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議價領袖專欄作家 薛洪言

　　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經濟下行時尤其如此！

　　消費的重要性，源于消費是一切經濟活動的終點。市場經濟中，生產的東西賣得出去，是一切企業存在的前提。消費低迷，會逆向傳導至零售商、批發商、制造商，各行各業都會受損，業績下滑，失業增加，再次加劇消費低迷，形成惡性循環。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與抗疫工作同樣重要的就是穩經濟、穩就業，鑒于多數國家都是消費驅動型經濟體，穩經濟、穩就業的關鍵是穩消費。

　　從各國救市政策看，在央行降息放水拯救金融體系流動性的同時，各國財政部門相繼出臺“直升機撒錢”政策，直接向中低收入群體發錢，以確保消費不滑坡。

　　直接給錢簡單有效，但畢竟會加重財政負擔；相比之下，發揮市場力量，借消費金融之力促消費，更值得期待。

　　疫情之下，警惕消費貸款滑坡

　　長期以來，我國屬于典型的投資驅動型經濟體，經濟衰退時，大家更關注投資，以及與投資相關的企業貸款；但當前消費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對消費及拉動消費的消費貸款，應給予更多關注。

　　疫情之后，多地政府出臺了扶持中小企業政策大禮包，但很多市場調研顯示，企業最關心的還是訂單和銷售。沒有銷售，稅費減免是無本之木，貸款優惠也很難落地——銀行沒有膽量給營收下滑的企業發放貸款。同時，疫情的國際蔓延，讓大量的外貿型中小企業陷入困境，出口轉內銷，同樣需要借助消費的力量。

　　穩消費的重中之重是穩就業，但僅僅穩就業還不夠。穩就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就業關系到消費者的收入預期和消費傾向，但從收入角度看，短期之內，消費貸款的影響并不亞于薪資收入——消費貸款既是一種可供消費的“收入”來源，更直接關系到很多高負債群體的現金流。

　　一般而言，經濟衰退會加劇金融機構慎貸情緒，產生順周期的收縮效應。具體來看，疫情之下，逾期率上升，金融機構擔心資產質量惡化，主動降規模、提門檻；借款人對未來悲觀，借貸需求下降。而大數據模型強調實時風控，外部環境變差時，也會自動降低審批通過率。

　　種種因素下，若不進行積極干預，消費貸款會傾向于快速縮水。2020年2月末，金融機構家庭貸款余額55.5萬億元，較2019年末微增2196億元；其中，短期貸款余額13萬億元，縮水2.4萬億元。短期貸款，主要就是消費貸款。

　　消費貸款縮水會加劇借款人資金鏈緊張程度，導致更多的逾期，形成惡性循環，繼而對消費復蘇構成威脅。具體機制可用經濟學家歐文·費雪的“債務-通縮”循環來解釋。

　　簡單來說，負債家庭收入下降，但還本付息壓力不變，這種情況下，只能大幅度地緊衣縮食。當負債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時（現在就是），借款人的緊衣縮食會在宏觀層面產生顯著影響，導致總需求萎縮，大量企業沒有訂單，破產倒閉，更多人失業，更多人緊衣縮食，產生惡性循環。

　　同時，高負債家庭也多是易失業的中低收入家庭。經濟衰退時，他們面臨降薪失業、信貸斷糧的雙重打擊，會加重問題的嚴重性。

　　站在經濟學視角，消費是收入和消費傾向的函數。一般來講，收入越高，消費越多，但消費不會隨著收入等比例提升。舉例來說，年收入10萬時，7萬用于消費，3萬拿去儲蓄；年收入100萬時，可能30萬用于消費，70萬拿去儲蓄。隨著收入的提高，消費占比從70%降至30%，這就是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效應。

　　由于存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效應，收入下降時，相比中高收入群體，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水平所受影響更大。疫情之下，受影響最大的恰恰是低收入群體，這是各國政府第一時間“直升機撒錢”的重要原因，國內多個城市也積極發放消費券——只有穩住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水平，才能確保宏觀層面消費不滑坡。

　　問題是，中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來源有兩個：工資收入和消費貸款。直升機撒錢只是對沖降薪失業影響，若不阻斷消費貸款滑坡，依舊于事無補。

　　阻斷“債務-通縮”循環

　　從我國居民負債結構看，2017年之前，個人貸款高增長主要是房貸驅動；2017年之后，房貸增速開始下行，消費貸接棒，成為居民杠桿率持續高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

　　粗略來看，房貸借款人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而消費貸則以中低收入群體為主。從人群結構看，2017年以后，中低收入群體已成為驅動居民杠桿率快速增長的重要力量。

　　中低收入群體杠桿率的快速增長，部分用于消費，也有部分用于償還貸款。正常情況下，貸款消費和以貸還貸并不值得大力提倡，甚至需要加以控制；但疫情之下的特殊時期，阻斷消費貸款滑坡應成為監管政策的重中之重，潛在問題和負面影響等經濟趨穩后再說。

　　不妨拿美國次貸危機做例子。從微觀層面看2008年金融危機，沒能及時阻斷“債務-通縮”機制，被很多經濟學家視為危機升級的核心原因。

　　2001年之后，美國住房貸款大放水，很多低收入群體得以通過貸款買房上車，這部分貸款被稱為“次級貸款”。2004年起，美國進入加息周期，利率上升，于2006年刺破樓市泡沫，房價開始下跌，在“債務-通縮”機制下，次貸危機演變成金融危機（具體見《美國百年危機史：這一次，美聯儲也不靈了》）。

　　房價下跌讓一些房產變成負資產（房屋售價低于購房貸款未償還本金），貸款人不再還款，房屋被金融機構收回并通過拍賣公司拍賣。為追求快速回款，拍賣價格通常低于平均價格，而較低的拍賣價格又會拉低平均價格，加速房價下行，讓更多的房產變成負資產，更多的房子加入拍賣市場，此時，房價下跌的滾雪球效應產生了。

　　房價下跌會產生嚴重的財富縮水效應，在“債務-通縮”機制下，貸款購房家庭大幅降低消費支出，讓經濟深陷衰退之中。雪上加霜的是，危機發生后，很多房貸家庭個人信用分受損，再貸款能力下降，現金流緊張，消費支出遲遲難以恢復。

　　數據顯示，直至2011年，美國每4套住房抵押貸款住房中仍有1套處于負資產狀態。家庭消費的持續低迷，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美聯儲的放水政策有效性。結果是，盡管美國股市于2009年初即恢復漲勢，但經濟復蘇持續乏力，直至2015年底，美聯儲才敢放心地步入加息周期。

　　事后反思，美國一些經濟學家提出，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若采取諸如“強制破產”“本金減記”政策降低債務負擔，同時暢通高負債家庭的再貸款機制，將大大加快美國經濟復蘇進度。

　　“以人為鑒，可明得失”，就當前國內情況看，促消費需阻斷“債務-通縮”循環，扭轉消費貸款縮水趨勢應成為第一要務。

　　五大舉措，激活金融機構放貸積極性

　　疫情之后，監管機構普遍放松了監管要求，如提高小貸公司的杠桿率上限，加速批復消費金融公司設立申請等。把韁繩放松，有助于創造一個寬松的放貸環境，但現在問題出在主觀層面——金融機構主觀上不愿意放貸，借款人主觀上不愿意借錢——單純靠放松監管，效果有限。

　　就好比疫情期間，很多國家取消防疫用品關稅，卻并不能有效解決防疫物資緊缺問題，因為瓶頸不出在關稅上。特殊時期，需要猛藥，試舉如下：

　　一是適當放寬利率定價權。36%的上限仍應堅守，但是否仍要對24%設限，不妨酌情考慮。在不確定的環境下，客群風險上升，適當放寬利率定價權，能有效激活貸款機構的放貸積極性。

　　二是發放“免息券”，精準促消費。財政部門可以發“消費券”，金融機構也可以發“免息券”。疫情之后，蘇寧任性付聯合十余家銀行推出“24期免息分期活動”，用戶在蘇寧易購平臺購買手機、家電、3C、珠寶、箱包等商品，最高可享受24期免息分期優惠。金融機構出資金、零售企業出場景，精準促消費，效果很好，不妨全行業推廣。

　　三是厘清責任邊界，激活線下場景分期。疫情之下，線下場景歸零，教育分期、裝修分期、旅游分期等線下分期也接近歸零。當前，線下消費場景開始復蘇，但線下場景分期卻沒有同步復蘇。

　　近年來，線下場景分期屢屢爆出場景方跑路問題（長租公寓、教培機構等），金融機構屢屢受牽連，對線下場景開始敬而遠之。其實問題關鍵就是責任邊界不清晰，金融機構承擔了不應承擔的責任，只要能明確責任邊界，讓金融機構無后顧之憂，就能重新激活線下場景分期的活力，為線下消費復蘇貢獻力量。

　　四是放寬不良貸款口徑，松開金融機構手腳。2019年以來，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口徑全面收緊，從防控風險的角度看是好事，但當前環境下，過嚴的不良貸款口徑只會加劇金融機構順周期效應，加重金融機構慎貸情緒。

　　僅就消費金融來講，雖然借款人逾期率攀升，但主要是疫情短期沖擊所致，中長期看，勞動力緊缺的宏觀背景下，借款人不難找到工作、償還貸款，逾期轉化為真實損失的概率很低。此時放寬不良貸款口徑，既能激活金融機構放貸積極性，長期看又不會惡化真實損失，值得嘗試。

　　五是暢通金融機構資金獲取渠道，鼓勵銀行開倉放糧。穿透來看，銀行已成為各類消費貸款機構的主要資金方。疫情之下，危與機并存，多數機構選擇關上閘門、提高門檻；也有機構愿意逆勢擴張、做大市場份額，但苦于無米下鍋，沒有錢。作為資金方，銀行或基于資產質量擔憂，或憂慮數據合規影響，普遍提高資金合作門檻，掐住了很多消費貸款機構的資金管道，這些機構恰恰是服務低收入客群的主力軍。

　　在此背景下，監管機構可出臺專門政策，鼓勵銀行與非銀行消費金融機構合作，對于一些含混不清或以訛傳訛的潛在合規風險，予以清晰解讀說明，解除銀行后顧之憂。

　　市場失靈與調控之手

　　危機之下激活金融機構放貸意愿，一直是各國貨幣政策的難題。

　　如花旗集團前CEO查克·普林斯所說，“只要音樂奏響，你就必須起身跳舞”，金融機構放貸行為往往存在羊群效應——如果每家銀行都在放貸，那么你的銀行也不得不放貸，否則你的市場份額會被搶了去；但是當音樂停歇，大家都停了下來，你也不得不停下來，否則你接手的就是各種不好的資產，成了其他抽貸者的接盤俠。

　　疫情之下，逾期率攀升，一些金融機構提高了放貸門檻，為避免成為接盤俠，于是，更多的金融機構不得不提高放貸門檻。在行業層面，就出現了個人短期貸款的快速縮水。從危機應對的角度看，市場是“失靈”的，需要有形的調控之手扭轉趨勢。

　　2019年末，我國居民杠桿率已升至55.8%，雖然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2018年末為72%），但過快的增速已積累不少問題，如特定群體的過度借貸、以貸還貸等。2019年下半年起，監管全面趨緊，大量不合資質的互聯網放貸機構退出行業，整改形勢一片大好，趨緊是對的。但是，新冠疫情出現后，宏觀形勢大變，消費金融的政策重心也應及時調整，前期趨緊的政策需要松一松。

　　當前放松監管，也并非沒有憂慮。比如，前期的嚴監管政策是否會功虧一簣？過度借貸的問題怎么辦？居民杠桿率的快速上升怎么辦？一方面，應著重進行結構性調整，以促消費為導向制定政策細則，有保有壓；另一方面，還是凱恩斯那句話，“長期看，我們都是要死的”。當一個人心臟病發作時，并不是向他說明應該少吃紅肉的最佳時間。

　　參考資料：

　　1、[美]阿蒂夫·邁恩，[美]阿米爾·蘇非，《房債：為什么會出現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轍》，中信出版社，2015．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副院長，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