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莫開偉

　　據媒體披露，錦州銀行近日公布了未經審計的2019年年報，雖然虧損額大幅減少，但資產質量繼續惡化，不良貸款率持續攀升，資本充足率也在全面下滑。

　　具體數據是：營收達232.45億元，同比增長9.2%；凈虧損為10.62億元，相比上一年45.38億元的虧損，大幅減少。但是從2016年至2019年資產質量持續惡化，不良貸款從2016年1.14%上升到2019年的6.52%，不良率翻升了好幾倍；就資本充足率而言，截至2019年末，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5.14%，比上年末下降0.93個百分點；一級資本充足率為6.46%，比上年末下降0.97個百分點；資本充足率為8.39%，比上年末下降0.73個百分點。

　　從這些數據來看，按照銀保監會對中小銀行機構監管指標及國際巴塞爾協議要求，錦州銀行確實存在一定的經營風險。通常監管部門不良貸款率最高警戒線是不能超過5%，錦州銀行達到了6.52%（這還僅僅只是賬面上的數據）；在資本充足率方面，通常對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充足率要求最低不少于8.0%和，而錦州銀行分別只有5.14%和6.46%；對資本充足率要求最低不少于10.5%，而錦州銀行只有8.39%，三個指標離監管要求還有不小距離。

　　從錦州銀行2019年其他數據看，負債結構嚴重不合理，與資產極不匹配。2019年各類存款為4046.08億元，當年發放貸款和墊款就高達4，118.20億元，存貸比高達101.78%；就是說資金運用嚴重超負荷，資金流動性存在較大的風險；如果沒有央行330億元貸款，錦州銀行可能早就難以維持正常經營。

　　對于錦州銀行陷入經營困局和存在的風險，央行和銀保監會決定實施不同于包商銀行由央行直接接管的風險處置模式，而是對錦州銀行實施更為市場化的引進戰略投資的模式。

　　當然，對于兩家銀行實施這兩種風險處置模式，他們所處的風險背景也確實不一樣，曾經滿身光環的包商銀行經營風險形成的原因，按照央行及銀保監會官方披露：包商銀行出現嚴重信用風險，為保護存款人和其他客戶合法權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有關規定，人民銀行、銀保監會會同有關方面于2019年5月24日依法聯合接管包商銀行，接管期限為一年。明眼人一看便知，嚴重的信用風險，簡單地說就是指由于信用活動中存在的不確定性而導致銀行遭受損失的可能性，確切地說，是所有因客戶違約而引起的風險。比如資產業務中借款人無法償還債務引起的資產質量惡化；負債業務中的存款人大量提取現款形成擠兌等等。對于這類原因引發的風險，如果沒有央行注資和接管是很難化解風險的。

　　而錦州銀行目前的問題主要限于流動性存在一定困難導致負債結構不合理、不良貸款率上升、資本充足率下降等幾方面的問題，遠遠沒有到經營“揭不開鍋”的嚴重局面，只要經過引進戰略投資者通過定增方式注入資金，來破解錦州銀行目前的經營困局還是有可能的。

　　通過這種方式從理論上看還是有一定作用的；而且，錦州銀行已經在3月初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實現120億元定增。根據錦州銀行公告，該行于1月23日與北京成方匯達企業管理有限公司（簡稱“成方匯達”）及遼寧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訂立認購協議，兩家公司按每股1.95元以現金認購共計62億股股份，占定向增發完成后該行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總額約44.34%，上述認購募集資金凈額預計約為120.9億元，擬用于補充錦州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同時，還將錦州銀行1500億元不良貸款打三折出售給不良資產管理公司。4月3日，錦州銀行公告稱，于2020年3月31日與買方“成方匯達”訂立資產處置框架協議，該行出售處置資產，代價為人民幣450億元，該款項擬用于的一般性運營資金。通過這兩項措施，大大稀釋了該行不良貸款率，提升了資產質量、降低了資本占用，也提升了資本充足率和改善了流動性，避免了流動性風險，有效增強了風險抵御能力，降低了錦州銀行的風險。同時，今年2月20日，錦州銀行還與中國銀行遼寧省分行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資金融通、同業投資、票據業務、資產轉讓、貿易融資等業務領域開展全方位合作，實現資源共享，更能有效提振錦州銀行的經營活力。

　　但僅僅通過這種引進戰略投資者方式就能有效破錦州銀行經營之困嗎？我覺得未必，因為引進戰略投資者可在增強錦州銀行資金實力、改善公司治理和經營機制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如果不及時改變中小銀行目前經營管理體制或經營模式的話，引進戰略投資者的作用有限，或者說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效力遠遠難以化解目前中小銀行機構存在的經營風險。

　　從錦州銀行不良貸款率逐年增高（2016年至2019年不良貸款率分別為1.14%、1.04%、1.53%、4.99%、6.52%）、資產質量惡化的情況看，雖然官方沒有說明原因，且錦州銀行自身也只是一些零散的模棱兩可的說法：“在年報中指出，預計本次新冠疫情將對整體宏觀經濟及部分企業生產經營造成一定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本行信貸資產和投資類資產的收益水平及資產質量。”這一說法有點過于強調客觀原因，至于因為信貸經營方向及信貸管理等主觀方面原因造成的不良貸款上升、信貸資產惡化卻沒有透露。

　　事實上，盡管錦州銀行沒有說，但除了當前國內外經濟不景氣因素導致企業貸款違約率升高而使銀行信貸資產質量惡化之外，與銀行自身主觀經營原因導致不良貸款大幅上升存在很大的關系。目前中小銀行機構在信貸經營管理上存在的通病是：一是不少銀行機構盲目追求業績，將貸款投向高風險高回報產業項目，還有盲目壘大戶現象突出，宏觀經濟政策一有風吹草動，就容易導致貸款出現風險，比如之前一些中小銀行將過多的貸款集中投向于房地產及其他高風險產業領域，當宏觀貨幣信貸政策有所調整時，就讓不少房企出現資金斷鏈進而波及銀行信貸資產安全。還有些中小銀行機構經營違規，大打監管“擦邊球”，比如前期因金融市場亂象，出現了大量資金流向房地產、樓市、股市，或者參與其他資金空轉套利項目的投資出現了問題，或者購買大量企業債券因企業大面積違約而導致資金收不回，這些都有可能惡化銀行整體資產負債表，引起資金運用困難，使得正常經營難以正常維持。二是公司治理形同虛設，信貸內控機制存在失靈現象，在信貸管理上“一把手”說了算現象普遍存在，貸款流程也只是一種形式，導致了巨額信貸投放失誤，或者存在高管重大信貸不正當利益輸送行為，使得大量貸款形成呆賬而無法收回，從而影響銀行的資金來源與資金運用的平衡，也導致了大量信貸呆壞賬發生，使得中小銀行機構資金運用困難和難以為繼。三是理財新規發布之后，清理影子銀行，將非標業務并表等原因，使得前期的一些違規業務不斷收縮，尤其是非標業務并表有可能引發資產負債的進一步萎縮，加上理財新規對理財產品行為的規范約束，在很大程度制約了中小銀行的業務開展，使得資金信用方面出現了一定的危機。

　　可見，中小銀行信貸管理模式不改變，信貸經營方向不端正，逐利動機不遏制，信貸內控機制不完善，即便引進戰略投資者，經過幾年經營之后，難免重回經營風險老路，難以真正逃出資產質量惡化的怪圈。

　　同時，從包商銀行和錦州銀行風險處置措施看，我覺得央行及監管當局對存在高風險的中小銀行機構不能過于“遷就”，事實上無論包商銀行還是錦州銀行都是央行在“兜底”風險，這次錦州銀行名義上是引進戰略投資者，但實際上也是央行充當了最后的風險“兜底”人。因為據官方披露，盡管匯達資產托管的全部股權由中國信達以名義股東身份直接和間接持有，但匯達資產托管及成方匯達均為中國人民銀行所管理的企業，其全部經濟利益及其投票權均由中國人民銀行持有及控制。事實上購買錦州銀行1500億元不良資產所支付450億元是間接由央行出資。如果所有中小銀行機構一出現經營風險，而不是通過走正常的破產程序讓其破產實現安樂死，不及時建立中國銀行業正常的有生有死的市場退出機制，我國中小銀行機構經營管理方式又怎能會邁入審慎經營的軌道？中小銀行遵紀守法、規范市場秩序的經營敬畏之心又怎樣真正確立？中小銀行優勝劣汰的生態環境又怎能實現？

　　說實話，對于錦州銀行來說，如果不是央行一而再、再而三地將其貸款增加到330億元，其風險又怎能累計到現在這種狀態？因此，我國要推進銀行業改革、遏制銀行業風險，最關鍵的一招是應盡快頒布和實施《中小銀行機構破產條例》，讓一些經營挽救無望、或越挽救累計風險越大的中小銀行真正能夠依法“安樂死”，方能徹底打掉一些中小銀行的不良經營幻想，讓他們真正繃緊安全經營之弦，不再不計風險后果盲目地經營與擴張，也讓民眾真正樹立金融投資風險意識，選擇可以信賴的銀行去存款和進行其他投資理財，從而真正為我國銀行業生態化營造有利的社會經濟環境。

　　(本文作者介紹：知名財經評論人、獨立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