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彭文生

　　綠色產業對發展新質生產力有兩方面貢獻，綠色能源是新的生產要素，同時綠色技術作為通用技術，和科技創新緊密相關，帶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為推動綠色轉型，需要克服化石能源使用的負外部性和綠色能源創新的正外部性，通過碳定價、碳稅來降低化石能源需求的做法著眼于前者，利用財政補貼和制度設計來促進市場主體投入、提升新能源供給的做法則聚焦于后者。過去幾十年，歐盟的公共政策干預注重前者，中國則偏向后者，美國居于中間，但近年來歐美在向中國靠齊。從結果來看，中國的綠色產業取得長足的發展，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但也帶來保護主義壓力。

　　就綠色轉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而言，我們需要關注兩個關鍵點。第一，化石能源是初始的資源稟賦，具有規模不經濟的特征，綠色能源屬于制造業，具有規模經濟效應，即產量越高、單位成本越低。驅動中國綠色產業快速發展的根本力量是中國的大市場和大制造業體系帶來規模經濟效應，而不是政府補貼。規模經濟的一個重要體現是價格下降，不能把成本與價格下降等同于產能過剩，實際上近期的數據顯示，新能源車的產能利用率超過100%，而傳統的燃油車只有60-70%[1]。第二，從化石能源轉向綠色能源改變市場競爭格局，在促進效率提升的同時也帶來產業結構變化和利益的調整。采礦業與土地相關，天然地帶有壟斷屬性，可競爭性不足，在國際貿易層面往往體現為通過卡特爾組織形式影響價格，而制造業，比如汽車、光伏組件和風電設備等可競爭性強，已經形成以自由貿易為導向的治理機制。綠色轉型不僅因為規模經濟也通過促進競爭而提升全球經濟運行的效率，同時規模經濟隱含的大型經濟體和先發者優勢帶來利益格局的調整，可能對全球治理體系產生重要影響。

　　應對綠色轉型的新機遇和新挑戰，中國可在兩方面有所作為，與其它國家實現互利共贏。一方面，中國可積極參與到清潔能源時代全球貿易與投融資體系的治理改革進程中，促進相關規則的修訂和完善，使之與全球綠色轉型的發展需求相匹配。同時，中國可圍繞國內綠色產業的規模優勢，推動國內企業出海與對外投資，參與構建一個高效的全球綠色產業布局。加強全球綠色產業鏈合作、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也將反哺于國內創新與綠色產業、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

　　關鍵詞 | 綠色轉型 新質生產力 規模經濟 產能過剩 國際貿易

　　本文是作者近期在2024中關村論壇發言的記錄整理稿。

　　正文

　　近年來，中國綠色行業一個突出的成就是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體量。2022年，中國光伏組件產能占全球的80%左右，新能源乘用車產量在全球的市場份額接近50%（圖表1）。這表明，中國在供給端為全球綠色轉型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在國際上也帶來保護主義壓力。歐盟在過去一年里相繼宣布針對中國的電動車和風電展開反補貼調查[2]，最近美國財長耶倫也提到中國新能源行業產能過剩問題以及政府補貼對國際貿易的影響[3]。對此，應如何理解作為一種新質生產力的綠色產業，如何看待它給國際貿易帶來的改變，是本文的主旨。

　　圖表1： 中國綠色產業發展領先全球，但也帶來保護主義壓力

　　注：左圖數據截止到2022年10月

　　資料來源：   BNEF，EV   Volumes，中金研究院

　　一、綠色產業作為新質生產力的經濟學特征

　　綠色產業對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貢獻，可以從兩個視角進行理解。一是綠色能源作為新的生產要素，能源是生產要素之一，從化石能源轉向綠色能源是生產要素的轉換。二是綠色技術作為通用技術，屬于制造業范疇，和科技創新緊密相關，可以帶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從市場資源配置角度看，化石能源和綠色能源存在差異。化石能源是初始的資源稟賦，具有規模不經濟的特征。具體而言，開采油礦、煤礦往往從成本較低的地方開始，隨著挖得更深、更遠，成本逐步提高，因而呈現典型的規模不經濟特征。相反的，綠色能源屬于制造業，而制造業一個重要的特征是規模經濟，即產量越高、單位成本越低。例如，由于IT、采購、推銷、人力等固定成本的存在，年產100萬輛車的單位成本低于同等條件下年產10萬輛車的單位成本。綠色能源與化石能源這一根本性的差異對全球經濟和市場競爭格局有深遠的影響：

　　首先，規模經濟效應是經濟增長的重要載體。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當今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一個重要的特征是規模經濟得以實現。農業時代，以馬克思所講的級差地租為例，人們先耕種肥力好的土地，再耕種邊緣的土地，邊際產出下降，呈現規模收益遞減，即規模不經濟。從結果來看，規模經濟效應是人類實現社會進步、生活水平提升的根本載體之一，綠色能源具備這一特征，綠色能源和綠色產業發展對全球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提升有重要促進作用。

　　其次，從化石能源轉向綠色能源改變市場競爭格局，在促進效率提升的同時也帶來產業結構變化和利益的調整。采礦業與土地相關，天然地帶有壟斷屬性，可競爭性不足。譬如石油輸出國組織與伙伴國（OPEC+）由二十多個會員國組成，通過控制石油產量影響價格，是一個典型的卡特爾組織。而制造業，比如汽車、光伏組件和風電設備等可競爭性強，競爭促進效率提升。

　　第三，從市場競爭配置資源的角度，綠色轉型需要克服兩個外部性。化石能源具有負外部性，使用能源的收益是個體的，但排放帶來的損害由整個社會甚至全球承擔。相應的，這使得個體缺乏足夠動力來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因而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預，比如碳市場、碳稅等碳定價制度設計。另一邊，綠色能源具有正外部性，綠色技術創新的成本和風險由個體承擔，而收益由全社會享受。因此，個體投入之和往往低于社會理想水平，同樣需要政府干預，例如為創新提供補貼。而在創新技術商業化的初期，公共政策干預帶來利益的調整，進一步對全球治理體系產生重要影響，這意味著綠色轉型是一項系統性的事業，不僅影響生產力，也影響生產關系。

　　二、理解綠色轉型的經濟學邏輯

　　綠色能源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已經做出了切實的貢獻。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看，中國光伏、陸上風電的平準化度電成本已低于燃煤標桿電價（圖表2），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更便宜、清潔的能源要素。從全要素生產率的角度看，綠色轉型與研發創新緊密相連。對比中國新能源設備制造和化石能源開采的A股上市公司，無論是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還是專利申請數量，前者都明顯高于后者（圖表3），顯示新能源行業更有能力貢獻創新動能。

　　圖表2： 綠色能源為新質生產力貢獻“新”生產要素

　　注：光伏為固定支架光伏LCOE（平準化度電成本），光伏、陸上風電均為全國平均水平

　　資料來源：BNEF、各省發改委，中金研究院

　　圖表3： 綠色創新為全要素生產率注入新動能

　　注：新能源設備制造包括風電光伏設備和鋰電，化石能源開采為煤炭開采，數據樣本為2022年A股上市公司，平均專利申請為當年申請數

　　資料來源：同花順iFinD，國家知識產權局，中金研究院

　　其次，針對如何分析綠色轉型中存在的兩類外部性，2021年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出版的《碳中和經濟學》一書提出了綠色溢價的分析框架（圖表4）。綠色溢價是清潔能源成本與化石能源成本之差。將綠色溢價降到負值，讓清潔能源成本低于化石能源成本，才能促使經濟主體進行轉換，促進綠色轉型。

　　針對碳排放的負外部性與創新的正外部性，政府可以采用兩類公共政策。在需求側，通過碳定價、碳稅來降低化石能源的需求。而在供給側，通過財政補貼以及制度設計來促進市場主體的投入，以支持綠色能源技術創新和綠色產業發展。

　　圖表4： 綠色轉型面臨兩類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干預

　　資料來源：   中金研究院

　　過去二三十年中，歐盟主要在需求側發力，因此其碳市場發展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已經做到了相當大的規模。中國則主要在供給側提供創新補貼、新能源和電動車的稅收減免政策，包括一些行政性的強制配儲能等支持綠色產業。相較而言，美國相對處于歐盟和中國二者中間。但近兩三年中，可以明顯地看到歐盟和美國在向中國看齊，相繼推出扶持綠色能源的產業政策，例如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等。

　　圖表5： 公共政策的兩條路徑

　　資料來源：   中金研究院

　　就結果而言，需求側和供給側的兩條政策路徑存在顯著差別。從碳價格來看，中國的碳價格相對歐盟在過去十幾年呈下降趨勢，表明碳價格在中國發揮的作用小于歐盟（圖表6）。但如果對比歐盟和中國的新能源裝機量，2013年中國大約只有歐盟的60%，而在2021年這一數值已經是歐盟的2倍左右。因此，雖然碳價格在中國發揮的作用較小，但中國的新能源使用和擴展速度快、規模大，顯示從供給側推動了綠色轉型。

　　圖表6： 中歐比較，兩條路徑的結果有顯著差別

　　注：中國碳市場價格使用的是全國與區域碳市場的平均價格；新能源為風電和光伏累計裝機量之和

　　資料來源：BNEF，Wind，中金研究院

　　最近兩年，美國和歐洲的太陽能電池板和鋰電池補貼項目數量明顯增多（圖表7）。政府補貼能發揮怎樣的作用，中金研究院一篇已發布報告（《規模效應和綠色轉型的新供給經濟學》）認為[4]，政府補貼等公共政策的支持在早期或能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但是中國新能源產業至今所取得的成就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發揮了規模經濟效應。新能源產業是制造業的一部分，而中國具有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制造業產業體系。因此，在同等技術條件下，幾乎所有東西在中國生產的價格都比在其它國家更低，規模經濟效應成功幫助了中國綠色能源相關產業取得了領先優勢。過去3年，以比亞迪為代表的新能源汽車廠商產能利用率持續攀升且超過100%，與傳統汽車廠商形成了鮮明對比（圖表8）[5]，新能源產業發展的這一特點正是規模經濟效應的體現，而非產能過剩。

　　圖表7： 美歐綠色補貼項目近幾年大幅增加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lert，中金研究院

　　圖表8： 新能源廠商和傳統燃油廠商的產能利用率

　　注：比亞迪產能利用率根據比亞迪年報披露的產量/產能獲得，上汽大眾和廣汽三菱為公司年報直接披露的產能利用率

　　資料來源：上市公司公告，中金研究院

　　從化石能源轉向新能源，可實現從規模不經濟到規模經濟的變化。規模經濟效應能夠推動相關產品價格下降，例如光伏組件和鋰電池的全球價格隨著累計裝機量增長呈現直線下降的趨勢（圖表9），原因就在于綠色能源的制造業屬性。這一點可以從其成本結構中得到體現，煤電和氣電的發電成本中設備成本占比分別為40%和不到20%，而風電和光伏發電的設備成本占比均超過80%（圖表10）。

　　圖表9： 規模經濟是更關鍵力量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Ziegler   M S， Trancik J E． Re-examining rates of lithium-ion battery technology   improvement and cost decline．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中金研究院

　　圖表10： 綠色能源是制造業，制造業具有規模經濟效應

　　注：為2016年數據

　　資料來源：Hirth   L， Steckel J C． The role of capital costs in decarbonizing the electricity   sector[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16；中金研究院

　　數字經濟放大了綠色產業的規模經濟效應。數字技術的非競爭性使得其邊際成本很低，因此在數字經濟時代，大的平臺企業往往在美國、中國等大型經濟體誕生，包括近幾年也開始在印度有所發展。綠色產業天然地適合與數字技術相結合，帶來更強的規模經濟效應。對比新能源車和燃油車的成本結構，新能源車中數字技術相關的成本占比超過70%，而燃油車中數字技術相關的成本占比僅略超過20%（圖表11）。

　　圖表11： 數字經濟放大綠色產業規模經濟效應

　　注：數據為2021年

　　資料來源：汽車之家，中金公司研究部

　　規模經濟對國際貿易格局有怎樣的影響，這一問題可以從全球分工和貿易主要受影響的三大因素切入思考（圖表12）。首先，傳統上認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依托于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價格低廉，而發達國家資本價格相對較低，因此前者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后者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而雙方產生貿易。同時，擁有自然資源的國家與其他國家開展資源品貿易。其次，交易成本對國際貿易產生的利潤有影響，這包括關稅、非關稅等保護主義措施，以及近年來的地緣政治等因素也將產生一定影響。

　　第三個尚未被充分重視的影響因素是規模經濟效應。例如，美國、歐洲、日本的發展水平接近、勞動力成本接近，但這些國家之間仍存在大規模的貿易，就是規模經濟效應在國際貿易格局中的體現。這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分工與貿易，或者說“看不見的手”。同等發展水平和收入的國家之間可以通過分工來增加細分行業的規模，從而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按照這個邏輯，經濟規模大的國家有更大的分工與實現規模生產的空間，由此帶來競爭優勢。此外，規模經濟不僅存在于制造業中，公共服務有同樣的特征，使用的人數越多，則每個人承擔的成本越低，這也是中國基礎設施發展水平較高的原因之一。科技創新也具有規模經濟效應，技術進步是人類經濟活動的結果。在需求側，市場規模越大，創新動力就越強。在供給側，經濟體量大，分攤研發成本以及投入研發的能力就強。

　　綜合考慮上述三大因素，未來一段時間，規模經濟效應意味大型經濟體在全球產業鏈格局中的主導地位將得到增強。作為一個極端情境和比較基準，假設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為0，全球將形成一個統一的大市場，全球產業鏈布局也就不存在大國和小國的區別，遑論大國規模優勢。但現實不是這樣完全自由貿易的情形，近年來一些國家增加關稅、推出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疊加地緣政治事件的影響，這推高了自由貿易所面臨的交易成本，導致地理集聚和傳統國家概念的重要性上升。值得強調的是，交易成本增加并不意味著全球各國將重回封閉經濟體，而是指大國規模優勢將得到增強，這對于我們思考未來一段時間的全球產業鏈格局有重要含義。具體而言，在資源稟賦、規模經濟和交易成本三大因素的綜合權衡下，大國憑借規模優勢在全球產業鏈布局中將占據更有利的地位，并通過對外投資與其它國家形成一個高效的全球產業布局，實現互利共贏。

　　圖表12： 規模經濟，沒有被足夠重視的、影響分工和貿易的力量

　　資料來源：中金研究院

　　綠色能源需要的國際貿易治理機制與傳統化石能源有所不同。化石能源的開采和貿易具有卡特爾組織的壟斷屬性，但綠色能源屬于制造業，而制造業已經形成了以自由貿易為導向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治理機制。然而，這不意味著綠色產業的國際貿易不存在爭議。當綠色能源帶來重大的國際利益格局調整時，是否能夠繼續堅持以自由貿易為導向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治理機制，這是當今全球社會面臨的新挑戰。中國綠色產品出口面臨的限制數量在過去十余年持續上升（圖表13），表明當前的國際貿易治理體系已不足以適應全球綠色轉型的要求。

　　圖表13： 中國綠色產品出口面臨的限制數量持續上升

　　注：為限制條例數量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lert，中金研究院

　　WTO的補貼與反補貼措施是為化石能源時代設計的，沒有反映綠色產品的正外部性。WTO區分了三類補貼（圖表14），第一類是各國廣泛認可的禁止性補貼，包括出口補貼和進口替代補貼。第二類是可訴性補貼，包含任何會對另一成員國造成不利影響的專向性補貼，綠色產品補貼的爭端目前主要屬于這一類。為什么綠色產品相關的補貼會成為可訴性補貼，原因是第三類補貼，即不可訴補貼，發生了變化。過去，針對研發、環保、扶貧等目的的補貼是可以接受的，但這一規定已于2001年失效[6]。從經濟學邏輯看，研發補貼是合理的，因為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動存在個人投入量的總和低于社會所需要的理想水平的現象。與此同時，一些國家在國際貿易領域采取的單邊行為，在全球綠色轉型的大背景下，更是放大了當前國際貿易治理體系的不足（圖表15）。

　　圖表14： 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區分的三類補貼

　　資料來源：Henok   Asmelash，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in the Energy Transition，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2023；張軍旗：《世界貿易組織補貼規則的改革》，《國際經濟評論》，2024；中金研究院

　　圖表15： 部分國家采取單邊行為，放大國際貿易治理體系的不足

　　注：申請WTO訴訟=起訴方認為被訴方不遵守WTO規則而申請訴訟；如果在專家組作出裁決或建議后，被訴方不遵守，起訴方可繼續上訴，包括（1）訴諸合規審查程序，以及（2）申請WTO授權報復；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作為被訴方的案件數合并于歐盟；案件累計時間段為1995年1月至2022年8月

　　資料來源：WTO官網，中金研究院

　　三、綠色轉型的新機遇與新挑戰：規模經濟、產能過剩、國際貿易

　　基于以上的分析邏輯，綠色轉型給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新機遇與新挑戰，有三個方面的問題尤其值得關注。

　　第一，如何認識公共政策干預的正當性。當前對于綠色產業發展有兩類干預政策，一類是針對化石能源負外部性的碳稅和碳交易，歐盟等發達國家持續推動了此類政策，甚至一些人倡導形成全球統一的碳交易市場。另一類是對清潔能源正外部性的支持，即為綠色技術的研發和投資提供補貼。這類政策存在著爭議，如一些國家認為中國的補貼使他們的相關產業處于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但為什么第一類干預（碳稅/碳定價）是合理的，而第二類干預（針對新產業發展的補貼）是不合理的，或者說如何從效率和公平的角度認識兩類干預的合理性。從效率的角度來看，從供給側發力的第二類干預有利于促進綠色產業發展，為全球提供更清潔、有效的能源供給。從公平的角度來看，歷史上，發達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使用了化石能源并造成碳排放的傷害后，現在要求發展中國家限制化石能源使用，對于國際社會中的低收入人群并不公平。發展中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使得其碳價格水平比歐盟低得多，利用邊境調節稅拉齊各國間化石能源成本的做法，有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這同樣是不合理的。相反的，利用第二類干預促進綠色產業發展，在兼顧各國發展權的同時推動綠色轉型，與發展中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和訴求更匹配，因而更具合理性。

　　第二，正確認識規模經濟和產能過剩兩者的關系，以及它們對科技創新和綠色轉型的促進作用。傳統化石能源時代，采礦和石油行業的企業和國家形成了卡特爾組織，通過生產者之間的串謀實現控制產量、影響價格的目的。表面上看，這一格局不會帶來產能過剩問題，但能源供給的壟斷實際上對全球經濟是不利的。與之相反，清潔能源的制造業屬性更強，規模經濟效應的一個關鍵體現就是價格下降，所以不能把價格下降看成產能過剩的體現。新能源車的價格下降，但其產能利用率超過100%，反而是傳統燃油車生產的產能利用率只有60-70%（圖表8）[7]，如果說有產能過剩的問題，那也是傳統的燃油車制造。

　　未來新能源車會不會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階段性產能過剩是創新產業與制造業發展的一部分，想要做到在每個時間點上都實現供需平衡是極其困難的。供給大于需求有助于促進創新，在產能過剩、價格下降的情況下，生產者才會有進一步創新的動力。如果需求很強、盈利很容易，創新的動力則會不足。換言之，短期的供大于求或許帶來了產能過剩的顧慮，但放眼長期，這對于創新、綠色轉型和全球經濟都是有利且有必要的。鑒于規模經濟效應對創新的促進作用，中國需要促進科技金融和綠色金融的結合，讓規模優勢不僅體現在制造環節，也在研發、創新環節發揮出來，這樣才能保持在綠色產業、綠色技術中的先發優勢。

　　第三，如何認識規模經濟對國際貿易的含義。規模經濟強調內生的技術進步，一個重要的含義是大國規模優勢和先發優勢。首先，大國市場規模大、資源多，相對小國具有競爭優勢。其次，假設兩國規模接近，那么先發者能夠先通過規模經濟效應獲利，進而有更多的資源做新的研發。大國所擁有的規模優勢是否會對全球其他國家造成負面影響？正常情況下，這至少將在短期給其他國家帶來較大沖擊，例如各國所處產業鏈位置的相對調整等。然而當前全球社會正處在綠色轉型進程中，這對中長期的全球經濟和產業鏈格局提出了新要求，包括推動從化石能源到清潔能源的轉換等。由于能源是經濟發展的基礎，疊加化石能源和清潔能源兩者規模屬性的差異，全球經濟發展模式也將呈現從規模不經濟到規模經濟的轉變，這一過程有利于大型經濟體和大制造業體系，或將給全球經濟格局帶來重大變化。考慮到制造業是一個充分競爭的行業，中國等先發大國帶來的創新和社會進步最終會讓全球受益、促進綠色轉型。但考慮到短期內全球經濟格局和產業鏈所受的影響，中國需應對國際上對于中國綠色產業規模發展的擔憂，促進國際貿易與投資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完善，使其與全球綠色能源和產業發展進程相適配。

　　應對綠色轉型的新機遇和新挑戰，中國可在兩方面有所作為，與其它國家實現互利共贏。一方面，中國可積極參與到清潔能源時代全球貿易與投融資體系的治理改革進程中，促進相關規則的修訂和完善，使之與全球綠色轉型的發展需求相匹配。例如，現行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規定針對研發、環保、扶貧等目的的補貼均是不可接受的，但在全球綠色轉型的趨勢下，考慮到綠色產品的正外部性，針對相關貿易規則的探討和調整是十分有必要的，現實中歐美的產業政策也是在這個方向發展。各國需要協商探討適應綠色轉型新時代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治理機制，中國作為一個制造業和貿易大國，可以也應該在這樣的變革和調整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中國可圍繞國內綠色產業的規模優勢，推動國內優勢企業出海、參與對外投資，參與構建一個高效的全球綠色產業布局。加強全球綠色產業鏈合作、鼓勵國內龍頭企業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也將反哺于國內產業發展、激勵國內產業往高端發展，促進創新發展。

　　另一方面，中國也可著手促進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通過壯大國內市場規模，為綠色產業發展、全球經濟和產業合作奠定更堅實的基礎。針對這一目標，以促進民生和消費為導向的財政擴張可發揮積極作用。首先是提高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讓居民有能力消費，具體措施包括增加面向農村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的轉移支付，將更多失業群體納入社會保障體系，提升旨在鼓勵生育的補助力度等。其次是縮小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培育廣泛的居民部門消費能力，具體措施包括降低增值稅等流轉稅稅負，擴大直接稅稅基或提高直接稅稅率，降低社保繳費負擔，增強社會保障體系的轉移支付屬性等。最后是加強社會保障服務，改善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的供給不足問題，增加財政投入用于建立普惠性托育供給，縮小基本醫保城鄉待遇差別，擴大城鄉居保覆蓋面和保障標準。通過財政擴張提升國內消費水平，有利于促進包括綠色產業在內的創新發展，也有助于在國際貿易端保持適度的宏觀平衡，幫助其它國家分享中國的發展成果，實現互利共贏。

　　[1]資料來源：上汽大眾、廣汽三菱、比亞迪2019-2023年上市公司公告

　　[2]https：//www.chinanews.com.cn/cj/shipin/cns-d/2023/12-07/news977181.shtml

　　https：//m.gmw.cn/2024-04/10/content_1303709269.htm

　　[3]http://www.news.cn/20240411/bf5312f5efc345379a68de8497fa0557/c.html

　　[4]《規模效應和綠色轉型的新供給經濟學》，中金研究院，2023年9月

　　https：//www.research.cicc.com/zh_CN/report？id=319490&entrance_source=ReportList

　　[5]資料來源：上汽大眾、廣汽三菱、比亞迪2019-2023年上市公司公告

　　[6]WTO的《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規定了不可訴補貼的范圍，與環保、研發、扶貧等用途相關的企業補貼曾屬于這一范疇，即相關補貼不會引發其它成員國的反補貼申訴。由于該規定具有臨時適用性，而各國對于是否延期未能達成共識，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委員會亦未對相關條款的適用性做出決定，因此不可訴補貼制度于2001年失效。

　　資料來源參見：

　　https：//ielaw.uibe.edu.cn/wtoflzdyj/7019.htm

　　[7]資料來源：上汽大眾、廣汽三菱、比亞迪2019-2023年上市公司公告

　　來源：中金點睛

　　(本文作者介紹：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