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王永利

　　如何準確看待和把握貨幣金融發展的方向，如何在推動貨幣金融創新的同時避免發生根本性、顛覆式的錯誤，如何準確判斷和有效應對可能的金融風險和危機，仍然是當前必須高度關注的重大課題。

　　世界正在劇變，貨幣亦在裂變，從有形到無形，悄無聲息，卻驚濤駭浪。

　　貨幣的產生和發展，以及以貨幣為靈魂與核心的金融活動和金融體系，乃至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的發展與創新，綿延數千年仍生生不息、日益繁榮，堪稱人類社會的一大奇跡。

　　貨幣金融的發展，既對經濟社會發展發揮著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成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又經常引發嚴重的貨幣金融危機，造成經濟社會劇烈動蕩和政府更替，產生巨大的破壞力，貨幣金融可謂充滿神秘和魔力。

　　隨著全球化以及互聯網等信息科技的發展，貨幣金融的發展變化亦在提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雖然經主要經濟體聯合采取力度空前的救市運動，危機得以緩解，經濟有所復蘇，但危機的根源并未消除，十年后的今天，積累的問題更加嚴重，面臨的風險挑戰更加嚴峻。

　　如何準確看待和把握貨幣金融發展的方向，如何在推動貨幣金融創新的同時避免發生根本性、顛覆式的錯誤，如何準確判斷和有效應對可能的金融風險和危機，仍然是當前必須高度關注的重大課題。而在這一過程中，比特幣等網絡“加密貨幣”的出現和不斷升溫，現在已經形成巨大的國際影響，很多人都相信這種網絡“加密貨幣”將顛覆法定貨幣體系，其應用的“區塊鏈”技術將形成第四次工業革命，成為信用的機器、價值互聯網，將再造生產關系，顛覆股份制、公司制等，對經濟社會產生巨大影響。這些情況的出現，使得人們對什么是貨幣、如何看待當前的貨幣金融形勢，如何應對可能的風險或危機等出現巨大的認識偏差，特別需要準確把握貨幣的奧秘與邏輯，有效掌控金融的魔力與玄機，更好地發揮其積極作用，抑制其可能的破壞作用。

　　那么，貨幣金融特別需要準確認知和著重把握哪十大要點？

　　其一是貨幣裂變：“實物貨幣”與“信用貨幣”、“有形貨幣”與“無形貨幣”

　　傳統上，關于貨幣的發展階段，人們習慣性的劃分為初始的商品實物貨幣階段、規制化的金屬貨幣階段、金屬本位制下的紙幣階段、廢除金屬本位制的信用貨幣階段等，但對貨幣脫金后轉化成為非實物的“信用貨幣”，其變化的邏輯以及帶來的深刻變化卻缺乏足夠的認知和把握。

　　其實，貨幣脫金轉化為信用貨幣，是貨幣發展史上極其重要的裂變，是理解當今社會貨幣運行最重要的節點。

　　在此基礎上，對貨幣進一步歸類，還可以進一步劃分出“有形貨幣”與“無形貨幣”兩大階段：

　　有形貨幣是指具有一定的實物形態，可以直接用于支付交割的現金類貨幣，包括商品實物貨幣、金屬貨幣、紙幣等。

　　無形貨幣是指沒有實物形態，而是以貨幣數量表示，具有一定信息載體、通過轉賬清算支付的非現金類貨幣，如銀行存款、電子貨幣、數字貨幣等。

　　貨幣發展從有形貨幣邁向無形貨幣是必然趨勢，并在不斷加快發展。無形貨幣的運行是建立在記賬清算體系上的，具體的信息載體、信息通道、清算方式等也在不斷變化，準確認知記賬清算與無形貨幣，對準確把握貨幣金融發展方向及其可能帶來的深刻變化至關重要。

　　其二是貨幣裂變之源：必須準確把握“記賬清算”對貨幣金融的深刻影響

　　清算方式是貨幣金融運行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和影響因素，但由于種種原因，清算方式對貨幣金融的影響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準確把握。

　　必須看到，貨幣的收付清算由現金清算向記賬清算轉化，是貨幣金融發展史上極其重要的轉折點，推動貨幣金融發生了劃時代的深刻變化：

　　記賬清算推動貨幣由有形貨幣轉化為無形貨幣；

　　推動貨幣流動由貨幣現金流動，轉變為貨幣所有權的流動，并通過債權債務的記錄進行資金清算（貨幣跨境流動，實際上是貨幣所有權的流動，而不是貨幣現金的流動）；“外匯儲備只能用出去，不能拿回來”，由此形成“外匯儲備倍增流動性”的機理；

　　記賬清算有利于緩解貿易失衡產生的貨幣失衡問題，緩和由此可能產生的國際矛盾；

　　人民幣走出去，應該鼓勵記賬清算，而不是現金走出去（實際上應該限制現金走出去）。因此，全球人民幣清算和交易總中心應該在中國大陸，而不是在離岸；

　　應該加快中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并在大宗商品和金融交易中積極推動以人民幣計價和清算，進而有效增強中國貨幣金融的國際影響力。

　　記賬清算推動貨幣轉化為資本或資金，被賦予特殊的權利義務，進而推動貨幣金融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形成“虛擬經濟”而獨立運行，從主要是貨幣收付向資金融通、金融交易發展，形成了金融發展的三大階段——“貨幣金融、資本金融、交易金融”。金融不斷邁向新的階段，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也帶來越來越突出的風險。

　　其三是貨幣變革的特殊因素：貨幣金融發展的社會制度背景與文化基礎

　　貨幣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自秦始皇實現統一諸國，并推動文字、度量衡、貨幣等諸多方面的大統一之后，一旦中央政府需要大量貨幣投入，政府無需向社會融資，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征收稅賦或擴大貨幣發行，由此，中國的貨幣體系相對發達，并且從12世紀開始在世界上率先推出了紙幣，但體現權利義務關系的股票、債券及其交易所等金融產品和體系則嚴重落后。而歐洲由于長時間處于小國林立、相互獨立，但又存在密切的經貿往來關系，在一個國家需要大量貨幣投入時，難以通過擴大貨幣印制來解決，而只能面向社會，包括其他國家進行融資，相應的，催生其股票、債券、年金及其衍生品交易與相關技術的產生和發展，推動其率先進入現代企業和金融發展階段。

　　可見，貨幣金融體系和制度的演變受到經濟社會制度和文化的深刻影響，貨幣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脫離經濟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基礎盲目照搬他國貨幣金融制度，或者完全放棄對貨幣金融的自主控制，都可能產生新的社會矛盾和危機隱患。

　　也正因如此，要解釋清楚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貨幣金融巨大變化的奧秘，必須緊緊聯系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脫離這一背景單獨就金融講金融，是不可能解釋清楚的；要準確把握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和走勢，也必須放在全球化大背景和上百年的歷史進程中才能做到。

　　其四是貨幣演變之本：貨幣發展演變的邏輯與規律

　　貨幣從初始的商品實物貨幣發展到規制化的金屬貨幣，再到金屬本位制的紙幣，再到廢除金屬本位制的信用貨幣，不斷演進的基本邏輯是：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貨幣可能發揮的功能作用很多，但最根本最基礎的功能是“價值尺度”，是為交換交易服務的。而要發揮好價值尺度的功能，就必須努力保持貨幣幣值的相對穩定，否則，如果貨幣幣值劇烈波動，價值尺度就會失效，貨幣整體功能的發揮、經濟金融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穩定都將受到嚴重沖擊。

　　要保持貨幣幣值的基本穩定，理論上就需要保證一國貨幣總量與該國主權范圍內受到法律保護的，可貨幣化的社會財富的總規模相對應，進而保持社會（消費）物價總指數（CPI）的相對穩定，需要對貨幣投放和貨幣總量進行有效調控，因而形成了貨幣政策并成為現代國家重要的宏觀調控政策工具。其中，通貨膨脹率（物價總指數波動率）就成為世界各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這樣，貨幣就需要從社會財富中完全脫離出來，轉變成為社會財富的價值表征物、對應物。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貨幣總量與財富規模的對應，并保持貨幣幣值的相對穩定。

　　相應的，黃金、白銀等曾經作為貨幣的貴金屬，就必須回歸其社會財富的本源，完全退出貨幣舞臺，不可能再退回去重新擔當貨幣。貨幣本身不再是實實在在的財富，而完全轉變成為價值符號，成為一種純粹的信用貨幣，這是貨幣發展史極為重要的裂變。

　　一國貨幣只能以該國主權范圍內能夠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財富作為對應，而不能以他國的社會財富作為對應，除非他國法律許可。因此，貨幣必然上升為國家“主權貨幣”或“法定貨幣”。

　　由此，哈耶克“貨幣的非國家化”的設想，以及在國家難以消除的情況下，有關“超主權世界貨幣”的設想，都難以實現；比特幣等高度模仿黃金原理設計的網絡“加密貨幣”，違反了貨幣發展演變的邏輯和規律，難以成為真正的流通貨幣，只能是在特定的網絡社區或商圈運行的專用幣和虛擬幣，不可能顛覆和取代國家主權貨幣或法定貨幣。

　　其五是貨幣有效管控：信用貨幣的投放需要嚴格的管理和約束

　　放棄金屬本位后，貨幣成為可以人為調控總量的信用貨幣，推動貨幣政策成為宏觀調控兩大政策工具之一，貨幣金融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和影響力。這是貨幣發展的巨大進步，但也由于失去金屬本位的約束，多種因素非常容易引發貨幣超發濫發，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必須建立健全嚴密的貨幣管理體系和規章制度。這里包括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職責劃分，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保護，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確定和執行，商業銀行的經營監管等等。

　　貨幣管理體系和規章制度健全有效，是一個國家貨幣金融品質和國際影響力的重要保證。為此，需要清晰地把握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途徑和方式，派生貨幣與貨幣乘數控制的方式與工具，明確嚴格控制央行直接面向社會提供貸款等信用投放的原理，以及打破由央行支持的金融機構“剛性兌付”與商業銀行隱形保護形成的“大而不能倒”的必要性等，有諸多問題需要準確認知和有效把控。

　　其六是中國貨幣劇變之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貨幣擴張與金融穩定創造奇跡的根源

　　1978年末我國貨幣總量為1159億元，1999年末達到11.76萬億元，2017年末為167.68萬億元，相當于1999年末的14倍，1978年末的1447倍，這在主要經濟體中是極其罕見的，在貨幣劇烈擴張的情況下，中國金融和經濟社會還能保持基本穩定，同樣屬于奇跡，充滿神奇。

　　要探析這一奇跡，需要把握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發展的“30年階段論”及其發展趨勢：

　　1949-1979，中國由高速增長轉變為瀕臨崩潰，最終啟動改革開放；

　　1979-2009，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由瀕臨崩潰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009-2039，保持相對較快發展，中國完全可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2039-2069，中國有可能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世界領先的現代化強國。

　　同時，還需要深入把握改革開放以來的“十年周期性”：

　　1979-1989，開啟改革開放，但充滿爭議和矛盾，最后爆發重大政治風潮，改革發展面臨嚴峻挑戰；

　　1989-1999，柏林墻被推倒、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推動中國由激烈爭論到趨于冷靜，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壓倒一切成為主流，1993年經濟加快發展，但貨幣金融問題隨之快速積累。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1998年南方大水，經濟下行，問題集中暴露，1998年下半年至1999年中國再次遇到嚴峻挑戰；

　　1999-2009，中國全面深化住房、教育、醫療體制“三大改革”，資源變資本、資本加杠桿，推動經濟明顯升溫，并為加入WTO奠定了重要基礎；2001年12月加入WTO，進一步深刻改革開放，吸引大量國際資本和產能流入，發展速度明顯提升，更加融入全球化大潮。2008年9月遭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再次面臨巨大沖擊；

　　2009-2019，中國及時調整宏觀政策，在危機后率先止跌回升，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快速上升，中國的崛起正在推動世界格局深刻變化。但中國積累的問題也更加嚴重，2012年開始經濟下行，很多矛盾集中暴露，2018年十九大明確了新時代、新思想、新方略，極大地堅定了全國人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但也引發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特別是美國的極端反抗，國際矛盾異常嚴峻。當前，中國經濟已進入換擋轉型非常關鍵的調整期、探索期，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特別是金融系統性風險已經成為國家三大攻堅戰之首。

　　盡管當前面臨巨大挑戰，但放在世界主要經濟體去看，中國仍處在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發展過程之中，改革發展仍有很大調整空間，結合新中國成立以來30年發展階段性來看，中國仍是機遇大于挑戰，前景無限光明。

　　正是在國家堅持實事求是、改革開放、穩中求進的情況下，中國貨幣金融才能保持基本穩定，沒有發生重大震動和嚴重危機。但這并不代表就沒有危機隱患，面臨更加復雜嚴峻的國際國內宏觀形勢，必須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做好應對更大挑戰的充分準備。

　　其七是中國貨幣之“源”：央行（國家）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

　　央行購買外匯，形成央行（國家）外匯儲備，從1978年末的1.67億美元，1980年末的-12.96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6月末近4萬億美元，再到2016年末下降到3萬億美元并基本上延續至今，引發央行外匯占款（基礎貨幣）的大幅變化，成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影響貨幣投放最重要的因素，成為研究中國貨幣金融必須高度關注的重要課題。

　　在1994年央行外匯儲備突破500億美元后，對外匯儲備快速增長一直充滿爭議，對此，必須有客觀的分析和明確的態度。作者認為：

　　國家外匯儲備并不存在嚴格的合理標準，所謂外匯儲備合理標準可能是個偽命題；

　　央行外匯儲備增加，基礎貨幣擴張，并不代表貨幣總量就一定會同比例擴張，完全可以通過壓縮貨幣乘數合理控制貨幣總量；

　　只要不是依靠外債增加的，央行外匯儲備的規模就成為抵御外部沖擊，增強國際影響力的重要保證，可以說多多益善，多比少好（中國巨額國家外匯儲備，飽受爭議，卻受益匪淺）；

　　應對外匯儲備大規模擴張或收縮，必須有良好有效的應對機制，中國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非常重要的寶貴經驗，但仍需要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加強央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與央行對存款性機構資金拆借的協調（降準不應成為貨幣政策禁區，需要從貨幣供應的源頭上加強資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強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與存款保險制度的協調；

　　需要改進和加強央行外匯儲備反映和監督，如實反映央行外匯占款與外匯儲備貨幣投放情況，以及央行外匯儲備的運用及其損益情況，建立國家外匯儲備向國務院、全國人大定期匯報制度與合適的公開披露制度。

　　其八是中國金融謀略：新時代國家金融戰略的規劃和實施

　　2007年爆發美國次貸危機和隨后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主要是積極應對其帶來的沖擊，促進金融創新，包括資產管理和銀行理財、互聯網金融和金融科技的發展等，迄今十年時間，整個國家金融改革發展的規劃與實施明顯滯后。

　　十九大已經提出，到本世紀中葉，要分兩步走，實現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并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特別是金融系統性風險列為當前三大攻堅戰之首，這就要求作為國家重要核心競爭力，國家安全重要組成部分的金融，必須切實加強加快推進國家金融戰略的規劃和實施。

　　圍繞增強中國金融活力與綜合實力，要完善多層次金融運營體系和治理體系，促進金融創新發展，著力建設現代金融體系；

　　圍繞增強金融的國際影響力，著力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在規則制定和有效落實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必須把所有金融業務、金融體系放在一起，全面分析、統籌把握中國金融的現狀、存在的突出問題及其與國家戰略目標的差距，重新梳理和科學規劃金融底層架構和上層組織體系，盡快形成國家金融戰略規劃或金融改革開放指導意見，切實推動深化金融改革、擴大金融開放；

　　要進一步改進和加強金融重要指標核算與統計的科學性、準確性、完整性。

　　其九是金融未來之路：互聯網發展對貨幣金融的影響

　　互聯網及其相關技術的發展正在對人類社會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未來有可能實現信息互聯網、計算機互聯網、實物互聯網的交融發展。這也必將對貨幣金融產生深刻影響，必須高度重視。對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等，既要積極探索有效利用，又要保持理性避免重大錯誤。

　　要理性看待區塊鏈、數字幣，深入探索網絡加密“數字貨幣”能否成為真正的貨幣，如何準確定位與有效監管，以及如何準確把握與有效利用區塊鏈技術。

　　實際上，比特幣這類模仿黃金，總量和階段性產量提前設定、不可調節的網絡“加密數字貨幣”，違反了貨幣發展的邏輯與規律，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貨幣，而只能是網絡社區和商圈的專用幣（社區幣或商圈幣）；網絡社區可以有自己專用的身份識別信息和網絡專用幣，日常運行時可以不必逐筆交易都驗證和運行法定的身份信息和法定貨幣，從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一旦其與法定貨幣產生兌換，則必須滿足金融監管的相關要求，并嚴格限定專用幣的使用范圍；區塊鏈目前仍處于初創期、探索期，面臨“去中心、高效能與安全性”不可兼得的“不可能三角關系”，不可盲目夸大、輕言顛覆，不應聚焦于挖礦造幣、資本炒作和社會集資，而應該注重于解決現實世界的實際問題，具體應用應該跳出挖礦造幣完全封閉的比特幣區塊鏈范式；央行主導的數字貨幣（法定數字貨幣）更不可能是像比特幣一類需要挖礦產生的全新的貨幣體系，而只能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智能化。

　　其十是金融國際愿景：世界劇變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全球化發展，特別是中國的崛起，推動世界格局深刻變化，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已經進入有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世界多極化、文化多樣化成為必然趨勢和現實結果。這也推動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特別是IMF的變革迎來重大歷史機遇期，必須抓住機遇，加快推進其深刻變革。

　　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比較現實的選擇并不是急于打造超主權新的世界貨幣，而是在維持國家主權貨幣相互競爭、優勝劣汰，形成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格局下，順應世界多極化發展潮流，深刻變革乃至重新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體制機制，增強其基金規模和實際的調控能力。

　　人民幣國際化發展，也不要寄希望能夠很快取代美元的國際中心貨幣地位，在未來世界多極化格局下，很難再出現像二戰結束時美元獨統天下、遙遙領先的局面，國際貨幣最有可能出現的是多元化，比如，美元、人民幣、歐元三足鼎立的格局。這是需要研究和把握的格局貨幣大潮流問題。

　　(本文作者介紹：前中國銀行副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