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盛松成（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院長）

　　今年我國將GDP增速目標設定在5.5%左右。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下，過去兩年我國GDP平均僅增長5.1%，但是去年同比增速高達8.1%，所以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5.5%左右這一目標是高基數上的中高速增長，需要付出艱苦努力才能實現。而最近的疫情形勢是2020年初新冠在武漢暴發以來最為嚴峻的，如同“倒春寒”，給正在“爬坡過坎”的中國經濟帶來考驗，實現全年GDP增速目標更需努力。

　　疫情使原本逐漸恢復的經濟受到新的沖擊，其影響可能延續至整個上半年，因為需求的修復和預期的改善都需要時間。并且由于這次疫情在我國核心城市暴發，疫情沖擊的外溢效應會比較明顯。應高度關注經濟薄弱環節，穩就業、保民生、促消費。繼續從需求端合理放松房地產調控。將基建投資作為穩增長的重要抓手。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貨幣政策目前宜更注重數量型工具的使用。

　　一、疫情使企穩中的經濟受到新的沖擊

　　今年前2個月，我國經濟持續穩定恢復，生產、需求較快增長，就業、物價總體穩定，主要經濟指標好于預期。2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上升0.1個百分點至50.2；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升至51.6，服務業、建筑業景氣度均有回升。消費也明顯好轉。今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6.7%，比2021年12月份加快5.0個百分點，比2021年兩年平均增速加快2.8個百分點。從投資看，今年1-2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12.2%，比2021年兩年平均增速加快8.3個百分點。其中，房地產投資增速已由負轉正，基建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增速較高。我國今年前兩個月貿易順差1159.6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擴大19.5%。

　　但經濟企穩向好的進程受到疫情反彈的影響。3月份我國進入了新一輪疫情暴發期。截至4月6日，現有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達到24123人，無癥狀感染者132948人，合計已超過2020年2月疫情的感染人數。因病毒傳染性增強，防控也更加困難。而且本輪疫情分布面廣，全國已有29個省市區發現了本土病例，經濟發達的廣東、福建和長三角地區更是本輪疫情的重災區。為了應對疫情，各地普遍采取全員核酸檢測、區域管控、減少人員流動等措施，經濟運行也將承受較大壓力。

　　3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降至49.5、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降為48.4，雙雙跌破榮枯線，分別低于上月0.7和3.2個百分點。受疫情直接影響，非制造業景氣指數下降幅度更大。同時，疫情對制造業的影響也不容小覷。從制造業PMI細分指數可以看出，疫情影響導致人員到崗不足，交貨周期延長，物流運輸不暢，制造業供應鏈穩定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如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為46.5，低于上月1.7個百分點，是2020年3月份以來的低點。與國家統計局制造業PMI一致，財新中國制造業PMI也大幅下行至48.1。其中，生產指數和新訂單指數均為2020年3月以來最低。外需下降，運輸條件變差，出口新訂單指數創22個月來新低，制造業供給和需求收縮明顯。

　　二、 疫情可能影響整個上半年經濟運行

　　3月份本輪疫情集中暴發，而3月又是一季度經濟運行最重要的一個月，因此疫情對一季度經濟的沖擊也會比較大。從主要經濟指標看，3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和貿易順差分別占到一季度的32.8%、56.9%和27.2%（2016-2021年均值）。由于1-2月節日消費貢獻較大，因此3月份消費占比略低于三分之一。而3月份投資活動在整個一季度的占比則超過一半。封控措施將明顯影響項目施工，這將對一季度的投資造成比較大的沖擊。盡管3月貿易順差的占比相對最小，但從出口金額、發電量等指標看，3月的占比仍超過三分之一，因而3月疫情對我國外貿部門和工業生產的影響也將十分明顯。若根據支出法GDP中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和凈出口三者的占比作為權重，可計算得到3月份占一季度經濟的份額高達43%，而一季度經濟增加值約占全年的22.3%（2021年），初步估算3月份經濟增量約占全年的9%。

　　從目前防疫形勢看，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不會僅僅停留在3月。以上海為例，封控已經延續到了4月份。全面排查后的動態管理期間，經濟依然受到疫情防控的諸多限制。即使4月中下旬經濟逐步恢復，疫情的次生影響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拖累5、6月份的經濟增長。失去的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很難彌補。不少小微企業、工商個體戶面臨生存考驗。失業率將上升，消費潛力將下降。疫情反復也影響生產經營預期。疫后的經濟恢復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從數據看，4月雖然是二季度經濟占比最小的月份，但也在30%左右，而且4月份經濟增加值的規模與3月相當，亦接近全年的9%。整個二季度經濟增加值約占全年GDP的24.4%。

　　還要看到疫情沖擊的外溢效應。上海、深圳作為長三角和珠三角的核心城市，是我國內外循環的重要樞紐，經濟影響甚廣。2021年，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江蘇、浙江、安徽、上海）的經濟總量為全國的24.1%，已接近四分之一，其中上海市占全國GDP的3.8%；廣東省GDP占全國的10.9%，其中深圳約為2.7%（2020年）。此外，疫情引發的供應鏈阻塞對訂單的影響也不僅限于當期，而會延續到未來。如果疫情沖擊的影響長期化，全球供應鏈的調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中國的競爭優勢。

　　與當年武漢疫情相比，最近一輪疫情波及面更廣，疊加市場主體預期轉弱，其經濟影響不可小覷，甚至可能超過2020年。但也有積極的一面，那就是已經積累的經驗使政策應對更加成熟。因此，應盡快控制疫情發展，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實現全年經濟發展目標任務。

　　三、 房地產需求端調控可適度繼續放松

　　今年前兩個月固定資產投資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由負轉正，增速為3.7%，已經有較為明顯的改善。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業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因此，我國房地產調控的大方向不會改變，不會再回到原來的老路上去，不會再通過房地產大幅拉動經濟增長。我認為，目前我國房地產調控的主要目標有三個，一是防風險，即防止房企之間的風險傳染，以及房地產向金融的風險擴散；二是滿足剛性和改善性需求；三是保持房地產市場的平穩發展，以防拖累經濟。目前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的體量相當，所以，如果房地產投資大幅度下降，彌補起來會比較難。同時，房地產業的運行直接影響到建筑業和其他一系列產業，保持房地產業的平穩健康發展也有利于穩就業。

　　目前房地產領域合理的資金需求正在得到滿足，但行業仍處于調整期。本輪疫情對于房地產市場最大的沖擊就在于復蘇態勢可能因此而受阻。1-2月房地產運行雖然仍面臨較大壓力，但已經顯現企穩跡象。

　　疫情阻礙了行業復蘇勢頭，并從幾個方面給房地產行業帶來新的風險。一是降低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疫情會導致建安費用下降，從而影響房地產開發投資。初步估算，僅建安費用一項就可能造成3月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3.66%。而3月是一季度房地產開發投資的主要月度，2016-2021（不包括2020年）3月的房地產開發投資占一季度的比例平均為49.09%。按此計算，今年一季度房地產開發投資可能比正常水平下降1.80%左右。疫情還會通過銷售影響未來的房地產開發投資。二是嚴重沖擊房地產銷售。3月份30大中城市商品房日均成交面積僅為30萬平米，大幅低于歷史同期（近5年均值為49.4萬平米），其中，一線城市成交面積僅為7.38萬平米，同比下降44.34%。三是行業預期進一步惡化。現金流受阻是行業目前的主要風險，也成為行業預期惡化的主要原因。目前銷售回款已成為房企現金流的主要來源，因此部分房企資金流可能斷裂。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的房地產債務違約事件仍在發生，頭部民營房企的風險仍在持續。二季度大量房企美元債到期，成為又一個風險點。

　　如何緩解房企在疫情沖擊下陡增的現金流壓力？從供給端增加房企開發貸款，對房地產行業的幫助似乎更為直接，但此舉將增加金融機構的風險，在市場化條件下也難以有效實施。從房地產金融審慎管理的角度出發，需要建立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之間的防火墻。供給端保持緊平衡也能有效防止房地產企業回到過去依賴高杠桿、高周轉的模式。“三道紅線”和貸款集中度管理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應該堅持。因此，繼續從需求端邊際放松是現實的舉措。各地應靈活把握因城施策和全國統一政策的平衡，以不增加行業風險為底線，在緩解疫情影響的同時鞏固已經取得的調控成果。

　　目前各地的政策仍在調整，整體看來是在適度放松并體現了因城施策的精神。但熱點城市政策放松仍需謹慎。要謹防2020年疫情過后市場迅速過熱的局面再度出現。自去年9月政策調整開始，房企拿地和居民購房都在向熱點區域轉移，可能推高熱點區域的潛在風險。而三四線城市需要更多從供給端入手，因為人口流動趨勢很難逆轉，一味著眼需求端可能造成長期隱患。

　　四、 基建投資仍然是穩增長的重要抓手

　　與制造業和房地產投資相比，基建投資受到疫情影響相對較小，只是局部地區的施工進度延誤，不會面臨前兩者訂單下降、現金流受阻等困境。并且在固定資產投資中，基建投資的可控性較強，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推動經濟企穩、改善市場預期。因此，基建投資仍然是今年穩增長的重要抓手，并且在疫情沖擊下，基建投資扮演的角色將更為重要。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積極擴大有效投資。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部署和“十四五”規劃，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是國家重要的戰略部署。比如我國高鐵網絡的建設，無論從規模還是建設進度看，都是舉世矚目的，也極大推動了我國經濟發展、改善了人民生活。有大量的研究揭示了我國高鐵網絡的經濟效應，包括高鐵通車推動城市間經濟協同發展、提高工業企業勞動生產率、改善企業出口結構、促進服務業繁榮等。這些影響超出了人們對基礎設施投資的直觀感受，也顯著提高了我國經濟潛在增速。

　　因此，應正確認識基建投資在穩增長中的關鍵作用。基建當然要講究效益，但是基建的效益不能只看直接的效益，還要看它的帶動效益；不能只看它的短期效益，還要看它的長期效益；不能只看它的局部效益，還要看它的全局效益。據計算，2021年基建投資固定資本形成占當年GDP（不變價）的比例至少為8.39%。在不考慮乘數效應（基建投資拉動就業、收入和消費等）的情況下，基建投資增速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至少帶動GDP增速提升0.08個百分點。

　　今年我國開展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較為充裕。早在去年12月份，財政部就已提前下達今年1.46萬億元專項債額度。今年全年專項債額度為3.65萬億元，與去年持平。地方債發行也明顯加快。1-3月，地方政府債券共計發行18246億元，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其中12981億元為新增專項債（占全年的35.6%）。而去年1-7月份，地方政府新增專項債平均每月只發行了全年額度的5.3%。各省市地方債發行安排上，上海更是明確表示將爭取上半年完成全部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工作。此外，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6400億元（去年為6100億元），以擴大有效投資。

　　目前我國基建投資有不少項目儲備。我國人均基礎設施資本存量只有發達國家的20%-30%，且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仍然較大，農村人均公共設施投入僅為城鎮的五分之一左右。今年1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加快推進“十四五”規劃《綱要》確定的102項重大項目。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建設重點水利工程、綜合立體交通網、重要能源基地和設施，加快城市燃氣管道等管網更新改造，完善防洪排澇設施，繼續推進地下綜合管廊建設。可以說，今年將是我國的“基建大年”。

　　五、 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減稅降費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要求，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準、可持續。總體來看，今年財政政策的部署強調更加積極有為。盡管今年赤字率比去年有所下調，擬按2.8%左右安排，這有利于增強財政可持續性，但財政對實體經濟支持的力度并未減弱。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增加約1.5萬億元，規模近9.8萬億元，比去年增長18%，為多年來最大增幅。由于疫情影響較大，財政政策援企紓困、兜底民生的作用突出，應加快落實。

　　減稅降費是直接有效的方法。上億市場主體承載著數億人就業創業，保市場主體就是最大的保就業、保民生。企業能生存，就業就有保障，才能提高收入、促進消費，形成良性循環。這樣的舉措適合我國實際，也是行之有效的。2013年以來我國新增的涉稅市場主體去年納稅達到4.76萬億元。

　　減稅降費的規模從去年的1.1萬億元提高至今年的2.5萬億元，增加了1倍多。可以說，我國穩市場主體、保就業的力度是比較大的，這有助于改善市場預期，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2021年全國財政收入突破20萬億元，同比增長10.7%。同時，特定國有金融機構和專營機構依法上繳近年結存的利潤、調入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等，為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了可用財力。值得一提的是，2.5萬億元資金中，留抵退稅約1.5萬億元。退稅資金全部直達企業，對企業現金流給予直接支持。現金流改善有助于企業克服當前困難，煥發生機，增加投資。

　　六、 貨幣政策目前宜更注重數量型工具、積極配合財政政策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發揮貨幣政策工具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為實體經濟提供有力支持。2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同比增長9.2%，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同比增長4.7%，M1增速比上月末高6.6個百分點，M2與M1增速的剪刀差明顯收窄，這表明企業流動性增強。從信貸看，2月末人民幣貸款余額197.89萬億元，同比增長11.4%； 2月當月，人民幣貸款增加1.23萬億元，同比少增1258億元，但1-2月累計，人民幣貸款同比多增2621億元。

　　從外部環境看，3月16日，美聯儲宣布加息25bp，符合市場普遍預期。美國目前經濟熱、物價高，2月美國CPI同比增長7.9%，續創近40年來的新高。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是否能有效遏制通脹還有待觀察，因為美國這一次高通脹主要是由供給因素引起的，而供應鏈很難通過貨幣政策緊縮得到疏通，加息反而可能使投資成本增加，進一步抑制供給。但面對持續的高通脹，美聯儲不得不有所表現，加息可謂是不得已而為之。

　　短期內美國加息對我國貨幣政策實施產生的影響有限，因為美國加息是一個逐漸的過程。隨著美聯儲后續加息與縮表的啟動，中美貨幣政策背離加大，會帶來中美利差的進一步縮小。目前，中美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的差距已縮窄至0.2個百分點，與疫情以來2.5個百分點的高位相比，已大幅收窄，未來甚至可能倒掛，這些將影響跨境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匯率，我國貨幣政策邊際寬松的空間將受到一定擠壓。因此，目前我國貨幣政策宜更注重數量型工具的使用，以避免美國貨幣政策的轉變對我國的影響。

　　從資金量上看，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率和商業銀行的貸存比，是衡量金融體系流動性松緊的兩個重要指標。我國超準率去年年底為2%，比前年同期低0.2個百分點。接下來還應關注今年一季度超準率的情況。商業銀行的貸存比總體處于上升趨勢，今年2月份的最新數據為82.9%。而從資金價格看，2月份同業拆借和質押式回購加權平均利率均為2.06%，分別比上月高0.05個和0.02個百分點。以上數據表明，目前我國金融體系流動性并不寬裕。

　　財政發債，主要購買者是金融機構，所以需要保持金融機構流動性合理充裕。較低的市場利率也有利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這些都是貨幣政策配合財政政策的有效途徑。

　　目前我國物價不是宏觀政策較為寬松的制約因素。今年2月份，我國CPI同比增速僅為0.9%，與上月持平，核心CPI同比增速為1.1%，比上月低0.1個百分點。目前CPI與原材料價格走勢并不同步。2月，PPI和CPI剪刀差雖有所縮減，但仍高達7.9個百分點。與以往需求拉動型通脹不同，目前物價上漲主要源于外部，成本推動的壓力較大。上游價格能否順利向中下游傳導，是決定目前通脹走勢的主要因素。隨著疫情有效控制和消費恢復，PPI或向下傳導，今年下半年CPI可能回升。但目前我國CPI上升幅度有限，物價水平可控，長期通脹的基礎并不存在。今年3%左右的通脹目標為實施較為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留下了空間。

　　總而言之，疫情對全年GDP增速目標實現的影響不容小覷。但政策應對已更加成熟和積極。經過努力，全年GDP增速目標的實現可期。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銀行原參事，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