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夏磊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10月30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每5年召開一次，是中國金融領域最高規格的會議，為金融改革和發展指明方向。從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到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時隔6年再度召開，內涵深遠、意義重大。

　　回顧歷史上5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雖然有不同政策重心，但我國金融改革發展三大主線任務不變，一是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二是落實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需求；三是切實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1997年第一次會議，規范金融秩序，整頓金融亂象。成立人民銀行大區行，證監會和保監會，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此外，重點關注國有銀行壞賬，設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接收剝離商業銀行不良貸款。

　　2002年第二次會議，延續第一次會議精神，持續推進金融改革。推進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和重組上市；加快農村信用社、國有獨資保險公司改革步伐；成立銀監會。

　　2007年第三次會議，針對前兩次會議“查漏補缺”，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在進一步推進國有銀行改革基礎上，關注資本市場、保險市場、政策性銀行、農村金融、外匯管理等領域，推進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

　　2012年第四次會議，明確金融發展的主要思路，深化金融改革方向。明確提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要“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領域。強調加強金融監管，首次提及“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

　　2017年第五次會議，強調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指出“金融是國之重器”。提出做好金融工作需要把握的四項原則：回歸本源、優化結構、強化監管、市場導向。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本次會議沿著金融改革發展的主線思路，針對當前經濟金融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作出了系統規劃部署。

　　第一，重申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定位，推進金融高質量發展

　　本次會議強調“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首次提及要以“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為目標，以推進金融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為金融改革指明了方向。

　　第二，謀發展與防風險并重，構建金融監管長效機制

　　一是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本次會議名稱改為“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完善黨領導金融工作的體制機制，發揮好中央金融委員會的作用”，“發揮好地方黨委金融委員會和金融工委的作用，落實屬地責任”。金融工作主要是中央事權，黨管金融是新形勢下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同時，以中央金融委員會為指導，加強央地之間的協調，有助于更好發揮監管職能。

　　二是全面加強金融監管，提高監管有效性。本次會議提及“全面強化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消除監管空白和盲區”。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并重，有助于更好協調“混業經營”和“分業監管”關系，填補監管空白。行為監管、穿透式監管和持續監管有助于強化監管職能，更好防范區域性金融風險和系統性金融風險。

　　三是問題導向，防范化解重點領域金融風險。

　　針對中小金融機構，加快推進風險處置。會議提出要“及時處置中小金融機構風險”。從 2019年5月包商銀行被接管，到2022年6月份河南村鎮銀行存款消失事件，地方中小金融機構風險事件關注度較高。原銀保監會2021年《關于進一步推動村鎮銀行化解風險改革重組有關事項的通知》中提及支持主發起行向村鎮銀行補充資本、推進村鎮銀行兼并重組等方式化解風險，近兩年增持、重組進度加快，村鎮銀行數量或會進一步減少，有助于化解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更好服務小微、三農領域。

　　針對地方政府債務，優化中央地方債務結構。會議提出要“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建立同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優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央地之間財權事權不匹配是我國政府債務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1994年分稅制改革，中央收回部分財權，地方財政收入來源減少的同時，事權和財政支出在逐步增加；2012年開始推行“營改增”試點，稅制改革雖然解決了重復征稅問題，但屬于地方主力稅種的營業稅（改革前2002-2011這十年，營業稅占地方稅收收入的平均值為32.9%）因改革為增值稅，將與中央按25∶75的比例分享（2016年調整為50∶50），地方收入來源進一步減少。截至2022年末，中央政府杠桿率21.4%，地方政府杠桿率29.0%，加上城投企業的銀行貸款、信托等其他債務，地方政府實際杠桿率更高。今年增發1萬億國債通過轉移支付安排給地方，即從央地財權事權關系角度出發，有助于緩解地方債務壓力。

　　針對地產領域，促進金融與房地產良性循環。供給端，一方面，健全房地產企業主體監管制度和資金監管。做好保交樓，防止預售資金無序挪用導致爛尾，損害購房者權益。另一方面，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制房地產企業合理融資需求。改善房企資產負債表，防止風險在不同所有制房企中無序蔓延。

　　需求端，用好因城施策政策工具箱，支持剛需和改善需求。剛需是首套房的需求，改善主要是換房需求。今年以來，各地方不斷出臺需求端支持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平穩向好發展起到支撐作用。當前，有些城市房地產政策仍有優化空間。如熱點城市首套、二套房貸款利率、首付比例仍然較高，普宅認定標準高，影響改善需求釋放。

　　制度端，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實現住房、土地、資金、居民四者之間的關系重構，滿足人民群眾對住有所居的期待。加快“三大工程”建設，包括城中村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設、平急兩用基礎設施建設。城中村改造，不僅調整優化供需結構，更是真正意義上的房地產的供給側改革。經過多年發展，城市核心區可供地塊銳減，但住房需求回流，造成了大城市住房供需錯配的矛盾。城中村改造可以把城市核心區的土地重新釋放供應出來，在此基礎上，建造功能齊全的現代化建筑，滿足多方需求。保障房建設，使住房供應體系從商品房為主轉向以商品房和保障房并重，讓工薪收入群體住有所居，讓商品住房回歸商品屬性，滿足改善性住房需求；平急兩用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帶動投資，進一步提高基礎設施的效能和利用率。三大工程的建設將直接對投資、銷售起到拉動作用，推動房地產業轉型和高質量發展。

　　第三，明確金融發展方向，加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力度

　　一是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本次會議提出要“加強對新科技、新賽道、新市場的金融支持，加快培育新動能新優勢”、“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會議對金融結構性功能著墨較多，體現了金融在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截至今年9月末，制造業中長期貸款、科技型中小企業貸款、普惠小微貸款分別同比增長38.2%、 22.6%和 24.1%，高于一般貸款增速。要進一步豐富金融工具，健全市場相關配套措施，加大重點領域金融支持力度。

　　二是明確機構定位，打造競爭優勢。本次會議提出“培育一流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支持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做優做強”，同時提及“嚴格中小金融機構準入標準和監管要求，立足當地開展特色化經營”，對不同金融機構，強調依據自身資源稟賦特色，打造競爭優勢，有助于機構各盡其能，打造可持續的、良性發展的金融市場。

　　三是推進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擴大金融業開放，“吸引更多外資金融機構和長期資本來華”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高水平金融服務，是金融業自身發展的需要，更是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需要。具體路徑是“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穩步擴大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提升跨境投融資便利化”，同時強調要確保“金融和經濟安全”。

　　來源：夏磊觀察

　　(本文作者介紹：國海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