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陳九霖

　　牟其中先生儼然已經把自己視為中國版的哥白尼、布魯諾和伽利略了。即使如此，我依然衷心地祝愿牟其中先生是中國版的愛迪生、富蘭克林、愛因斯坦，而不是中國版的哥白尼、布魯諾和伽利略！

　　早在1993年，我陪同當時的中國航空油料總公司一位副總經理出差時，那位副總經理對我說，他特別崇拜一個人，因為這個人聲稱要把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裂口，引入南亞熱帶氣候風到中國，以便將中國西部的沙漠和戈壁灘變成綠洲。

　　25年后的2018年7月14日，應這位神秘人物的邀請，我于京郊拜會了他。進一步了解到，他的公司是中國大陸第一家領取民營企業營業執照的公司，具體時間是1980年2月13日；早在1981年就與重慶一家有閑置生產能力的大型國防企業合作，生產了當時上海市場上憑票才能供應的仿“555”牌臺鐘；1990年至1992年，他的那家以300人民幣起家的公司，空手套白狼，整合了300多家工廠總共1000多個火車皮的積壓產品，換取了4架蘇制圖—154中型客機和相對于1架飛機價值的航空材料；1994年，他的公司利用俄羅斯的衛星生產能力，借助哈薩克斯坦發射場，將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直播衛星送上了太空；1995年，他的公司鋪設了專門用于上網的光纜，成為我國第二家鋪設此類光纜的單位（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是第一家）；1998年，他的公司還獨資建設并開通了滿洲里國際公路口岸。馮侖、潘石屹等當下知名企業家曾經是他的屬下。

　　不僅其企業歷史輝煌，他的個人經歷更是傳奇。1975年，他因與他人合作寫了《中國向何處去》的萬字文，被內定為死刑；1983年，又因“投機倒把、買空賣空”的罪名被收審；2000 年 5 月 30 日，以信用證詐騙罪被判無期徒刑，并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可那時法律上還沒有這一罪名。用其自己的話說：“以分別三次、共計23年零15天牢獄之災的代價，為我國的民營企業爭取出生權、生存權和發展權。” 但他“雖九死而不悔”，并一直表示：“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個人就是曾經的中國首富，其知名度曾經遠勝于王健林、張藝謀的牟其中。

　　2018年7月14日（星期六），我們相見京郊，所談甚歡，涉及思想、商業與合作。但他開門見山地和我交流的主要是其經濟思想和企業制度。他告訴我說，人類經歷了自然經濟社會、工業經濟社會，正在進入后工業經濟社會。牟其中把后工業經濟社會稱為：“智慧經濟社會”。

　　牟其中說：“智慧經濟”不同于“知識經濟”。他舉例說，即使是1990年聯合國研究機構提出的“知識經濟”的概念，指出的是“人類正在步入一個以智力資源的占有、配置，知識的生產、分配、使用（消費）為最重要因素的經濟時代”。而1996年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其年度報告中，把知識經濟定義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牟其中說：“智慧不是知識，不是學問，也不是聰明，它表現為一種靈感、靈機一動或頓悟。”“在我們的理論中，所謂創新，就是一種創造新知識、新經驗，提出解決困難問題新方法的能力。我們把這種能力稱之為智慧。”

　　牟其中認為，自然經濟社會使用的是自然資源，主要是體力勞動；工業經濟社會使用的是自然資源和能源資源，主要是記憶勞動；而智慧經濟社會使用的則是自然資源、能源資源和信息資源，主要是智慧勞動。他還說，商業資本之后是工業資本，工業資本以后是金融資本，而“經過多年探索之后，我將金融資本以后的資本形態定義為智慧資本。”

　　為適應智慧經濟社會，牟其中發明了一種取代現代企業制度的嶄新的企業制度，他暫時將其稱之為“企府”。他用他的南德公司于1996年公布的《平穩分蘗條例》（試行），對“企府”進行了解釋：“它的主要內容是鼓勵、保障有經驗的員工創業。公司為員工提供除智慧以外，創業必備的一切條件，并承擔創業期的全部風險。當員工創業成功，該企業的利潤已經相當于公司的投資之后，公司就必須把這個企業平穩分蘗出去，并且，把控股權無償地贈送給這位創業員工，自己退居參股地位。”如此如法炮制，良性循環。牟其中進一步解釋說，這種企業制度，“歸根到底是以產權制度為標志的生產關系的變化。”

　　牟其中先生今年77歲，重慶萬州區人。他思維非常活躍，博聞強記。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語錄記憶深刻，信手拈來。在我們見面之前，他對我的情況做了一些了解。在我們談得非常投機之時，他還想繼續滔滔不絕地向我談起他的更多的想法。但我適時打斷他的話題，建議他仰望星空，腳踏實地，聚焦思想與商業兩個方面：成立一個研究所，致力于他長期為之奮斗的“智慧文明”和“企府”制度研究；進行“資本的積累和積聚”，以實驗和實踐他長期思考的創新的企業制度——“企府”。他完全同意我的建議，尤其贊同建立起一只天使基金，落實“企府”理念。

　　我也建議他要打造“護城河”，建立“防火墻”，避免重蹈覆轍，畢竟生命有限，耽誤不起。我告訴他，要實現偉大的夢想，必須要有健康的體魄和充分的人身自由，還要爭取長壽。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也許至少還需要經過人類兩、三百年的共同努力，才可能把我們即將建立的一種企業制度，發展成為一如今天全世界共同遵循的一套經濟體系。” 我希望牟其中能夠多活幾年、多幾年自由，以便多為偉大的祖國做出貢獻。為此，我甚至建議他找個老伴。他沒有接我的話茬，反而說：“我是個敢于承擔責任的人！”

　　我沒有再多說什么。我離開時，牟其中先生送給我幾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智慧文明生產方式》的綠皮A4紙印制的薄書。我帶回后從頭到尾地仔細閱讀，進一步地了解到了牟先生的思想、人品和性格。他提到了為人類做出巨大貢獻卻慘遭迫害的哥白尼、布魯諾和伽利略。他也寫道：“從文革至今，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都與黨內高層有人力保有關。” 問題就出在這里。如果每次出現問題，都指望領導出面力保，而不是寄希望于健全的法制，再偉大的思想，再有利于人民和國家的制度如何得以實現呢？

　　牟其中在這本書中引用了很多偉人的話語，比如：赫胥黎的話：“歷史給人類的告誡是，一種嶄新的真理慣常的命運是始于異端，終于迷信。” 索爾仁尼琴在諾貝爾獎頒獎詞中的一句話：“一句真話可以抵得上整個世界的分量。”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導言》中的一句話：“這是一個需要巨人，也必將產生巨人的時代。” 魯迅的一首詩：“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 牟其中本人則說：“雖然九死一生，但始終能有機會把自己個人的命運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命運、與人類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后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牟其中先生儼然已經把自己視為中國版的哥白尼、布魯諾和伽利略了。即使如此，我依然衷心地祝愿牟其中先生是中國版的愛迪生、富蘭克林、愛因斯坦，而不是中國版的哥白尼、布魯諾和伽利略！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北京約瑟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曾擔任兩個世界500強企業副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