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薛洪言

　　中國家庭資產結構中，七成為房產；負債結構中，五成為房貸。2015年以來房產增值的財富效應，很大程度上稀釋了負債增長的債務壓力。負債增長快，資產增值更快，所以，2019年的家庭資產負債率反倒比2015年降低0.6個百分點。當然，房產不能直接償債，但較低的家庭資產負債率給調控政策提供了較大的回旋空間。

　　2020年，“監管全面收緊”一力承包了消費金融機構的焦慮來源。年化利率上限24%的傳聞、遲遲未落地的助貸和聯合貸款新規、防止居民杠桿率快速提升的表態、小貸公司分級監管的風向等，無不讓消金機構心生疑竇，對未來發展不敢抱有信心。

　　隨著居民杠桿率快速提升，消費貸款監管在收緊；但究竟要收多緊，取決于國人的債務負擔究竟有多重。消費金融機構的發展空間，要看居民部門的負債空間。

　　中國人的債務負擔有多重？

　　相比經營貸款和購房貸款，純粹的消費貸款總是讓人警惕，因為經營和購房是一種投資行為，能直接增加收入，而消費只是單純的花錢而已。所以，當高速增長的負債用于消費而非投資時，發生債務危機的概率會快速增大，尤其是出現過度負債時。

　　怎么才叫過度負債呢？

　　微觀層面容易判斷，一旦借款人感受到明顯的還款壓力，就要停止借錢了；宏觀層面則不同，做不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精準，多數情況下，只能通過國際比較做一個粗略判斷。

　　具體來說，衡量負債水平，有幾個不同的指標，下面分別看一下。

　　（1）居民杠桿率

　　居民杠桿率=居民負債總額/GDP。2019年3月末，中國居民杠杠率為53.6%，53.6元債務對應100元GDP，但畢竟GDP不是償債來源，所以居民杠桿率并不能準確反映償債能力。

　　這個指標，方便進行跨國比較，反映一個國家居民的相對負債水平。從國際比較來看，雖然增速較快，我國居民杠桿率距離發達經濟體仍有空間。

　　（2）家庭資產負債率

　　家庭資產負債率=居民負債總額/家庭總資產。相比居民杠桿率，家庭資產負債率以總資產為分母，能更準確的反映償債能力。比如總資產100萬的家庭，借款10萬，給人的感覺便是可以承受的。

　　據瑞信全球財富報告數據，2019年，我國居民家庭資產負債率為7%，相比英美日等發達國家，仍有一段距離。

　　中國家庭資產結構中，七成為房產；負債結構中，五成為房貸。2015年以來房產增值的財富效應，很大程度上稀釋了負債增長的債務壓力。負債增長快，資產增值更快，所以，2019年的家庭資產負債率反倒比2015年降低0.6個百分點。當然，房產不能直接償債，但較低的家庭資產負債率給調控政策提供了較大的回旋空間。

　　（3）家庭負債收入比

　　家庭負債收入比=居民負債總額/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反映的是借款人可支配的現金流，是償債能力的直接反映。

　　2018年末，中國家庭負債收入比為121.6%，即100元可支配收入對應121.6元債務。不過，可支配收入是當年收入，而負債總額則可能涵蓋未來20年里分批償還的長期借款（如房貸），所以，即便家庭負債收入比超過100%，也不意味著償債能力有問題。

　　國際比較來看，韓國家庭負債收入比為154%（2016年水平），多數OECD國家也都在150%以上，國內121.6%的水平不算夸張。

　　日韓消費金融經驗：增長、危機及監管

　　從三個指標來看，中國居民負債水平距離發達經濟體仍有距離，為消費金融中長期發展奠定了基礎，但過去幾年內增長太快，積累的問題和泡沫也急需消化。

　　從國際經驗看，消費貸款的快速增長幾乎總是伴隨著債務問題，日韓的經歷常被拿來作為前車之鑒。

　　（1）日本

　　以日本為例，20世紀80年代初，消費貸款市場快速擴大，高利貸、過度負債、個人破產等現象激增，一度引發廣泛關注。不過，當時日本正處于“經濟奇跡”階段，股市、樓市雙泡沫，巔峰時，“賣掉一個東京可以買下整個美國”。在資產升值的財富效應下，居民高負債并未演變成大問題。

　　20世紀90年代后，資產泡沫破滅，日本經濟陷入失去的“二十年”。股價、房價暴跌，居民總資產急劇縮水，家庭資產負債率急劇升高，泡沫掩蓋下的高負債問題再次激化。同時，居民收入增速放緩，高負債問題很難在經濟增長中自行消化，長期拖而不決，導致需求下降、效率低下，反而成為經濟復蘇的阻力。

　　2004年之后，日本重新修訂《破產法》《貸款業法》和《分期付款銷售法》，對消費貸款全面收緊。如規定消費貸款總金額不得超過借款人年收入的1/3、貸款利率不得高于20%、高壓懲治黑市金融（非持牌放貸行為）、嚴禁誘導分期消費等，對于個人破產審理，也制定了更為寬松的條件，緩釋破產對借款人的影響。

　　（2）韓國

　　韓國消費金融業務以信用卡為主，占比在95%以上。韓國信用卡業務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但真正的繁榮增長出現在1998年之后。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韓國把信用卡當作刺激內需的抓手，全面放松信用卡監管。1999-2002年間，韓國信用卡發卡量從3900萬張增至1.04億張（彼時韓國人口4800人），人均持卡2.16張；信用卡使用額度從91萬億韓元（810億美元）增至623萬億韓元（5253億美元），增長5.8倍。

　　快速增長背后是無序發展，發卡機構大力拓展無收入者和未成年人客群，很快引發了信用卡危機。2003年末，韓國信用不良人口達到370萬人，占經濟活動人口的18%，占總人口的7.7%，元氣大傷。

　　之后，韓國采取一系列收緊和補救措施，如限制現金取現比例、限制授信額度，收緊信用卡公司融資規模、規范競爭等，同時成立信貸恢復委員會幫助借款人解決信用問題。經過兩年調整，韓國信用卡業務重新回到上升趨勢，卻終究回不到2002年的巔峰時刻。

　　2020年會發生個貸危機嗎？

　　日韓兩國都因消費貸款的快速增長產生債務問題，中國居民負債這幾年快速增長，會不會引發嚴重的個貸問題呢？

　　先給出答案：不會！

　　前面已經論證了中國居民負債總量可控，下面從增速、結構和政策三個視角看一下。

　　（1）增速可控

　　早在2017年底，監管機構就開始著手控制，限制現金貸、強化資本充足率、強調持牌經營，給過熱的消費金融剎車；之后，又陸續對校園貸、場景貸（租房分期、教育分期等）進行結構監管，嚴打高利貸、暴力催收行為，基本切斷了非持牌機構的發展空間，成功把消費貸款增速降下來。

　　（2）結構可控

　　雖然居民整體負債仍有空間，但年輕借款人占比高，結構性的過度負債問題不容忽視。

　　數據顯示，主流消費貸款機構90后用戶占比大多在40%-50%之間，他們收入低、負債高，償債現金流緊張，很多人存在多頭借貸問題。

　　不過，年輕人的收入增長曲線陡峭，只要拉長期限，債務問題不難化解。舉例來說，幾萬元的貸款可能把一個大學生壓得喘不過氣來，工作兩年后，償還債務卻不成問題。

　　所以，只要控制年輕人的新增借貸規模，存量債務可以交給時間消化。從這個意義上，調控政策要穩，穩住存量、控制增量，幾年以后，結構性壓力自會消解。

　　（3）政策可控

　　在2019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到“我國金融體系總體健康，具備化解各類風險的能力”。在債券爆雷、民營企業頻現債務困境、居民杠桿率快速提升的背景下，這個底氣從何而來呢？

　　除了金融機構治理能力的顯著提升外，更重要的是債務的幣種性質——內債為主。只要是內債，監管機構就有的是辦法解決。瑞·達利歐曾在《債務危機》一書里總結道，

“我發現在幾乎所有的債務危機中，只要債務是以一國的本幣計價，則決策者都有可能妥善處理。因為決策者擁有靈活性，可以把債務問題的不良影響分散至未來若干年，這樣債務問題就不是大問題。”

　　想一想上世紀末，國有銀行隱形不良率高達40%，技術上已經破產。國家層面新設四大資產處置公司接手萬億不良負債，以時間換空間，伴隨著經濟的增長，不但國有銀行煥發新生，四大資產處置公司也賺得盆滿缽滿，成長為金融巨頭。

　　時間是化解本幣債務的良藥，消費貸款都是本幣債務，即便問題嚴重，政策層面的施展空間也足夠大。

　　需關注輿論環境的改變

　　當前，宏觀層面仍要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就消費金融而言，政策目標是穩住居民杠桿率的增速，而非從絕對量上降低杠桿率，后者不利于保持消費穩定。

　　2020年，監管仍會趨緊，但不體現在總量上，體現在結構上：鼓勵持牌機構發展，弱化非持牌機構；提高低息貸款占比，降低高息貸款占比；降低現金貸占比，鼓勵消費貸款促消費，讓每一分杠桿都切實服務實體經濟；……

　　消費金融機構應順勢做好結構調整，卻不必過多憂慮嚴監管，真正需要關注的是輿論環境的改變。

　　這兩年，在各類校園貸、套路貸、暴力催收事件的持續發酵下，消費貸款“清譽”不再，甚至有了“人人喊打”之勢。2019年，“割韭菜”遭人唾棄，不少人把消費貸款也視作一種割韭菜——割年輕人的韭菜，觀點荒謬，卻贏得不少聲音的支持。

　　這表明，社會輿論對消費貸款的容忍空間在快速收縮，消費金融機構“犯錯”的輿情成本大幅提升。2020年，很可能一個負面輿情就毀了一個拳頭產品，不得不慎重。

　　回到根子上，還是要合規經營。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