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李湛、唐晉榮

　　從當前的內外環境格局來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市場化方向，以及為推進市場化改革而確立的一系列改革方案，都可以為資源再配置釋放紅利提供空間。同時，市場化的改革推進也有助于部分緩解外部的壓力。

　　2019年初（1月23日）的中央深改組第六次會議的會議通稿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全新局面”，高度評價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地位，引發各界熱議。眾所周知，十八屆三中全會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明確，強調“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因而，各界對此會議的措辭給予了較高的關注。我們認為，理解近期的會議措辭深意，解讀其所釋放的積極信號，需要充分考慮2018年以來的內外宏觀經濟環境變化。以下是我們的一些初步看法。

　　2018年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困難的階段。年初既定的多項政策目標被外部沖擊所打斷。與此同時，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結構性改革進展緩慢，大量的存量要素資源始終未被泵入競爭性的市場；前期旨在解決結構性問題的部分做法如解決上游過剩產能問題時對民企擠出效應明顯；短期過度從嚴的環保檢查、前期過度從緊的金融緊縮政策對處于資金鏈中下游的民企傷害較大；去年相關政府部門未在第一時間對市場一度普遍擔憂的“國進民退”問題做出明確表態等等，使得2018年的一段時間里，市場信心持續遭遇空前打擊。這些因素的綜合影響時至今日仍然難言已經徹底消除。因而，即使2018年第四季度以來部分宏觀政策尤其是金融政策已經作出明顯調整，仍未有效扭轉這種態勢。

　　回望近年尤其是2018年以來的經濟走勢和政策切換邏輯，新舊動能的轉換過程也比預期的更長更艱難，存量的結構問題改革和金融風險化解的難度超乎想象。解決存量問題具有較大難度，一方面與利益集團的阻礙密不可分，古今中外，概莫如此。中國的改革尤其困難，這與國內很多人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認知有關：當中國經濟增速較快、外部環境較為寬松時，很多人傾向于無視經濟中明顯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將其歸功于國內獨特的政經體制優越性；當外部環境較為嚴峻、中國經濟陷入困境時，這些人又認為結構改革應該讓位于GDP增速的維穩，并認同短期總需求刺激政策替代結構改革的做法。如此往復，屢試不爽，使得一些有利于中國經濟長期效率提升的結構性改革始終未能有效推進。

　　客觀來看，當前的宏觀經濟壓力主要是由于各種市場主體普遍意識到，外部環境劇變將引起內部的相關市場主體進入一個煎熬的調整階段。中國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劇變、國內的金融風險狀態使得過去屢試不爽的以債務膨脹驅動基建和房地產行業擴張進而帶動經濟粗放式增長的舊模式無法繼續；即使未來國內維持當前這種相對寬松的金融環境，2018年以來的全方位監管政策也讓前期熱衷投機的市場主體不敢再度任性去玩“擊鼓傳花”式的“博傻”博弈；外部環境的劇變，使得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經濟借助世界范圍的增量市場緩解內部存量問題的做法大幅受限；而不進行結構性改革的實體經濟領域，效率改進的空間已然耗盡，市場主體將普遍進入一個煎熬的階段。與此同時，前期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國內勞動力和資源要素成本提升過快，很多企業的債務負擔沉重，傳統產業面臨更多周邊后發國家的追趕；中國經濟新動能的壯大仍需時間，且未來高端產業可能持續面臨發達國家（市場和非市場層面的）的強力壓制。因而，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前有發達國家圍堵、后有后發國家追趕”的緊張局面。

　　站在當前時點來看，2018年以來的內外因素綜合影響之下，無論是從宏觀、中觀還是微觀層面來看，短期內中國經濟承壓可能是一個較為確定的事件。因而，防止經濟失速和出現斷崖式下跌，已經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出臺相關宏觀經濟金融政策和改革措施的重要背景因素。預計未來一段時間里，中國經濟要維持適度合理的增速，需要著重以市場化的結構性改革驅動國內要素資源進行市場再配置，進而挖掘資源再配置所催生的效率改進潛力。

　　從當前的內外環境格局來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市場化方向，以及為推進市場化改革而確立的一系列改革方案，都可以為資源再配置釋放紅利提供空間。同時，市場化的改革推進也有助于部分緩解外部的壓力。綜合近期內外媒體的信息來看，中美雙方都有達成協議的意愿。從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來看，積極借助外部環境壓力有利于倒逼國內改革的推進。對于那些有利于中國經濟效率改進的相關談判議題，尤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目標中的那些容易遭受國內部分利益集團阻礙而難以實施的改革，有望在較為剛性的外部壓力之下再度加速推進。從歷史經驗來看，中美貿易談判協議所產生的剛性約束力，可以防止國內部分利益集團以各種借口阻礙改革甚至借改革之名扭曲改革目標，導致未來的改革偏離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這一方面有助于緩解部分發達國家指責的壓力，為中國經濟的調整贏得可貴的外部環境空間；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推動國內相關要素資源的再配置，國內經濟效率的改進可以為相關產業新動能的培育壯大創造有利條件。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目標下，不妨從更長遠的角度看待當前的中美博弈，有理由對近期正在舉行的中美貿易談判和未來中國經濟走向抱有更為理性積極的態度。我們的年初展望報告觀點很鮮明：“乍暖還寒時候，革舊方可圖新”。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絕大多數市場主體所深切認同的。一旦未來國內政策的取向進一步收斂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目標上來，不妨大膽推測一下接下來的內外格局走勢：美國在常規產業層面適度放松對華施加額外關稅的壓力，市場的不確定性有望快速降低。但在高端產業尤其是5G、人工智能等方面，中美之間乃至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競爭角力可能仍會持續。同時，未來中國政府部門有望將改革再次錨定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方向上，且由于外部壓力的存在，改革目標變形走樣的區間被有效壓縮。國內的結構性改革有望得以實質推進，使得國內的市場化主體獲得一定的資源再配置紅利空間。在此格局之下，經濟和資本市場可以產生良性互動，資本市場的表現也將有望更加積極。

　　我們認為，對此格局走勢更為明朗的判斷，時間窗口大約是在今年的“兩會”前后。

　　來源： 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本文作者介紹：中山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