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黃志龍

　　8月下旬以來，減個稅、社保繳費從嚴征管等財稅政策引起了各界關注。這些政策背后，既暗含著我國稅收和社保體制面臨的主要挑戰，也預示了我國財稅體制和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的方向。且看下文分析。

　　有減有增的財稅政策有哪些？

　　進入8月中下旬以來，各項財稅政策陸續出臺：

　　8月20日，國稅總局、人社部等五部委召開聯合會議，提出在今年12月10日前完成社保費和第一批非稅收入職責劃轉交接工作。由稅收部門統一征收社保意味著征繳力度的強化，進而將增加企業社保負擔。

　　8月31日，新出臺的個稅法核心內容有：個稅起征點由3500元/月上調為5000元/月；增加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或住房租金、贍養老人等六項專項附加扣除；拓寬低稅率級距；工資、薪酬、勞動報酬、稿酬等實行綜合計征。

　　8月31日，國稅總局要求有限合伙私募基金按照“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項目繳納個人所得稅，適用5%-35%的超額累進稅率征稅。”然而，各地方政府為了吸引私募基金落戶，采用20%的優惠稅率，整改之后大部分投資回報均高于35%的稅率線，有限合伙基金的個人LP將面臨70%左右的稅負增幅。

　　9月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針對上述稅費不降反增的爭議，提出“抓緊研究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確保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同時“按照不溯及既往、確保總體稅負不增的原則，抓緊完善進一步支持創投基金發展的稅收政策”。

　　9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把房地產稅法寫入立法規劃，屬于第一類項目，“條件比較成熟、任期內擬提請審議的法律草案”。

　　以上這些政策既有減稅政策，也有增稅或加大企業負擔的政策，其背后既暗示了當前我國稅制結構和養老問題面臨的挑戰，也代表了未來改革的方向。

　　如何看待財稅政策的新趨勢

　　要搞明白上述有減有增的稅收政策，首先有必要看看我國的稅制結構。當前媒體爭議的我國稅負偏重，主要是企業部門稅費負擔過重的問題。

　　從世界銀行發布的可比數據看，中國企業部門總稅率（占企業利潤比重）2017年高達67.3%，既高于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企業總稅率，也高于印尼、南非、印度、俄羅斯和越南等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總稅率。

　　企業部門的高稅負，可能與我國的稅制結構有較大關系。當前，我國稅收收入是以間接稅為主，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三大稅種均為間接稅，2017年三者累計占比在54.1%，這些都是企業繳納的稅種；直接稅包括所得稅和財產稅類，主要有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房產稅、契稅、車船稅、車輛購置稅等，其中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累計占比為37.6%（參見下圖），而在歐美等主要發達國家，直接稅占比均在70%-90%之間。

　　與企業部門的高稅負相比，個人和家庭的稅負相對偏低。當前，全國范圍內的房產稅政策遲遲未能出臺，個人所得稅只是對工薪所得實行高額累進制，最高稅率達45%；個人經營所得最高稅率為35%；財產所得（利息、股息、紅利、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其他所得的稅率僅為20%；個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一年以上的，股息和紅利所得免稅；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免稅；股票轉讓的溢價所得免征所得稅。這一狀況，也使得我國個人所得稅只能淪為“工薪稅”，且個人所得稅占GDP比重也遠遠低于其他國家。

　　可以預見，在整體宏觀稅負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減間接稅、加直接稅和減企業稅、加個人稅可能是未來稅制改革的方向。在此政策導向和改革大趨勢下，近期監管部門規范創投基金合伙人所得稅、影視明星等高收入群體所得稅，執行境外金融賬戶共同申報準則（CRS）等舉措，也就不足為奇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家庭納稅占比總體上升的趨勢下，不同群體也將出現有增有減的趨勢。其中，以工薪收入為主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個稅負擔可能會有所減輕，但高收入群體、投資所得、資產轉讓等個人所得稅以及境外資產納稅、房產稅甚至遺產稅等以家庭為納稅主體的直接稅可能將明顯增加。也只有這樣的改革方向，才能發揮稅收對收入分配和財富占有的公平調節作用。

　　社保統一征管代表社保改革的方向

　　討論完稅收政策，再來看同樣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社保統一征收的問題。

　　實際上，今年2月28日《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就已提出了“為提高社會保險資金征管效率，將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等各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今年的最后幾個月，也正是這一政策落地執行的最后階段。決策部門之所以力推這一政策，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原因：

　　第一，社保實際繳費率不統一，不利于企業之間公平競爭。雖然國家規定了統一的社保繳費率（如養老保險企業繳納18%-20%），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部分省市為了招商引資，主動降低企業繳費率，如廣東養老保險企業繳費率為13%-14%，廈門為12%，杭州為14%，較全國低出6至8個百分點。在各省市內部，由于社保部門沒有足夠的資源和力量去提升社保征繳效率，造成了社保繳納普遍存在不規范的情況。據《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7》的調查數據，2017年只有24.1%的企業按全部工資繳納社保，而22.9%的企業按最低下限繳納社保，22.9%的企業按企業自行分檔，11.3%的企業按部分工資繳納。從變化趨勢上看，社保繳費基數合規企業比例在近年持續下降，從2015年的38.3%下降至2017年的24.1%。

　　第二，人口老齡化加劇了社保基金缺口壓力。2010年之后，我國度過了“劉易斯拐點”，正式向人口老齡化國家邁進，養老問題也將成為困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潛在挑戰。就全國整體而言，當前社保基金不存在缺口，但也必須承認，各地區的差異越來越大。以養老金為例，2016年廣東當年結余超千億，累計結余更是占全國1/5。值得注意的是，累計結余超千億的11個省份全部在東部和中部地區，黑龍江累計結余甚至為負。更為重要的是，根據人社部發布的每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當期征繳收支差額正在不斷擴大，2016年已達到6504億元，2017年之所以收窄到4649億元，主要與養老金支出增速下降有關。當期征繳收支的差額，主要依靠地方財政、全國社保基金的統籌調劑來彌補。

　　因此，政策層面加大社保征繳力度，統一由稅務部門征繳社保，或許預示著決策部門有意統籌全國社會保障體系，承擔社保事權，從而減輕地方財政壓力，這一政策也是迎接老齡化社會到來、實現全國社保一盤棋的重大戰略舉措。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