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高拓

　　日本80年代全面金融自由化的教訓告訴我們，要妥善推動金融改革，“獨立”與“擇時”缺一不可。

高拓：金融改革也要摸著石頭過河

　　“失去的二十年”

　　1985年， “廣場協議” 簽訂，日元升值魔盒打開，日本股市與房價開啟狂飆；1989年，三菱買下洛克菲勒中心，時人稱為 “第二次珍珠港” ；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滅， “失去的二十年” 拉開帷幕。

　　而在此前，二戰落敗的日本勵精圖治，在管制下經過三十年的年均近10%經濟增長，已奇跡般地在七十年代末成為資本主義第二經濟強國。日本戰后繁榮的戛然而止，一方面確是由于高增長存在自然極限，另一方面，以“廣場協議”為代表，1970-80年代日本過快、過于盲目的金融自由化難逃其咎。

　　同樣在幾年前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享受的“管制下高增長”與日本頗具共性。如今，中國作為“美國挑戰者”的定位又與80年代的日本何其相似。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以史為鑒，認真汲取日本在當年金融開放過程中的經驗教訓。

　　二律背反——金融改革要“為我所用”

　　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意指對同一個對象或問題所形成的兩種理論或學說雖各自成立，但卻互相矛盾的現象，其核心點在于表明人對事物的認識具有局限性。由于中日在司法、理念等層面都一定意義上“以德為師”，二律背反原理在兩國金融改革上的啟示，亦值得我們深思。

　　日本70-80年代的金融改革，正是在戰后經濟管制下繁榮與西方列強要求開放的矛盾中展開：一方面，日本政府在戰后“集中力量辦大事”，將有限的資源合理傾斜，迅速完成工業化；以間接融資為主，對金融系統采取嚴格準入、分業監管與利率管制；并嚴控資本項目開放，防止國際熱錢進入炒作，一系列措施為日本創造了戰后經濟騰飛的奇跡。

　　然而，國家并不能包辦一切，經過長達三十年的復蘇，日本經濟不可避免地遭遇增長瓶頸，中小企業、民營經濟的活力亟待激發，“重點發展”與“全面開花”的爭論開始出現，金融改革與“引狼入室”似乎成了繞不開的選項。

　　改還是不改？具體怎么改？面對這兩個問題，當年日本顯然沒有作過多推敲，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內容上，都倉促接受了“全盤西化”的方案：由70年代起，日本利率市場化、資本賬戶開放與日元國際化三路并進，并在過程中對美、英等“盟友國”的指導亦步亦趨，更荒唐的是，“廣場協議”的簽署竟是在以美國牽頭的“日元-美元委員會”框架下完成。“刺激內需”+“日元升值”讓原本走在穩健順差路上的日本被迫在財政與貨幣政策上“雙重放水”，不僅徹底淪為西方產品的“消化系統”，更為道德風險的形成，套利交易的猖獗，以及泡沫的累積引爆埋下了巨大隱患。

　　誠然，當年的日本面臨增長與轉型瓶頸，產業升級與金融改革的需求同樣強烈，但在突破瓶頸的分岔口，日本似乎徹底拋棄了前三十年已被實踐證明過的成功經驗，而完全為改革果實所誘惑、為“保增長”所束縛、為西方“盟友”所脅迫，在關鍵時刻走上了全盤西化的“賊船”，也迷失了日本經濟的航向。

　　對我國而言，同樣面臨增長與轉型瓶頸，同樣對產業升級與金融改革需求迫切，但借鑒日本經驗，我們對金融改革不能懷有一蹴而就的幻想，更不可隨波逐流、“步子太大”，而應該尊重“二律背反”，對改革懷著不卑不亢之心，本著“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態度，引入西方金融自由化內涵中真正適合我國國情的部分，并做好犧牲部分經濟增速的準備，在節奏上逐步推進，收放自如——將改革主動權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才是為中國經濟的未來謀最大福利。

　　內部設計與外部環境——擇時定乾坤

　　日本80年代金融改革的失敗，一方面與其全盤西化的方法論有關，另一方面，“不得天時”也是日本金融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筆者此處的擇時，一是指日本內部制度設計與金融改革的次序，二是指日本彼時面對的外部經濟環境。

　　戰后的日本雖歷30年高速增長，但在過程中對間接融資存在過度依賴，居民儲蓄意識極高，且企業直接融資意識極低，導致銀行貸款波動性極低，銀行業“一家獨大”的局面始終未得到根本改善。

　　在進入全面金融自由化階段后，涌入日本的熱錢炒高了各項資產價格，其中尤以房地產價格為甚，在利益驅動下，非銀金融機構將銀行貸款大量投入房地產投機，以“影子銀行”表外業務的形式助長了泡沫的形成。缺乏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而造成的金融監管空虛以及銀行風險意識淡薄，成為了阻礙日本金融改革的命門。

　　就經濟環境來看，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時間窗口與全球貨幣寬松周期重疊，且自身經濟增速仍處于高增長末期。以廣場協議為界，可以清楚看到日本央行為抵御日元升值而大舉下調利率，貨幣供應量增速也隨之急升；而即使在日央行已察覺到苗頭不對而大幅上調利率的1989年，貨幣供應量增速仍創下幾年新高。

　　在國內與國外“貨幣超發共振”的大環境下，日本仍貿然推進全面金融自由化，最終引致“熱錢大爆炸”——不當貨幣政策引發的流動性過剩，是造成資產泡沫的直接原因。而日本之所以祭出寬松貨幣政策的“昏招”，一方面確是迫于日元升值的壓力，更為深層的原因，是日本不愿意在改革期放棄保持了三十余年的高增長，而仍對通過補足流動性“保增長”抱有幻想，缺乏為改革付出代價的決心，終于釀成空前泡沫。

　　“獨立+擇時+選地”——改革正當時

　　值得慶幸的是，相比于日本內部制度設計的缺乏與80年代全球寬松共振的外部環境，我國目前進行金融改革可謂恰逢其時：

　　首先，我國經濟增長已進入平穩期，“增速迷信”基本已被破除，“重質輕量調結構”為金融改革大概率帶伴隨的增速放緩做好了心理建設。

　　其次，我國政治獨立性明顯強于日本；改革派央行行長易綱新近上任，將實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央行獨立性亦前所未有；資管新規、房產稅等落地前仍有較長緩沖期，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仍有充裕空間，改革進程可以擇機推進，剛性兌付、政策套利等道德風險有望逐漸降低。

　　最后，從國際環境來看，目前全球央行正集體退出金融危機后的貨幣寬松階段，全球流動性面臨拐點；美聯儲式微，美元難有作為，人民幣貶值壓力已得到明顯緩解，這也為我國順勢推動匯率市場化與資本項目開放提供了難得的時間窗口。

　　日本80年代全面金融自由化的教訓告訴我們，要妥善推動金融改革，“獨立”與“擇時”缺一不可。筆者認為，相較于80年代的日本，我國金融改革在“擇時”上無可挑剔，但在“獨立”上仍須時刻保持清醒。

　　面對挑戰，更應發揮“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式智慧，以我為主，將西方金融體系中的精華部分“本土化”，而非如日本一般，將西方方案直接預設為最佳路線。本次在上海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試點，正是“摸著石頭過河”策略的最佳實例——伴隨“獨立+擇時+選地”三位一體格局形成，我國金融改革正當時。

　　(本文作者介紹：淳石資本研究部負責人，創見研究院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