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管清友 

　　無論從長周期還是短周期看，今天我們都處在一個歷史性的拐點上。面對的形勢很復雜，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一著走對，也許又是轟轟烈烈的四十年。

　　世界局勢如此這般，國事如此艱難，我真的很焦慮。這不是開玩笑。

　　以我的閱歷來講，今天中國處在一個四十年來的重要關口，可能還是近兩百年以來的重要歷史關口。

　　不是悲觀，不是樂觀，而是憂慮。今天早上我還是睡不好覺，思考我們有什么辦法能夠順利度過這個時間節點。“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知識分子就這個毛病。

　　這個關口確實關乎國家未來的走向，關乎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無論從長周期還是短周期看，今天我們都處在一個歷史性的拐點上。面對的形勢很復雜，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一著走對，也許又是轟轟烈烈的四十年。這是我切身的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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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發生的一次次事件，讓我聯想起中華民族坎坷的民族復興進程。我不是引導大家去梳理仇恨，可以類比的是什么？1840年的鴉片戰爭、1894年的甲午戰爭、甚至1937年日本全民侵華。

　　甲午海戰是中國近代最后一次關乎現代化進程的努力；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則終結了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

　　過去四十年，我們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開放、大改革，我們也習慣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人均收入的高速增長。短期來看，最近三五年，我們在座各位可以說是“多收了三五斗”，中國兩三億新中產總體上是受益的。

　　同時還有一部分群體，他們的收入和社會地位相對下降了。所以消費升級的同時出現了消費降級。當我們討論社會議題、政策議題和國際議題的時候，這點不容忽視。

　　最近關于中美貿易戰，民間的聲音一邊是主戰派，一邊是求和派或者說“投降派”。我腦海中忽然回到了當年李鴻章和翁同龢的爭論。翁同龢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指責李鴻章，大意是說，“你怎么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朝廷給你那么多錢，建立強大的北洋水師，必須打！”

　　李鴻章則比較務實，反問翁：“你知道我們主力艦的航速、射程和日本的差距嗎？”

　　翁同龢是“道德治國”的典型代表，對工具參數沒有概念，日本軍艦一分鐘打3炮，我們一分鐘打1炮，打慢點不就是了。

　　歷史遠比我們想的復雜得多，偶然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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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面臨著內外的雙重壓力，在此情形下怎么看待短期的問題，如何抓住機遇規避風險？

　　我們經歷了嚴厲的金融整頓，上半年引起了很多言辭激烈的討論。最近幾年，國內經歷了明顯的資產泡沫流動，官方學者的說法是“金融過度繁榮”。2016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一度達到8.3%，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美國和日本。

　　在成為科技大國、創新大國、商業大國之前，我們先成為了金融大國。

　　脫實向虛、金融和實體經濟不匹配的情況出現了：上市公司從市場上融來錢，發現實體領域沒啥可投資的，就拿錢買銀行理財；這些錢規模太大了，銀行投不過來，于是又委托基金公司打理；基金公司拿到錢后發現也沒什么可投的，于是再把錢用在銀行的同業存款、同業票據上去。

　　這就是所謂的脫實向虛，金融空轉。

　　一方面金融規模越來越大，一方面實體企業卻越來越渴。

　　這就是金融整頓背后的根本，如果再深究，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有兩個原因：一是監管沒有跟上，二是貨幣的閘門太松了。最近幾年（除了去年），中國的M2增速一直保持在12%、13%左右；2007年M2余額是47萬億元，到現在已經是170萬億元。

　　老百姓調侃說票子“發毛了”，雖然不嚴謹，但大概是這個意思，貨幣超發，而且一發不可收拾。

　　為什么沒有管住貨幣閘門？里面有很多原因，這是個復雜的學術問題，今天暫且不討論，但有一點是確認的：如果靠印錢能解決問題，那么津巴布韋和委內瑞拉一定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有朋友曾經送過我一沓“巨額”的津巴布韋鈔票，我見過面值最大的是一張100萬億。

　　昨天蘋果公司的市值超過了1萬億美元，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第二個市值過萬億的企業。第一個是我們的中國石油，2007年11月上市當天，48元一股，市值超過7萬億人民幣，折算成美元，當時是1.04萬億美元。因此我覺得蘋果“不算什么”，這是一段小插曲。

　　在實體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背景下，金融機構一下成了“壞人”，被視為土豪、哄抬房價的推手，遭遇管理層的“一刀切”，這兩年灰頭土臉。

　　可以說，如果沒有2016年四季度以來的金融整頓，今天我們面臨的境況會更差。

　　過去是“一刀切”，今年年初則出現了微調，開始降準。有些不負責任的媒體誤導輿論，說是“放水”，其實降準是一個中性手段，不是全面寬松，不是一降準就放水，降準和放水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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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微調的另一個因素是外部壓力。

　　2016年美國大選，我們很多人希望特朗普上臺，覺得他不著調、好對付，結果我們想錯了。我不是搞國際關系的，我的直接感受是貿易戰以來，國內很大一部分人對特朗普是始料未及，不知所措的。

　　特朗普最大的偶像是里根。里根總統是演員出身，特朗普當演員也不差，他是被地產行業耽誤的好演員。里根做了兩件大事，奠定了他在美國歷史上的偉大地位：

　　第一件大事，翻譯成中國的語言就是“供給側改革”，包括緊縮貨幣，對國企進行改革，解決高福利問題等等，引導美國經濟走出了滯脹，美國90年代經濟的高速增長跟這有很大關系 ；

　　第二件大事，跟蘇聯搞軍備競賽，聯合中國對抗蘇聯，經濟上拖垮蘇聯。

　　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特朗普的偶像是（里根）這樣的，你不能想象他下一步會對中國做什么。

　　這僅僅是特朗普個人的性格嗎？不是。

　　最近美國和歐盟談過，和日本談過，甚至和俄羅斯都談過。想當年中美聯合對抗蘇聯，今天中美俄的三角關系出現了微妙變化。

　　未來十年是一個敏感的轉折點，大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不可避免。我們講“中國制造2025”，美國講建國250周年（2026年），普京總統講，在新的任期要把俄羅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五位。

　　中美俄的國家戰略出現了交集，都在爭奪全世界的話語權，所以勢必產生沖突，只不過是沖突大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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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這種內外壓力下，我們的政策出現了微調。

　　有人說降準之后，會回到2012、2014年（全面寬松）嗎？

　　由于主觀和客觀原因，我們不可能再搞09年、12年和14年的全面寬松。既不會，也不可以！

　　主觀上是“不會”，過去十年我們已經有過3次寬松，風險越積累越多，問題越積累越大。

　　最近我們看到，企業債券發行難，企業還不了貸款，P2P暴雷事件，一些商業銀行壞賬率急速上升，個別壞賬率高達20%以上，而行業平均壞賬率是5%左右。

　　大家要知道，債務轉移不了，用長期債務替代短期債務只是拉長、平攤，債務沒有消失。所以主觀上不會。

　　客觀上也“不可以”。寬松政策有效作用越來越弱了。

　　2008年第一輪寬松，兩個季度見效，GDP從6.4%反彈到12.2%，反彈5.8個百分點，持續4個季度；

　　2011年第二輪寬松，5個季度見效，GDP從7.5%反彈到8.1%，反彈0.6個百分點，持續2個季度；

　　2014年上一輪寬松，8個季度才見效，GDP只從6.7%反彈到6.9%，反彈0.2個百分點，持續2個季度。

　　在座創業的，你們還敢加杠桿嗎？14年寬松以后，大量的人是吃過虧的。傳統企業如此，互聯網企業也是如此。對于企業來說，即便出現2014年的全面寬松，也一定要把杠桿降低。

　　同時我們看到寬松政策帶來了社會內生性沖突、各階層（財富）分化急劇拉大。

　　2008年之前，很多人通過個人努力可以進入更上面的階層，十年之后會發現，希望越來越小。現在的社會充滿了戾氣和仇富心理……為什么當年美國出現了占領華爾街運動，金融的過度繁榮造成的。所以，不可以（全面寬松）。

　　龍應臺說：“一個時代，一個社會，很可能有負于一整代人……欠他整個回不來的青春，而且絕對無法償還。”

　　在這樣一個大時代的變化之下，應該怎樣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是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的深刻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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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日本的教訓。

　　美日之間的貿易戰曾經持續了幾十年，涉及諸多領域，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日本國內宏觀經濟出現問題，為了應對匯率變化，國內開始大規模刺激，引發劇烈的資產泡沫，隨后開始緊縮，泡沫破裂，出現“失去”的十年、二十年。

　　相對于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高調，今天我們“收斂”了很多。最高調的時候，日本人說“要讓美國成為日本的第41個縣”。日本人還寫過一本書《日本人可以說不》，后來中國人也寫了一本《中國人可以說不》，多虧那時候我們沒有說不，我們講“和平崛起”，才有了今天的國際地位。

　　過去中國的GDP陸續超過了澳大利亞、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印度人以前說“加快步伐，中國快趕上我們了！”現在印度人說“加快步伐，我們離中國越來越遠了”。

　　中國人還在每天學習、工作，還不休假。就像吳曉波老師，比你有錢還比你努力。

　　時代高速發展，我們每個人都被裹挾著往前跑，因為曉波很優秀，所以我也要努力，大家互相鼓勵著前進。我們有個企業家學員，到國外生活了半年，享受藍天陽光沙灘，結果整個人卻不好了，他呆不住。國內如火如荼的建設，他不甘寂寞。

　　貿易戰不說，先做好我們自己。中國人向來“給點陽光就燦爛”，給一點空間和自由，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只要我們不犯太大的錯誤，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大。

　　所以這一次的宏觀政策至關重要，一定要穩住。前幾天，中央政治局會議公報連用了六個“穩”字，定調下半年國內經濟形勢。（注：“六穩”包括“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

　　不是輕輕的一個“穩”，而是好多個“穩”。

　　關于長期和短期，局面何以至此，又將去向何方，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的看法，不一定成熟。

　　我們的改革確實任重道遠，道阻且長。對企業家來說，無所謂悲觀還是樂觀，再壞的情況都得接著干。

　　在內外壓力下，中華文明需要經歷一個蛻變，如果我們運氣足夠好，這個關口過去之后，未來將是一往無前。我覺得我們應該有信心可以走過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來！（本文根據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管清友博士在清友會內部分享及企投會年中論壇的演講整理而成。）

　　(本文作者介紹：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