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盤和林

　　在個稅改革中，不管是調整起征點還是折扣項，都要把握住一個大的原則，那就是個稅增幅與居民收入增長相匹配、與GDP增長相聯系。既不能嚴重滯后，使得居民實際承擔的稅負越改越多，但也不能“一騎絕塵”，損害了稅收發揮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

　　8月27日，備受社會關注的個稅法修正案二審稿亮相。與一審稿相比，二審稿主要有兩個新變化，一是在專項扣除中增加了贍養老人支出，即專項扣除現在包括五項內容：子女教育支出、繼續教育支出、大病醫療支出、住房貸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以及贍養老人支出；二是將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以收入減除百分之二十的費用后的余額為收入額，其中，稿酬所得的收入額再減按百分之七十計算。

　　而此前引發社會熱議的起征點則沒有發生變化，仍然維持一審稿中每年6萬元的費用扣除標準，即每月5000元不變。據介紹，個稅基本減除費用標準主要依據城鎮居民的人均基本消費支出水平、勞動力負擔系數、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三大要素測算。5000元涵蓋了2018年基本消費支出，還考慮了一定的前瞻性。

　　可見，在確定5000元起征點時，2018年居民基本消費支出是一個重要參考，正如財政部部長劉昆在對個稅法修正案草案一審稿作說明時曾指出的，這個標準“綜合考慮了人民群眾消費支出水平增長等各方面因素，并體現了一定前瞻性”。

　　人們之所以如此關注個稅起征點，是因為起征點的變化對個稅的影響最易為人所直接感知。換句話說，如果起征點與實際收入水平的不匹配程度越大，那么收入增加時個稅的增加也就越明顯，這就會讓民眾產生一種收入提高所帶來的邊際效用并不大的感覺，這會嚴重影響民眾從經濟發展收入提高中享受到“獲得感”。

　　因此，個稅改革的關鍵在于，增幅與居民收入增長關聯，而這實際上包括兩方面內容，一個是大家討論得比較多的，就是實際起征點跟不上居民收入的增長的問題。

　　在個稅起征點（實際上是免征額）的確定中，一個核心依據是全國城鎮在崗職工的月平均工資。2005年我國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為1530.3元，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為1600元；2007年，兩者分別為2077.7元和2000元；2011年兩者分別為3537元和3500元。據統計，2016年我國在崗職工的月平均工資已經達到了5630.1元，而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自2011年后再未進行調整，起征點嚴重落后于居民收入水平，這種日漸擴大的不匹配也是這段時間以來提高起征點的呼聲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是民眾所呼吁的10000元起征點則遠遠走在了居民收入水平的前面，過猶不及，這也是不合適的。減稅降費，這已經是社會共識了。但在具體操作上——比如怎么減，多大力度才合適，社會各方則有不同的看法，這也很正常，畢竟不同的方案對各方的影響有所不同。而個稅因為對大多數民眾的影響比較直接，所以民眾就比較容易盯著起征點，希望個稅起征點越高越好，這樣的話，個人所承擔的稅負就會大大減輕。

　　但問題在于，降低稅收并不是個人福利增加的全部源頭。稅收的一個重要功能是調節收入分配，倘若減稅的步子一下子跨得太大，就會導致有關部門可供使用的彈藥不足，那么就很難實施包括子女教育支出、贍養老人支出等在內的專項扣除來減輕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負擔，進而稅收的調節收入分配功能便會大打折扣。

　　個稅起征點沒有在一審稿的基礎上繼續提高，但是納稅人享受的福利卻會在其他方面得到提高。隨著分類稅制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的轉變，個人所得稅稅負水平會更趨合理，廣大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將會進一步減輕。

　　至于針對各地經濟發展不同而設置不同的起征點的建議，實際上也是沒有抓住個稅改革的關鍵，即個稅增幅應與居民收入增長關聯。只要能保證資源、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那么個體的收入水平大概率來說會逐漸趨同。隨著勞動力的向高收入地區流動，低收入地區勞動力利用當地資源進行生產所能獲得的平均收入也會相應提高。至于其他一些因自然條件的限制而導致的貧困等，可以用財政手段在稅收中設置專項資金支持當地的發展，這同樣也是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功能的體現。

　　綜上所述，在個稅改革中，不管是調整起征點還是折扣項，都要把握住一個大的原則，那就是個稅增幅與居民收入增長相匹配、與GDP增長相聯系。既不能嚴重滯后，使得居民實際承擔的稅負越改越多，但也不能“一騎絕塵”，損害了稅收發揮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從目前來看，由于工資、勞務、稿費等所得合并綜合計稅，假如抵扣操作過于嚴格的話，個稅改革對不少中等收入人群稅負很可能是增加的，因此，筆者擔心個稅改革出現一種情況，個稅總額反而會增加，原本個稅增幅已經遠超個人收入、GDP增速，雖然個稅改革最終不完全是為了減稅，但越減越多必然也不是民心所向，這是值得警惕的。

　　(本文作者介紹：知名青年經濟學者，著名財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