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吳敬璉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績，但現在還不是停留在鼓掌歡呼偉大成就的時候，因為我們還面臨著非常嚴峻的任務，需要努力去更好完成。

　　我想講兩點意見。

　　第一點意見，改革未有窮期，所以還要加緊努力推進改革。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績，但現在還不是停留在鼓掌歡呼偉大成就的時候，因為我們還面臨著非常嚴峻的任務，需要努力去更好完成。就以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各項改革任務來說，我們完成了一部分也取得相當大的成就，但這跟我們設定的目標比較，會發現遺留的任務非常多。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于經濟改革的要求，就是要建設統一開放 、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使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任務完成的怎么樣呢？應該說跟黨中央的要求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比如，統一市場，市場的統一性仍然受到地方保護、行業保護等的分割影響，使得市場還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睡眠化的狀態。開放要求是對所有的市場定期開放，但是現在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還是往往分了三六九等，沒有平等的全面開放。

　　競爭性這個問題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但是我們看現實實際上有很多出臺的政策，仍然不符合公平競爭的原則。最近因為考慮民企平等進入市場，平等獲得資源，央行負責同志提出“競爭中性”的原則。但是我們查一查文獻，OECD在2011年就提出“競爭中性”原則，還有很多具體的規定，但我們長期在平等競爭問題上停留在一般的口號上。跟OECD提出的八個領域如何貫徹競爭中性原則相比，我們還有很大差距。

　　有序，有序就是說市場交易放在秩序、規則的基礎上。最大的規則就是法律，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看起來這個決定的執行也還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所以，我們不能夠滿足于現在已經取得的成就，應該看到面臨的環境還相當嚴峻，如果不能夠按照十八大以來中央的決定推進改革，一些眼前使得很多人焦慮甚至彷徨的問題就難從根本上解決。

　　第二點意見，怎么推進改革。

　　不同行業的人、不同崗位的人都要盡自己的力量去推進改革。我們在座的主要是理論工作或者政策制定工作，有一件事是能夠做的，就是從我們走過的道路去總結經驗教訓，為未來的工作指出方向、指出路徑。這就可以使我們避免原來的不足、缺點和錯誤。

　　最近回憶自己經歷過的改革歷程，覺得還是真能夠溫故知新。比如說對改革目標的設定，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上半期，基本上集中在國有企業改革上，提高國有企業、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環節。怎么增強活力？就是放權讓利，甚至說的極端一下，就是架空所有權，增強經營權。

　　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有了變化。在80年代中期以前，因為我們對于現代經濟學的認識很淺，基本上是在蘇聯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之下，所以對于什么是市場經濟，什么是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其實只有一些模糊、感性的認知。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我們一些學經濟學的人士重新學習現代經濟學，另一方面有一批受過現代經濟學的年輕人進入了改革研究的行列。所以，就開始做一個系統性的研究。

　　到了1985年的全國黨代表會議就接受，商品經濟體制是三個部分組成的這么一個觀點。這個所謂叫七五“三點”，后來是寫進中共中央關于制定第七個五年計劃建議的。這就是整個商品經濟或者有計劃商品經濟三個部分組成。第一個部分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第二個競爭性的市場體系，第三個適合于商品經濟的宏觀管理體系。這其實是按照當時大家同意的科爾奈分類，這就是說我們決定選擇科爾奈講的2B模式，也就是說有宏觀經濟管理的市場協調模式。

　　但是，這種根據這個設想在推進改革中遇到一些困難。就是人們還是覺得完全市場來協調經濟是做不到的。持有這種意見同志們，他也有一些變化。他從十二大“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退了一步，不說計劃經濟為主、市場條件為輔，而且計劃也不是原來設想的指令性計劃，叫做間接計劃，就是用間接計劃來控制市場，市場再去引導企業。我們過去認為這可能是當時的環境下，對市場經濟一種婉轉的表達。但現在回想起來，好像還不是這樣。

　　因為雖然從市場引導企業這一點來說，看起來像是市場經濟。問題是這個市場是什么樣的市場呢？這個市場是在國家掌控之下的，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給國務院寫了一份報告，應該引進日本、韓國式的那種選擇性的產業政策，或者差別性的產業政策，也就是說用一套政策手段去扶植一些產業，抑制另外一些產業，去扶植一些企業，抑制另外一些企業。用了各種政策手段，金融的、財政的，以至于行政手段去改變市場。然后用按照政府意圖改變了市場去引導企業。

　　按照經濟學的原理這不叫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其實還是間接計劃在對市場資源配置起作用。特別是現在來回想這個問題，不光有歷史的意義。

　　比如我們最近面對一個問題，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去產能、補短板，因為用了這么一套東西去，它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的改善就有了預定的政府心目中的最好結構，然后通過各種政策手段去促進和實踐，而不是通過改革、通過市場化的改革，通過市場出清去解決結構問題。

　　這種產業政策是日本在早期用的，叫做選擇性或者差異性產業政策。我記得劉鶴同志在1995年就寫過一篇文章，說這種差別性的產業政策必須轉型，轉型成為有利于強化競爭的和市場友好的，在發展經濟學上叫做功能性產業政策。1995年提出來到現在似乎并沒有什么改變，而要改變它，不是說就事論事改變這個產業政策就解決了，牽扯到你建立整個市場體系，這才能夠通過市場的作用實現獎優罰劣，優勝劣汰。

　　所以，我們回望改革的歷史，我們在哪些方面有所不足，有所失誤，我們現在進一步改革中就可以做更好。（本文為吳敬璉在12月27日“中國改革（2018）年會”上發言實錄）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