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馬亮

　　語言教育茲事體大，來不得半點含糊。如果語言教育的方向發生了嚴重偏離，那么就可能導致遺患無窮的影響，有時候是難以挽回的損失。

　　最近，因為把小學語文課本中一篇文章的“外婆”改為“姥姥”，上海市教委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受到了公眾和輿論的厲聲討伐。在上海市的小學二年級語文課本中，一篇題為《打碗碗花》的文章原著使用的是“外婆”，但是編者卻將該詞改為“姥姥”。

　　網民對此表示質疑，而據稱是上海市教委的回應稱，雖然都指“外祖母”，“姥姥”是普通話用語，而“外婆”則是方言用語。盡管上海市教委對公眾公開道歉，并決定停用產生爭議的教材，但是此類事件顯然絕非偶發，其背后反映了教育主管部門對待語言和教材的態度出了問題。

　　從國家統一和方便交流的角度而言，推廣普通話是完全值得支持的一項公共事業。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說普通話，會極大地便利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對于維護國家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也至關重要。但是，推廣普通話并不意味著要消滅方言。反過來說，人們會說方言，也不必然意味著就不會使用普通話。因此，假借推廣普通話之名去消滅方言，可能從出發點上就是錯誤的。

　　實際上，許多語言學家都指出，普通話中的許多用詞用語最初都源自于方言，只不過后來大家用得多了，反倒并不認為它們是方言了。比如，事件中引發爭議的“外婆”和“姥姥”，可能最初都來自于外族語言。這意味著漢語是一種具有包容性的語言，之所以能夠博大精深，就在于廣泛吸收方言和各種外語的精華，并將其融入到漢語體系之中。如果打著“政治正確”的旗號去推廣普通話和消滅方言，那么反過來可能會讓漢語的豐富來源枯竭，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干枯語言。

　　與此同時，語言背后也反映了南北之間的地域語言文化之爭。南方人多用“外婆”，而北方人多用“姥姥”，教材爭議背后也有南方人感到被冒犯了的緣故。與北方地區相比，南方地區山多河多，這令南方各地的方言類型也多。所以在南方地區，常常是隔一條河或隔一座山，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方言。

　　目前廣泛通用的普通話主要是以北方語言為基礎的，這使許多南方人會感到不適應。比如，許多南方考生在參加高考時，面對語文考卷上的語音題，往往不得不死記硬背。這是因為南方人通常前后鼻音不分，這讓他們無法找到某些普通話發音的微妙差別。當北方人看“春節聯歡晚會”時開懷大笑時，南方人則可能摸不著頭腦。所以，南方人會熱衷于周立波的“海派相聲”，也更傾向于維持自己的方言傳統，避免被北方語言所主導。這也是為什么湖南衛視主持人汪涵談會自費發起方言保護行動，推動方言調查“響應”計劃。

　　語言教育茲事體大，來不得半點含糊。如果語言教育的方向發生了嚴重偏離，那么就可能導致遺患無窮的影響，有時候是難以挽回的損失。

　　以新加坡為例，建國總理李光耀在其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中就坦言，如果當初能夠在學前教育階段推行母語教育，那么新加坡人的華文水平不至于一落千丈到如此地步。當然，新加坡在推行雙語教育方面總體來說是成功的，新加坡的學生可以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雖然會有Singlish的口音，這也可以說是英語中的方言），而且都能夠掌握基本的母語技能（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

　　在語言教育方面，香港也經歷了類似的語言教育危機。在1997年回歸祖國以前，香港教育是以粵語和英語為基礎的雙語教育。香港回歸祖國以后，在董建華任特首期間，政府推行“三言兩語”的語言教育政策，即英語和漢語，漢語包括普通話和粵語。政府的用意和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實際執行時卻讓學生們苦不堪言，因為同時要掌握兩種語言的三種不同發音。學生們的家長也無所適從，經歷了同樣糟糕的陣痛歷程。當然，隨著大陸和香港的經貿文化往來日益頻繁，越來越多的香港人認識到這種語言教育政策的用心良苦。

　　當然，除了對語言的態度以外，此次事件也反映出教育主管部門和教材編寫機構在對待原著上的態度方面出了問題。作為語文課本的編者，卻缺乏最起碼的學術規范，擅自修改原作者的用語。如果不是有網友爆料，想必涉事文章的作者也不知道，自己的作品竟然會遭到這種肆意篡改。

　　作為語文課本的編者，其職責是選取和編排作品，而沒有刪改這些作品的權力。顯然，這種刪改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反映了教材編寫機構長期以來的做法。在教材編寫者看來，他們掌握生殺予奪之權，可以決定某篇作品是否入選語文課本。但是，這種決定權卻不能剝奪原作者對其作品完整性的保留權利。對此，應考慮制定具有約束性的制度，保障原作者的合法權益，避免許多優秀作品被教材編寫者任意“閹割”。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