本質的理論肯定是不同的。形象地說，經濟理論一定是可以分層次的（在非理論經濟學的應用經濟學名下，眾多的領域分類更是明顯）。反映結構世界中某一視角分析的某種經濟理論可以是普適的，但未必是反映全部經濟世界內容或者以其它標尺能看到的內容。二是以均衡為主要分析框架的現代主流經濟學，是反映市場機制較成熟國家的運行“狀態”，肯定難以解釋一個處于轉軌過程中的不成熟國家的市場機制，特別是處于高速追趕時的“動態”的“過程”情景。三是既使以西方主流的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總結中國奇跡的背后理論，哪怕是“最現代”的、“最前沿”的，仍是囿于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衍生的增長和發展經濟學這一層級理論去尋找答案。然而，在過去20 多年由保羅·羅默和羅伯特·盧卡斯帶動下非常熱門的經濟增長領域給全球學術界效應反映，用紐約大學威廉·伊斯特利教授在列舉分析用現代主流理論作指導解決這么多窮國變富的失敗案例后的評論說，那么多經濟學家都在“試圖找到一個法寶能讓窮國變富。許多次，我們都認為已經找到了靈丹妙藥……不幸的是，一切都沒有收到預期的結果。”由此看來，作為主流經濟學的增長理論，更沒有理由去傲慢地排斥“非主流”對中國奇跡現象的理論思索。筆者相信，以不同的視角看經濟世界，會形成不同的理論。

　　今天，對“中國奇跡”秘訣未能形成較公認的解釋原因，恰恰可能是人們囿于頭腦中長期形成的思維導圖，未發現新的“尺度”、“視角”所導致。也許是主流與非主流學派思想中的諸矛盾、諸亮點的融合，也許是理論創新中被人譏諷為理論“非自恰”、不成熟之處，恰是解釋窮國變富、一國經濟實力突起秘密的理論種子和重要線索。客觀上，一個人口小國、非中心國家（非霸權國家）與一個人口大國、沖擊中心國家的窮國變富過程相比，對世界經濟運行與秩序的影響是不能同日而語，反過來，這一影響對正在窮國變成富國的經濟運行秩序同樣也在產生博弈性沖擊。此背景下，尋求增長秘訣或理論建模中的考量因子，是現有現代經濟學中的增長理論模型所能覆蓋？這些也許正是我國當前對“中國奇跡”理論總結中認識不易統一、分歧多多的一個深層次原因。

　　4，不同的經濟學研究對象，不同的概念體系和語境，決定了對“中國奇跡”會有不同的理論

　　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提法，在馬克思、亞當·斯密、馬歇爾那里，甚至在薩繆爾森教科書中，兩者基本上是看作同義詞。但從學術脈絡的承續發展看，后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之路則是慢慢走窄了。

　　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其研究的目的，重點是揭示資本主義這一種生產方式產生、發展、消亡的社會發展規律。馬克思經濟學產生于19 世紀中期。當前，資本主義仍在發展，“腐而不滅”。當今中國，提出并堅持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出現了許多與當時馬克思分析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及其經濟運行所不同的現象。理論上如何發展？這是對當代馬克思經濟學的挑戰。

　　學術界公認源自于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的西方主流的現代經濟學，其《國富論》研究的內容正如《國富論》書名所詮釋的，是研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體系。《國富論》是對資本主義總體經濟運行進行了完整的刻畫，“在他自己那個時代里，這是最全面的分析”。

　　至此，以上兩位巨匠的經濟學研究對象范圍，是總體、是總體國民財富，是總體經濟的運行與增長。

　　到了新古典的馬歇爾那里，經濟學研究對象發展成為“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突出研究總體的基礎——微觀、個體。到了1932 年，萊昂內爾·羅賓斯發表了在當時學界影響很大的《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書，在定義了經濟學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科學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開始進入了“演變的一個階段。它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之后，經濟學研究的對象范圍是越走越窄。以至后來諾獎得主貝克爾的研究發展到研究歧視、犯罪、自殺、離婚等行為，出現了被冠以“經濟學帝國主義”稱號的現象。加上后來經濟學教育中出現的輕思想，輕理論，重數學工具傾向，長期以往，最終導致出現始于2000年法國的“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要反思經濟學就不足為奇了。甚至出現在物理學界盛傳這樣一句奇葩的話：“若想拿諾貝爾獎，就去研究經濟學”。極端諷刺了經濟學到20 世紀后越來越徹底數理化的傾向，認為只要數學好，懂不懂經濟學原理已不重要了。

　　奧地利學派、制度經濟學等其他學術流派對經濟學研究對象范圍許有另外表述。僅從上述馬克思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相比，不同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決定了闡述的原理、運用的概念體系及其語境會肯定不同。具體說，同一價值、資本等概念，在馬克思，馬歇爾和西方現代經濟學中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在總結中國40 年奇跡理論時，由于作者有意無意往往受著自己頭腦深處先入為主的某一理論、思想的支配或影響，因此運用的是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學理研究方法，其結果，對同一中國奇跡這一研究對象肯定會有不同的理論論述。因此在不同的范式、概念和語境之下，出現“雞同鴨講”、甚至互不服氣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可以說，這是當前我國經濟學產生各種爭論的一個突出原因。因此在當前勢必需要強調，研究資本主義產生、發展、消亡規律的馬克思經濟學，要突出研究如何迎接當代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經濟新發展的挑戰？擅長于研究“資源配置理論”的現代經濟學如何迎接由政府干預經濟向市場機制過渡轉軌中經濟運行“現狀”與“演化”、非均衡與均衡更替等方面的挑戰？

　　三、如何進行總結？

　　1，對中國經濟學、中國學派等提法的理解

　　林毅夫在1995 年曾預測：“21 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近幾年，隨中國經濟實力的日益壯大，關于中國學派、中國經濟學、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及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等等的提法，頻繁出現在對“中國奇跡”總結的各種文獻中。從學術視角看，這一系列提法具體指什么內容？有什么差異？這既是抽象中國經驗背后的理論所必須首先搞清的問題，同時也是開展學術理論討論的前提。

　　根據筆者觀察與理解，下面的討論首先假定，迄今關于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方案、甚至中國故事等這些提法的所涉文獻，在沒有特別的說明下，這幾個概念的定義一般都是從經驗角度而不是從理論角度在進行總結，故不列入下文的討論范圍。

　　至于中國學派、中國經濟學、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提法，雖然都冠以“中國”兩字，但在不同的作者筆下，其理論定義與含義還是不完全一樣的。究其內容，可歸納以下三類。

　　一類是要“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其理論范式、學術脈絡和概念是很清楚的，是基于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類是基于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要創新“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自然，分析時運用的概念、語境等歸屬于現代經濟學。這類文獻有時也不排除以中國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概念出現，但主要是淵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如一批“發展經濟學教程”書中所涉對中國高速增長分析的理論內容，基本上都可以歸屬此類。

　　還有一類是既非從馬克思經濟學范式、也非從現代經濟學范式，而是試圖創新新的理論范式。例如，何新的《新國家主義經濟學》，賈根良的《中國經濟學革命論》和《演化經濟學：第三種經濟學體系的綜合與創新》，陳平的《中華文明復興和經濟范式的創新》、沈華嵩的《經濟學分析原理》，甘潤遠的《螺網理論--經濟與社會的動力結構及演化圖景》，等等。此外，目前由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副會長程霖教授領銜，組織國內高校著名經濟學家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近代以來中國經濟學構建的探索與實踐研究”課題，試圖從經濟思想史角度，探索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其知識體系范式及學術脈絡）。以上是就經濟學范式、知識體系差異的角度分析統稱為中國經濟學、中國學派等的研究動態。下面從研究內容的寬窄角度分析，同樣都在講“中國學派”、“中國經濟學”等，其實含義也不完全一樣，內容有寬有窄。

　　學者王紹光曾將“中國學派”概念分為五個層次進行理解。筆者簡言概括，一是指未必形成一套自己的概念體系、理論邏輯，僅為一些自己的看法、思想、觀點，還稱不上狹義的、嚴格的學術流派上的“中國學派”，只是“各人看法不同”或是有“自己獨特的想法”而已。二是中國學者形成了“系統的獨特的看法”，也形成了不同于其他人的分析概念與工具方法，可稱為“中國學派”。三是不僅是系統、獨特的看法，而且此看法邏輯嚴密，形成一套貫徹經濟領域多方面的統一的理論，并被別人所承認（當然承認未必是認同其學術觀點）。

　　以上即使按經濟學范式和經濟學研究內容寬窄的不同可以分類，之間卻又是有重疊的。譬如，某類分析研究是淵于馬克思經濟學，但重點是解釋中國的有特色的市場經濟運行（突出中國特色，較窄的），有的是以中國為案例，重點是基于馬克思經濟學，試圖創新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一般”（較寬的）。又譬如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是基于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重點想解決有別于現有的西方主流增長理論，來解釋落后國家增長的原因，形成中國學者的創新理論。

　　不管如何分類，分類只是想說明對現在常出現的“中國學派”、“中國經濟學”等字眼，我們要了解之，不能僅觀其名稱，要看其實質內容，是基于什么樣的學術脈絡在討論，又是在較窄的還是較寬的理論意義上討論。都是圍繞中國在談經濟學問題，是僅僅在談能解釋中國問題、中國人自己的看法、觀點（哪怕是較系統的看法、觀點）？還是從中國問題出發，覆蓋的范圍是包括世界其他國家普遍性的問題、普適的理論問題？而且從中抽象的是基于思想史上的某一學派淵源還是有別于其它經濟學流派的另一套概念體系？這是完全不同的理論含義。

　　例如，在討論“中國奇跡”的經濟學理論解釋時，核心命題可以說是“窮國變富”的理論，較窄的出發點是去發現和解釋在中國特定條件下的理論。較寬的概念，是從中國問題出發，去發現解釋世界上不僅包括中國也包括他國在內的“窮國變富”的普適的理論。這是兩種不同的學術追求。在學術脈絡上，可以是在馬克思經濟學的語境下。但是，必須要發展和豐富馬克思經濟學，因為其原有的思想體系重點是圍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亡規律而展開的，對于窮國變富的相對變化問題，直接涉及的比較少。也可以基于現代經濟學的增長和發展經濟學分析框架。遺憾的是，二戰后“迄今沒有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理論來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當然，不排除還可以進行經濟學上的范式革命，另外創新一種理論體系，或者基于某一非主流理論體系，或者融合若干非主流思想形成一種新的體系。在重新解釋全球經濟世界運行的同時，解決“中國奇跡”或“窮國變富”等重大理論命題。

　　2，在中國，理論創新需注意什么？

　　（1）必須創造良好的百家爭鳴的學術討論環境。根據已上分析與介紹，要創建廣泛意義上的中國經濟學、中國學派，針對中國國內目前對40 年中國奇跡事實上的學術多脈絡、多學派、多維度的理論紛爭，要取得較出色的公認的學術成果，恐怕不歷經痛苦而充分的學術爭論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當前。亞當·斯密、馬克思、馬歇爾以及凱恩斯等經濟理論的產生無一不是在吸取前輩及同時代經濟學家的思想，甚至是從反對者的個別思想觀點中產生。馬克思主義的形成也是有“三個理論來源”。因此“繁榮與發展經濟學，需要創立不同的學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部也應形成不同的學派，學派的形成是學術繁榮的重要標志之一。”“不明智的學術和意識形態的引管和評價，是管死馬克思主義多學派的發展，放活非馬克思主義多元化的擴張。”（程恩富，2005）筆者認為，這樣的態度才是真正的理論自信。

　　要創造充分的學術討論環境，則應鼓勵開設不同學術流派的對話窗口、平臺。討論中不許“戴帽子”、“上綱上線”、“打棍子”。切忌學術討論中的意識形態變化、政治化。切忌以口號、空洞教條式的語言、概念代替邏輯自洽的學術討論。

　　（2）要善于從不同思想流派中抓住靈感，吸取養分。面對出乎意料的2008 年美國“百年一遇”大危機，和中國14億人口大國持續40年高速增長這一人類經濟史上的宏大史事，經濟學理論如何解釋？現有的經濟學迫切需要的是深刻反思。強調經濟學上的“均衡”，忽視轉軌、忽視制度演化、忽視政府作用，容易使主流的“宏觀經濟學陷入困境”（保羅·羅默，2017），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是關注解釋資本主義方式消亡的規律，自然對社會主義階段經濟運行前景描述不夠詳盡。新奧地利學派是想“將經濟學解釋的重點從均衡狀態轉移到他們自己建樹的經濟過程上來。強調“時間、無知、主觀性及過程”。但是最后的出清，是把奧地利學派嵌入現代經濟學范式，“提供一種理論補充的角色”，還是干脆“放棄均衡模式的概念，并提出一種全新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范式”，在奧派內部，又正處于意見不一的討論階段。

　　因此面對當代經濟世界，現有的各經濟學流派都需要創新。循舊堅守原有流派的思想，不反思，不總結，以至不愿吸取對方的思想亮點，容易走入思想的死胡同。筆者認為，對于強調“資源配置理論”這一研究對象的現代經濟學來說，我更贊同諾獎得主布坎南的一句話：“我的基本觀點是：應當將‘市場理論’置于核心地位而不是將資源配置理論置于核心地位”。什么是市場理論？這恐怕是當今世界范圍內經濟學家需要重新審視并予以充分關注的重大理論命題。因為若是講市場理論，不僅僅是講分工競爭機能，恐怕還要回答市場是如何形成的、市場是否公共品以及公共品的發展與轉軌、公共品與政府關系等等內容。因為現實世界中存在于各國的當代市場經濟，并不是經濟學教科書上所述的純而又純的市場經濟。各國的市場經濟不同程度上都是“混合經濟”（保羅·薩繆爾森）。而這些命題又是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當時不曾關注卻又恰恰是當代經濟學人每天面對、難以處置的重大現實問題。由此啟發，在理論創新上，筆者非常欣賞經濟思想史上的兩位“大家”——羅賓遜夫人和熊彼特的思想膽略。當他倆發現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詬病后，敢于從“新古典主義的華貴鎖鏈中解放出來”。前者想“將馬克思解釋成凱恩斯”，后者想“成為另一個馬克思”，即都想通過融合新古典思想和馬克思經濟學說來改造主流的現代經濟學。筆者認為，理論創新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有智慧，需要理論功底與靈感。有時恰恰在吸取、融合爭議對方的某一思想亮點時（可能是一個觀點、視角、方法），腦洞頓時打開。因此主流學派要積極面對而不是拒絕、躲避“非主流”、“異端”的挑戰，患上“自閉癥”。對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而言，“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地位發生了動搖，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那么政治經濟學如何發展和創新？我認為，以馬克思經濟學為基點同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進行整合或綜合，這是一個頭等高端的問題”。這是一個馬克思經濟學研究者的開明態度。

　　由此可見，中國學者要想在較寬意義上的普適性方面真正創造“中國學派”、“中國經濟學”，絕不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要形成獨特的、系統的思想體系，符合一定的范式要求，需要學習馬克思、馬歇爾、熊彼特等學術大家，善于從前人積累的知識寶庫中汲取養分。退一步言，在此方面，大可不必先冠以“中國”字眼、自設框框，束縛自己的思維。而是應借鑒思想史上的歷史學派，老制度學派，奧地利學派，大膽創新思維、尋求邏輯自洽、自成體系。盡管這些學派思想可以不被現在西方主流所承認，但這些學派思想畢竟都是人類思想史上的瑰寶。

　　（3）把握好理論創新中的層次性問題。局部理論的創新與理論體系的范式革命都屬于理論的創新，但兩者并不是一回事。基于中國40年高速增長經驗進行理論抽象，可以充分運用諸國“持續高速增長”、“窮國變富”的歷史材料，重點側重在增長和發展理論的創新上，但也不排除由此啟發，由局部到整體，以此擴展，通過改造人類經濟思想史上以往的多流派思想，進行顛覆性的范式革命，重建一個解釋經濟世界的理論體系。

　　既使是較為集中地基于“高速增長”、“窮國變富”事實進行理論創新，事實上又存在從不同學術流派視角出發的創新。可以是基于馬克思經濟學說、方法，創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可以是基于現代經濟學增長理論或新制度經濟學，豐富發展原有的分析框架；也可以是基于奧地利學派或經濟演化理論等思想，從其它視角尋找秘訣。在不同學派創新競爭中，形成對“窮國變富”的新的理論解釋。但是凡此種種，如果是成功的創新、最后能被歷史所能驗證且為學界所承認的學說，筆者認為，恐怕這種理論本質是一種在全球化條件下，“窮國變富”、國民財富明顯增長的“趕超理論”，冒昧地說，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非均衡理論”而不是“均衡理論”，與解釋市場機制成熟國家運行的現代經濟學增長理論肯定是不完全一致的。因為觀察自18 世紀以來的全球經濟史，不能忽視，有三個維度是始終貫穿前后又不被主流經濟學所關注的：近代全球經濟史，可以說是一部圍繞大國興衰更替的歷史（是窮國變富、富國變窮、非中心國家各處不同歷史時期的增長環境），是一部貨幣信用與金融危機史，是一部主權國家市場機能這一公共品內容不斷豐富發展的政府與市場關系史。這三者的糾纏、交錯與發展，構成了人類世界經濟總體運行這一恢弘的歷史畫面。現在，要在21 世紀這一時點的經濟全球化下尋找中國“窮國變富”的理論秘訣，恐怕同樣既要了解歷史上資本主義初期的英國保護主義，后來德國的歷史學派，美國漢密爾頓時期的“美國學派”，是如何對該國當時國內政策起主導理論的非偶然性，又要了解上述全球經濟史中“三個維度”的延續、交錯影響、演化的當代特征。

　　由此可以說，探究“中國奇跡”秘訣的理論創新，難就難在一開始是如何認識理論的層次性、問題性，即是明確研究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還是研究解釋世界性問題的普適理論。是研究局部的增長與發展理論，還是研究“范式”的理論體系。分析一國經濟增長，歷史上是存在三種不同類型的事實：一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增長一般，二是小國的窮國變富，三是大國的窮國變富及其引起中心國的更替。如果想在更長歷史視野下解釋影響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的一國或諸國窮國變富的歷史，其實就是同時在研究富國變窮、霸權國實力相對減弱這一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歷史。若是從屬此理論邏輯，恐怕解釋中國奇跡的理論，也許就不是一些人所說的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經濟學理論了。這也許是對中國學者理論創新或者說創建中國經濟學榮光而深層的挑戰。

　　（4）創新理論分析應與工具分析相并重。“經濟學不是數學……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和執行經濟方法的工具。經濟學的主要領域是靠經濟學知識而不是數學取勝”。在此方面，歷史上有經濟思想巨匠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巨著出版時燒毀數學手稿等精彩故事。但借助于數學語言和計量經濟模型等工具，畢竟可以使理論邏輯推理更加嚴謹，實證分析更具普遍性、可靠性，這也是經濟理論科學發展的必然。因為不管你是否認識到，客觀經濟世界是由一定的經濟要素（或元素）組成，呈現結構的特征，據此才能作出判斷性描述。然而，各種要素又是具體的、可量化的，是變量。即經濟世界即是定性的，又是定量的。因此經濟理論要能正確解釋、預測復雜的經濟世界，能既定性分析又能予以定量分析的理論，肯定是上乘的理論。其實當代馬克思經濟學研究也并不是一味解釋排斥數理分析的工具。眾多學者根據馬克思經濟學說原理在實證分析當代中國及世界經濟時，往往已在大量運用數理分析的工具。因此中國學者當今的理論創新活動，不管源于哪個學派，側重哪個理論層次、視角，都應堅持定性與定量分析并重的原則。

　　（5）理論創新要聚焦于理論思維。理論創新既不同于經驗總結（包括經驗的實證分析），也不同于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政策史總結。理論創新思維關注的是概念及邏輯演繹的改善與嚴謹。理論不同于政策，理論研究者與政策研究者是兩種不同的職業。盡管有時同一人可分別從事不同的事業。在當今社會心態較為浮躁的環境下，更應呼吁與鼓勵理論工作者應有定力，不去羨慕被當下各種媒體和民眾追捧的對“熱點”問題不時發聲的政策研究者。學者要學會孤寂，孤寂有利于思考。集中精力反復咀嚼同一問題，一個人將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自己的經濟學創新直覺（胡景北，2018）。

　　聚焦于理論思維，同樣不應忽視經濟政策史與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基于17 世紀科學革命后的英國經濟思想發展，突出與的是模仿自然秩序，強調演繹。德國傳統的辯證哲學思想，則重視歷史，強調從歷史中歸納。中國要從40 年經濟奇跡的歷史寶庫中歸納總結經驗，抽象演繹理論，離不開對中國經濟政策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國窮國變富、改革政策演化的40 年中，曾不間斷地出現了大量的、有時零星而不成體系的經濟思想、觀點，能給中國奇跡的經驗與理論抽象以重要啟發。因此梳理40年中國改革政策史、經濟思想史，同樣是加快中國經濟學界理論創新的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

　　（6）中國的經濟學創新要格外重視中青年經濟學家隊伍。從創新普適理論意義上講創新中國的經濟學，恐怕需要二代人、三代人甚至更多代經濟學人的努力。為此，培育青年學子的理論思維能力，更是當前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的當務之急（目前高校的現狀是重數學工具遠重于重理論思維）。呼吁高校的經濟院系在學科安排上，除設置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現代經濟學兩大課程外，應增加普設中外經濟思想史和中國改革政策史等課程。通過課程調整與教育，開拓中青年經濟學人視野，學會博采眾家技巧，培育經濟學理論思維的能力與習慣，這是真正夯實中國經濟學創新的后繼者基礎。

　　結束語

　　“當今世界，正處于大國興衰更替的歷史長周期。大國更替往往相伴相生經濟思想之繁榮。”“隨著中國的崛起，解釋中國經濟現象，已成為解釋世界經濟現象最主要的任務之一。無疑，中國的崛起，既為21 世紀理論經濟學的升華提供了土壤，也為中國經濟學人的理論創新創造了千載良機。”“這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當代中國經濟學人的歷史使命”（夏斌，2015 年）。當然也應看到，伴隨中國崛起，中國經濟學人是否一定能夠擔當和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等號。如曾伴隨日本的崛起，日本并未產生影響世界的、在經濟思想史上可稱得上的巨作。中國經濟學人要實現為繁榮人類經濟科學多做貢獻，恐怕約束自身，埋頭思索、砥礪前行，是唯一不二的途徑。

　　(本文作者介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