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管清友

　　中國的特殊性在于市場規模和深度仍足夠大，還有很多牌可以打，有辦法改變或者部分改變經濟增長的軌跡。

　　我的演講主題叫做《南渡北歸，西進東出》。

　　其實是想從“南渡”“北歸”“西進”“東出”四個思維展望未來，讓我們盡可能地去看到隧道里的一些微光。

　　“南渡”

　　什么叫“南渡”呢？上北下南，南渡就是經濟處在減速期，而且減速期時間比較長。

　　從宏觀研究角度來講，我們不可能完全準確地預見未來哪一年這個減速期會結束，但是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國際比較，因為有一些經濟體曾經走過我們這樣的路徑。

　　根據我們有限的樣本統計，大概看到在高速增長30年以后，一般的經濟體都會有平均20年左右的減速期。

　　美國在80年代也經歷了15年的嚴重滯脹，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剛剛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過渡到發達經濟體的這些國家和地區，大概都會經歷這么一個階段。

　　實際上，我們已經經歷了十年——GDP增速從2009年的9.1%到現在6.0%。對于這樣一個階段，中國表現比較特殊，無論是從國際比較還是從歷史維度考量，即便在減速期里，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是相對比較高的。

　　可能很多人會問，真的會再經歷十年嗎？實際上這樣的比較本身是比較粗放的。

　　中國的特殊性在于市場規模和深度仍然足夠大，我們還有很多牌可以打，可以有辦法改變或者部分改變經濟增長的軌跡。盡管我們很難改變長期減速的趨勢，但在兩三年內，我們可以通過一些舉措來改變經濟周期的軌跡。

　　于是，問題就變成了：經濟增長要不要“保6”？

　　一部分觀點認為，因為6%是保不住的，所以索性不要保，就讓它下去，市場可以迅速地出清。

　　另外一部分觀點則認為，如果經濟下滑過快，可能會讓原本沒有風險的企業陷入風險中。因此，為了穩定就業及防范風險，采取必要的稍大的逆周期調節還是非常重要的。

　　我個人更主張“保6”。

　　最近這些年，我們的GDP增速從9%到8%用了3個季度，從8%到7%用了14個季度，從7%到6%經歷了17個季度，這當中有逆周期調節的作用，經濟越是往下走，下一個臺階所需要的時間越長，這就給我們的宏觀管理政策提供了一個空間。

　　當然，我們也知道這個6%大概率是保不住的。

　　這是我們說的難度，所以長周期和短周期大概就是這么一個特點，希望大家做到心中有數。

　　“北歸”

　　關于“北歸”，我從兩個層面跟大家一起分享。

　　既然經濟處在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下行期，那么從企業家和投資者的角度來講，其實大家各有各的選擇。

　　從企業家的層面，我發現企業的擴張確實是有邊界的。

　　最近幾年許多企業的擴張停不下來，無法適時地止步，可能是因為創始人的基因，可能是因為這個行業所處的賽道，也可能是維持內部整齊劃一或者團結的需要，但最后卻導致了崩潰，因此，對于現存的很多企業，有這么幾個方面可以參考。

　　?第一，從經營的角度，確實從流量的橫向擴張轉向縱向的流量變現，這是一個從增量經濟時代向存量經濟時代轉變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當中，通過流量的擴張提高估值，通過提高估值再去進行新興的投資，這種方式可能就要結束了。

　　?第二，從公司的規模來講，過去是“大而不能倒”，現在是“大而可以倒”，而且倒的還不少。未來五到十年里，企業的擴張思路將從“大而不能倒”轉向“小而美”。就是生意不是往大了做，而是往小了做。

　　?第三，從經營策略來講，從快速擴張到穩健型經營的轉變。

　　對于投資者而言，賺快錢不再那么容易，風險越來越大，坑也越來越多。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還是要更多地關注所謂的硬核資產。

　　硬核資產的特點是：有實實在在的價值，相對比較稀缺，同時相對比較安全，流動性更好。同時符合這四個條件的資產其實非常少。

　　從股票市場來考量，一些優質資產它們的籌碼可能會進一步集中，集中到一部分以價值投資為理念的外資手里，集中到一批公募、私募基金手里，這些籌碼可能會進一步鎖定在機構里，而不放手。因此，未來買到優質籌碼的機會越來越少。

　　“西進”

　　接下來是“西進”。

　　想給大家介紹一下國際上的一些經驗和教訓。今天選了三個經濟體的變化。

　　一個是日本，從經濟指標上來看，日本在80年代末期以后，人均GDP水平基本疾馳在3萬到4萬美元的高位區間里，沒有發生太大的本質變化。

　　從這個維度來看，日本的經濟陷入到相對停滯的狀態。這種狀態進一步影響到了它的企業，影響到了國民的心態，影響到了社會階層的變遷。

　　韓國的情況恰恰相反，韓國在90年代末期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進行了相對比較徹底的結構化改革，它的人均GDP從一萬美元到現在接近三萬美元，1998年韓國人均GDP達到一萬美元時，和現在中國的境況很相似，因此它的許多經驗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需要避免的，是類似阿根廷這樣的案例，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這個國家就開始走向國有化、高福利、高稅收、寬貨幣……結果財政陷入惡性通脹、高外債這樣的惡性循環。這種情況我們要極力避免，吸取教訓。

　　“東出”

　　最后，我們說“東出”，也就是中國怎么辦？

　　實現“東出”，我自己總結有這么幾條。

　　第一位的是解放思想。無論是對國際關系的處理，還是對國內宏觀經濟的治理，以及對民營企業的態度等，都需要解放思想。

　　接下來是強化市場、放松管制、改善供給，以及在供給側進行更大力度的改革。

　　最后一條是激發活力，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短期來說，還是要堅定不移地“保6”，防止經濟過快下滑以及過快下滑帶來的風險釋放，甚至帶來不可控的風險。

　　我們的赤字率只2.8%，因此在財政上確實沒有必要那么保守，如果能啟動央地財政改革的話，結果會更好。從2020年短期的總需求管理來看，財政政策的作用可能要遠遠大于貨幣政策。

　　?第二，要激活教育。

　　在亞洲金融危機后，教育其實經歷過一輪改革，這20年里我們看到了成效，也看到了一些不足。未來，如何充分調動民間資本的積極性去辦教育，去增加教育類的公共服務，實現公用事業部分的民營化，是一項既能應對短期的經濟下行，也能為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的重要舉措。

　　?第三，要激活文化。

　　經濟下行的時候，往往是文化、娛樂、文學興盛的年代，應該是許知遠這樣的知識分子興盛的年代。但是我們對于文化還有很多不太必要的，甚至有些過度的管制。

　　這個領域其實韓國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好的經驗，他們在90年代末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其中一項重要的舉措就是文化旅游。傳承中國文化，講述中國故事，實現中國夢是需要我們去放松管制、激活文化，而這一點其實在今天這個經濟下行期顯得尤為重要。

　　?第四，激活醫療。

　　從每千人病床數來看，我們和日本、韓國、德國、中國香港地區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隨著中國步入老齡化社會，人們對于醫療、醫藥、醫美這些領域的需求越來越大，醫療在未來10年到30年間，都是充滿想象力的領域。

　　所以，我們可以從很多領域去放松管制，強化市場因素，在供給端去改善我們的管理、管制，給經濟增長釋放空間。

　　從國與國之間比較的話，中國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仍然是全球最大，盡管外部國際環境和內部環境遇到一些壓力，但是放長遠來看，中國的增長潛力還是巨大的。

　　中國人追求財富的夢想，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企業家的創新是經濟生生不息的原動力。希望中國能有好的應對短期和長期沖擊的策略，并且能夠把牌打對，把路走對。

　　(本文作者介紹：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