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管清友

　　我很想說說最近一百年以來中國的變遷，這是一個宏大的歷史敘事。限于能力和經歷，我也只能從過去100年、40年、10年、3年、1年以及未來10年這幾個重要時間節點和時間跨度出發簡單做一個梳理，幫助大家從宏觀上看清從百年滄桑到大國崛起的發展歷程，從微觀上感知身邊正在發生的種種變化，并對未來趨勢有更清晰全面的認識。

　　導讀

　　一、100年：百年未有大變局與歷史的轉彎處

　　二、40年：中國做對了什么？

　　三、10年：全球貨幣政策大實驗陷入困境

　　四、3年：金融王氣黯然收

　　五、1年：非典型寬松

　　六、未來10年：中國的不變量

　　100年：百年未有大變局與歷史的轉彎處

　　先看100年跨度，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時間跨度太長，和自己的關系不大。其實從長遠來看，在歷史洪流中，能夠左右歷史進程的只有少數人，大部分都很渺小，只能順勢而為甚至隨波逐流。大部分人是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歷史洪流。因此，我們必須從大歷史觀理解中國發展，尤其是當前正處于歷史的轉彎處。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總書記權威的戰略判斷。早在2012年11月15日，習總書記在主持召開十八大后新一屆軍委班子第一次常務會議就首次提出“世界正發生前所未有之大變局”。十九大報告更是明確提出“當今世界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之后在接見中國駐外使節、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等大型活動中多次提及，引發國內外高度關注。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并不是孤立的，是和中國國內的發展判斷相聯系的，實際上后面還有一句，“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雖然長期和短期、內部和外部諸多因素雜合導致外部摩擦沖擊持續升級、內部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大變局已至，危和機并存，但窗口期還在，如果能成功實現化“危”為“機”，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會實現。

　　“大變局”最早出現在1874年李鴻章給同治皇帝的一封奏折中，說的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后來確實發生了三千年巨變，持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帝制轟然崩塌，從帝制走向了共和。我自己理解，不一定對，現在提到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百年也只是一個虛數，也許時間維度還會更大，可能涉及到100年，也可能到300年，還有可能到500年甚至1000年，涉及到貿易、技術、經濟、政治、軍事等諸多領域的戰略問題，與企業和個人發展密切相關。對此，應該至少從以下兩個維度來理解。

　　1、300年來，工業革命后的西方優勢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有人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至少是300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實在農業文明進化到工業文明之前，中國和西方并沒有太大的差距，真正拉開差距也就是學者講的大分岔理論大概是從明朝后期開始。1881年開始的三次工業革命都是西方社會主導引領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時，中國還沉醉在所謂“康乾盛世”中，奉行“閉關鎖國”政策，正在沉睡；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時，中國正在掙扎，但洋務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第三次科技革命發生時，中國錯失了前半程的參與機會。結果是西方生產力遙遙領先，制度、價值觀、科學技術、思想、觀念等具有絕對性優勢。但是現在上述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雖未能直接參與第三次科技革命前半程，但所幸享受到了信息化紅利，并抓住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后半程這一難得歷史機遇，開始奮起直追，快速崛起。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300年來世界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第一次出現了根本性變化，西方的絕對優勢開始弱化，中國作為東方的代表國家，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國際影響力都顯著提升，中國GDP 1993年進入全球前十，2000年超過意大利，2005年超過法國，2006年超過英國，2007年超過德國，2010年超過日本，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差距縮小到1/3。而且不僅是傳統制造業，高新技術的競爭力也逐步增強，5G技術全球領先，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從300年的時間維度來看，這些微妙的變化正在慢慢的發生著，對于東方社會和西方社會，無論是心理、政策、戰略都會產生微妙的影響。

　　當前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前景撲朔迷離，東方社會遭到了西方社會的種種評價，也是在這個背景之下發生的，背后更深層次原因在于全球經濟、政治領導權的較量。 在G2的最后一個彎道，美國一定會系統性、戰略性地遏制對手，甚至不惜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中美關系將進入長期對抗和博弈期。這是很多人強調的“修昔底德陷阱”的現代翻版。是否能夠改變這一歷史宿命？很難說。我們只能說，身處其中的人正在創造歷史，或者改寫歷史。我們沒有必要馬上就下結論。

　　2、數千年的大陸大國的治理難題

　　中國用了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40年，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出現了不少的質疑論、威脅論和不解論。但是無論是誰，處于什么立場，對于中國在40年里創造出的“中國奇跡”，也應該抱有尊重和敬畏之心。很多西方學者會不禁感嘆原來一個中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并存和融合，并且能夠帶來40年的高速增長，這種獨特的“中國模式”在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發展中是沒有的。就連我們自己現在也開始反思，中國確實和別國不一樣，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一個國情如此復雜的超大型國家需要在保持領土和主權完整社會穩定的情況下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等諸多矛盾，取得了所謂的經濟奇跡，這本身確實是不容易的，是值得解釋的。當然，也有很多人說中國發展不特殊。

　　這就是幾千年以來，中國一直在探索的一個問題——大陸大國的治理，如果權力比較分散，有助于激發地方和微觀個體活力，但是很容易分崩離析；如歐洲經歷過幾百年的戰爭，我們也經歷過春秋戰國，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意義就是結束了諸侯之間的紛爭，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有歷史學家不認同所謂的封建制劃分，而把這個開端稱之為專制主義的開端。如果權力過度集中，會抑制地方和微觀個體的活力，但是可以保持國家版圖的相對完整，遏制一些所謂的分裂勢力。大陸大國的治理實際一直是在兩者之間徘徊和均衡。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第二層含義應該是一個大陸大國經歷了40年高速發展，遇到了各式各樣的問題，但在各種質疑論、威脅論中挺過來了，沒有因為我們原來想象的那些困難而停滯，而是一直在飛速的往前跑，最終取得了所謂的增長奇跡。

　　但是現在隨著經濟增速換擋進入相對“穩態”，分化會加劇，各種不平衡矛盾會更加突出，會給大陸大國治理帶來更大的挑戰，如果在新的形勢之下未能解決大陸大國治理的難題，會帶來諸多問題。

　　大陸大國治理，往大了說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問題，往小了說是如何處理國際關系、政府和市場關系、集體和個人關系等等一系列問題，歷史上沒有答案，只有經驗和教訓。歐洲和美國模式在中國很難適用能夠，必須從地理和文化的因素出發，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路子。

　　所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至少包含了以上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看清世界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科技進步導致的社會階層的變化、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中國可能面臨的經濟減速等變化。幸運也好、不幸運也罷，我們恰恰處在這個大變局的拐點之上。

　　在歷史的轉彎處，我們很難想象，很難預料未來會發生什么，但可以有點歷史概念，把自己重新帶到100年前、200年前、300年前，有一些代入感。盡管歷史的洪流不可阻擋，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隨波逐流，但是真正聰明的，或者有智慧的人一定能夠順勢而為。如何在一個大的河流中，找到堅固的不被沖走的礁石，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思考的問題。二是大陸大國的治理模式，從地理和文化的因素探究“中國奇跡”的根本動因，以及在新形勢下如何去解決所謂大陸大國治理的難題，平衡好權力集中和社會自治之間的關系。

　　40年：中國做對了什么？

　　從40年的維度來看，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取得不錯的成績，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學家的解釋卷帙浩繁。從我的理解來看，至少是因為做對了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對外開放。這一點應該是毋庸置疑的，中國應該是這一輪全球化的最大動力，也是最大的受益者。進入世貿組織之后，中國貿易增速持續高于同期GDP增速，與全球各國之間的經貿往來越來越活躍，先后超過西班牙、法國、德國、日本等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全球第一大出口國。此外，開放才可以學習別國的成功經驗，才可以把別國可能已經積累了幾十年、上百年的東西迅速學過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站得高看得遠。

　　二是放松管制。這也很簡單，隨著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推進，政府開始放松管制，所以現在可以做很多計劃經濟時代做不了的事情，企業充分享受到了改革釋放出的制度紅利，引入競爭后助力效率提升。甚至有極端的經濟學家說，中國撤銷某個管理部門，這個行業就發展起來了。

　　三是土地二元化。這是我認為比較重要的一個因素，我希望大家高度重視這個問題，雖然過去關于這個因素的解釋不太多。實際上，在新中國成立的70年里，農民群體一直是貢獻者，前30年通過工農業剪刀差農業給工業做貢獻，毛主席也講過這個問題，批評過有關部門，對農民剝奪得太多了。后40年是土地剪刀差，實施土地公有制（城市土地的國有制和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農業對工業的支撐，農民對市民的利益的倒輸送。其實，中國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也很早就強調工業反哺農業。無論是前30年的工農業剪刀差還是后40年的土地剪刀差，農民都是受損的群體。如果和臺灣地區、印度等經濟體相比，不難發現土地二元化是具有巨大發動機的特點，是過去40年改革開放取得高速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因素。但是，這種二元化體制也是有巨大代價的。

　　四是地方競爭。這個因素無須贅述，張五常先生也解釋過這個問題，在我老家山東這幾年就表現得特別明顯，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期，大力提拔李云龍式的干部，要比學趕幫超，充分發揮地方競爭的重要作用。

　　五是政治穩定。中國的政治穩定，領導人更替比較有序，和拉美、非洲那些動蕩的經濟體相比，更有時間、有精力、有信心來謀求經濟發展。阿根廷就是由于政權頻繁更迭，在民粹主義和自由主義中劇烈搖擺，沒有找到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和模式，才從準發達國家跌落回發展中國家。

　　上述五個方面是過去40年做對了的，有些可能在未來還要堅持，但有一些比如土地二元化帶來的剪刀差，是需要逐步改善的，要想辦法讓工業反哺農業，農民群體已經給共產黨做了70年的貢獻，不能一味再讓農民做貢獻了。

　　10年：全球貨幣政策大實驗陷入困境

　　過去10年是全球量化寬松的十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全球各大央行展開了史無前例的非常規寬松。

　　1、負利率和QE大實驗

　　全球央行先是大幅降息，有的將利率降至極致（零利率）甚至奇葩（負利率），然后大舉采用QE的方式擴張資產負債表。也就是央行通過增發貨幣，購買了很多國債和MBS等資產，把更多的貨幣放到了市場上，開啟了十年寬松政策的大實驗。

　　十年寬松，讓全球央行的資產規模越飛越高，全球的“錢”也越來越多。美聯儲的資產規模從1萬億最高飛到4.5萬億美元，歐央行的資產規模從1.5萬億最高飛到5.5萬億美元，日本央行的資產規模從1萬億飛到最高5.2萬億美元。

　　中國也不例外，貨幣寬松的實驗力度甚至更大。自2009年中國的貨幣政策迎來了一個分水嶺，此后十年基本上都是大水漫灌的思路，出現了2009、2012和2014年三輪寬松，數十次的降準降息。

　　而且由于過去十年存在重大的監管漏洞，導致影子銀行體系出現幾何級數的膨脹，九十年代末期確定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使得整個金融業亂象叢生、監管套利層出不窮，資管通道業務規模加速放量，金融業杠桿率急劇攀升，整個金融體系流動性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在2012年看到了所謂的信托泡沫、2013年的錢荒、2015年的股災、2016年的債災、2015年以后房價的上漲。

　　所以，中國寬松的力度更大，通道更多，從傳統的貨幣衡量標準來看，M2從不足50萬億膨脹到現在的180萬億，中國央行的資產規模從2萬億飛到最高5.6萬億美元。

　　2、貨幣寬松催生資產泡沫

　　過去十年貨幣寬松帶來的金融化紅利是中國經濟取得不錯成績的重要推手，但是問題也接踵而至。源頭上的貨幣放得太多，整個資產池子的水位也就上來了，資產泡沫隨之而來，流動性的洪水在過去十年尤其是過去五年把所有金融市場掃了個遍，2014年的債市，2015年的股市，2016年的商品和地產，2017年的貨幣，在實體基本面沒有實質變化的情況下，每個市場的估值都坐上了直升飛機，很多市場都在極短的時間內翻了一番，十年一線城市房價幾乎翻了十倍。

　　這樣史詩般的快速崛起很容易讓人膨脹，甚至迷失。有很多人認為2009年是中國與西方的一個分水嶺，因為2009年4萬億后中國借助貨幣寬松快速崛起，而西方國家陷入資本主義所謂的經濟危機當中，在這個過程中，不少中國人開始覺得我們的經濟總量起來了，我們的政策比你們更有效，你們深陷泥潭當中，我們一天天好起來，你們一天天壞下去，心理狀態、行為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在2010年中國趕超日本后。

　　3、貨幣寬松退出困境

　　最近十年大寬松后，幾乎全球各國貨幣政策退出都非常困難，道理很簡單，吸毒容易上癮不容易戒，金融機構對于寬松政策的依賴越來越強。當貨幣寬松推高房價、股價等資產價格的時候，擁有資產最多的富裕階層相對更為受益，而中低收入階層其實是相對受損的，因為他們必須花更多的錢去買房或者消費，購買力是相對下降的。社會階層的分化愈來愈嚴重，美國等很多西方國家出現了民粹主義，特朗普不是個案，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領袖出現，而且全球政治家都幾乎向左轉，這是經濟政策帶來的副產品。

　　2015年美聯儲開始加息，就是想讓貨幣政策進入一個所謂的正常化的軌道，中國實際上在2016年下半年變相加息， 2016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會議里面已經明確提出抑制資產泡沫。2016年中央銀行開始收緊貨幣政策，2016年底出現債災，但是貨幣寬松政策后遺癥也是特別大，很難退出，因為要退出寬松政策就必須抬高所謂的利率水平，堵住所謂的影子銀行的各種通道，這種情況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了，標志性的事件在2015年金融業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歷史峰值后迎來拐點。

　　3年：金融王氣黯然收

　　過去3年，大家最直觀的感受就是不光是貨幣政策的收緊，監管政策也在收緊，收縮影子銀行，打擊非標業務，規范通道業務，金融業整頓后迎來遲到的大出清。金融進入下行周期后，M2增速從兩位數下滑到個位數 ，企業微觀的感受就是發現融資很難了，銀行貸款更謹慎了，投資者直觀感受“雷”越來越多，一不小心就中招了。

　　1、貨幣政策正常化 

　　2015年底，美聯儲率先開啟了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進程，重啟了近10年來的首次加息，中國的貨幣政策開始逐步適應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正常化。2016年之后，中國貨幣政策取向出現了微調，2014年底開啟的貨幣寬松周期被按下了暫停鍵。2015年央行共有5次降息、4次降準，2016年僅有1次降準，也并未降息，2017年全年沒有降準降息，2018年貨幣政策邊際寬松，4次定向降準，年中寬信用政策頻頻出臺，但在金融去杠桿背景下，寬松的力度不及從前。貨幣政策操作以央行新創設的貨幣政策工具為主，如MLF、PSL、TMLF等公開市場操作工具，從大水漫灌轉向精準滴灌。

　　與此同時，金融監管開始加強，2016年下半年金融機構去杠桿、整治同業業務的行動加快，金融業步入嚴監管周期。2017年金融去產能正式拉開序幕，國家金融穩定和發展委員會成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列為三大攻堅戰之首，資管新規、銀行、基金等監管政策密集出臺，宏觀審慎框架、監管機構大幅調整，金融出清開始，擠泡沫成為新常態。直到2018年下半年開始監管政策才出現微調，有所松動，資管新規有調整，開始為經濟下行做一些輕微的對沖。

　　2、金融爆雷常態化

　　自2016年中政治局會議第一次提出“抑制資產泡沫”開始，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金融大出清。在去杠桿和強監管的大背景下，金融王氣黯然收，外部融資整體收緊，金融風險加速暴露，違約事件明顯增加。

　　2016年出現債災，債券違約常態化。下半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上游行業景氣度下降，在去杠桿和年底資金緊張的疊加影響下，國債期貨一度跌停，過剩產能行業違約事件集中爆發，甚至出現了連環違約，金融機構、銀行間市場出現債災。

　　2017年銀行理財首現違約，不再保本保收益。“史上最嚴”的金融監管警鐘敲響后，有很多產品陸續出現爆雷，銀行、信托這些風控相對嚴格的公司都開始出現問題，更不用說原本就脆弱的P2P公司。最具代表性當屬招商銀行10億理財產品因投資項目虧損逾期兌付，是銀行理財首次違約。

　　2018年迎來爆雷潮，股債和P2P無一幸免。在中美貿易戰的沖擊下，上證指數從3500點左右一路下挫到2400多點，股票質押爆雷，十分慘烈，對于資產價格的殺傷力應該是比2007年的6124和2015年的5178還要大。當然債市也不太平，違約潮再度來襲，AAA債券上海華信首次違約，高評級也未能幸免；與此同時，裸泳的P2P開始一個個倒下，出現的停業和問題平臺數量就超過1200多家，尤其是6-8月維權事件頻發，甚至讓人聞到了一絲金融危機的味道。

　　總的來說，2016-2018年這三年，金融市場極不平靜，從非持牌到持牌金融機構，從非上市到上市公司，從小微到龍頭，從局部到全局，從P2P、信用債、私募、財富管理公司到券商子公司、信托再到銀行、保險，幾乎無一幸免，金融風險加速釋放。

　　1年：非典型寬松

　　從未來1年的維度來看，為對沖外部貿易戰的影響、緩解內部經濟下行的壓力，大概率會進行適度的逆周期調節，或者是非典型寬松，貨幣政策一定比2017-2018年上半年寬松得多，但并不會像之前那樣“大水漫灌”，房地產肯定是要被隔離在外。

　　1、逆周期調節的經驗和教訓

　　2019年3季度中國6.0%的GDP增速創下27年來新低。2020年，經濟增長5時代確實有可能看到。PPI負增長幅度不斷擴大，短期之內經濟下行的壓力確實比較大，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避免經濟下行失速確實十分必要。

　　但是中國過去十年三輪貨幣寬松和三十年前日本逆周期調節的教訓告訴我們，力度不能過猛。過去十年的三輪寬松的效果當然是立竿見影的，但是效果越來越弱，反應越來越遲鈍，而且僅靠放水并不能創造實體財富，只會再次催生資產泡沫。

　　如果再出現2009、2012、2014年過去十年那樣大規模的貨幣寬松，資產泡沫、社會階層的分化、企業的高杠桿將會再重演一遍，后果不容設想，中國經濟也難以承受得住。日本八十年代的教訓是逆周期調節過猛，寄希望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試圖通過不可持續的總量政策無法解決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再加上匯率政策失調，導致日本出現了巨大的資產泡沫，而后粗暴地破裂。結果是傳統產業優勢逐漸喪失，新興動能尚未形成，經濟幾乎是原地踏步，甚至一度出現負增長，人均GDP停滯不前，陷入了“失去的30年”。

　　過去十年和日本當年的教訓其實給中國的貨幣當局很大的啟示，在外有貿易戰，內有下行壓力的情況下，逆周期調節的力度確實不能過猛。不是要不要，而是在度的拿捏。而長遠來看，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改革迫在眉睫。

　　2、摁住地產打開基建是個難度很高的操作

　　過去，穩基建和松地產是對沖經濟下行壓力的常見組合拳。以往房地產調控是緊兩年，松三年，但這一次本輪房地產調控的節奏明顯不一樣了，主基調仍是“房住不炒”，房地產還是一個金融風險問題，從供給端看，房企融資收緊，削減供應，從需求端看，調控政策升級，很多能加杠桿的家庭加不了，有能力買房的沒有資格買，不僅是投機性需求，就連剛需都被抑制了。730政治局會議更是明確提出“不將房地產作為刺激經濟手段”，意味著地產作為穩增長功能的弱化，而且央行最新推出了房貸利率新“錨”，通過LPR基準定價加點形成新利率，根據現有的兩次LPR報價，五年期保持不變，這就著意味著房地產是被隔離在“非對稱降息”的受益范圍之外，不能再用過去的周期眼光看待房地產市場。“穩”將成為房地產市場新常態，既不會大漲也不會大跌，核心城市還是會跑贏通脹，收縮性城市擠泡沫已經開始。

　　所以，基建在本輪穩增長中的表現一枝獨秀，得益于積極財政政策以及專項債發行前移和擴容、專項債用作項目資本金等因素支持，基建增速開始觸底回升。預計未來財政政策還會進一步加碼，基建仍是逆周期調節的重要著力點，現在已經開始提前下達明年專項債部分新增額度，明年專項債還有擴容的空間，2.8%的赤字率還有突破的可能，并會撬動更多的社會資本，加大傳統基建補短板和新基建投入力度，雖不至于大幅刺激，但會在一定程度上托底經濟。

　　3、不搞也搞不了大水漫灌

　　近期全球央行畫風突變，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幾十家央行降息，美聯儲年內已降息2次，十年來首次重啟回購操作，歐央行“降息+重啟QE”組合拳再度來襲，新一輪寬松再度來襲。全球寬松會給中國貨幣政策帶來更多騰挪的空間，但中國的貨幣政策仍較為克制，2019年至今只有3次降準和LPR改革的“改革式降息”，做了一些政策的對沖，即使9月19日美聯儲宣布二度降息后，我國央行并未緊跟著下調MLF利率或逆回購利率，市場期待已久的降息遲遲未見，資金面相對謹慎，貨幣政策取向并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考慮到金融出清還在繼續，豬周期進入上行階段、國際油價反彈，通脹預期越來越強烈，會對中國貨幣政策寬松形成一定的制約，2015年大寬松很難也不可能再現。

　　前幾天易綱行長再次重申堅決不搞“大水漫灌”，明確表態貨幣政策“以我為主”，并不急于像其他一些國家央行所做的那樣，有一些比較大的降息和量化寬松的政策。并且重申“再過幾年如果哪個經濟體還保持正常的貨幣政策，這樣的經濟體應當是全球經濟的亮點，也應該是市場所羨慕的地方。”現在貨幣穩健是為了未來經濟能穩健，到時候那些寬松的經濟體會后悔，可見保持貨幣穩健的決心。而且客觀上也搞不了大水漫灌，如果再搞大水漫灌，就要把2017年以來所有的各種政策全部推翻，目前來看不太可能。未來會是非典型寬松，以降準和改革式降息為主，但大規模貨幣寬松很難再現，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資金的水位不會太高。

　　未來10年：中國的不變量

　　雖然從短期來看，中國經濟內憂外患，需要在穩增長和調結構中艱難平衡，困難重重。但如果按照現在增速（中國6%、美國2%）粗略計算，在2029年，中國按照匯率計算的經濟總量會超過美國，也就是在10年后成為世界第一。過去四十年最好的投資機會在中國，未來四十年可能還是在中國，因為中國存在很多不變量，基本盤還比較堅實，大歷史觀角度來看，未來增長潛力仍然巨大。

　　一是體量巨大，從規模上看有明顯的巨國優勢。體量巨大是中國市場最鮮明的特點，蘊藏著巨量投資機會。中國市場是全球最大的市場，而且很有可能是史無前例的統一大市場。中國擁有14億人口，超過3億新中產，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國已經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差距縮小到1/3，不少地方“富可敵國”，廣東相當于西班牙，江蘇相當于墨西哥，山東相當于印度尼西亞，北京相當于阿聯酋。俄羅斯現在的經濟總量和廣東省差不多，所以有人開玩笑說，普京總統用了二十年的時間終于把自己變成了廣東省省長。這也是不少中國的年輕企業家，能在3年之內創造出“獨角獸”企業的重要原因，抖音可以在不到2年時間成為全球下載量最大的APP，也是得益于人口基數大。

　　二是發展不均衡，從結構上看有潛在的增長機會。盡管現在對于中國經濟的前景產生了非常大的爭論和質疑，短期之內我們也遇到了很多困難，但是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還是無限大的，存在著很多結構性機會。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特點是不均衡，存在明顯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分化很嚴重。先看第一個數據，人均GDP現在約9500美元，不到1萬美元，還處于中等收入水平，距離世界銀行規定的人均GDP1.2萬美元的發達國家和地區水平還有一定的距離，史詩級的消費升級正在進行中。第二個數據，來源是國家統計局，中國稅前月薪在8000元以上的群體在整個城鎮居民當中所占的比例不到20%，說明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其實還是非常低的，并且分化非常嚴重，在北京、上海月薪8000元應該算是畢業生起薪，但是在貴州、云南可以算是高收入群體了，各地差距非常大，當然這也側面反映中國市場仍然具有無限的潛力，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還有一個數據就是名義城鎮化率和實際城鎮化率的差值，2018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3.37%，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9.58%，至少還有2億人尚無實現真正的城鎮化，這是未來城鎮化的一大看點。還有今年發改委出臺了一個無比重要的城鎮化文件，一改前期對大城市“嚴格控制”的提法，首次提出超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戶規模”，標志著城鎮化思路發生了方向性變化，肯定了大城市化的集聚效應，會引導更多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這是給城鎮化的一個大禮包。

　　三是亟待被打通和被喚醒的沉默市場。沉默市場平時基本上聽不到動靜，過去一直被忽視，但實際上有很多潛在價值可以開發，下沉市場如果能夠打通的話，潛力無窮。小鎮青年就是典型的代表，目前一二線城市的青年人只有6800萬人，可生活在三四線城市的小鎮青年卻有2.27億，是巨量尚未被市場充分發掘的價值洼地。數據顯示，BAT 和頭條系在三四線城市的滲透率不足20%，這就意味著有近6億下沉市場的消費需求沒有得到充分的滿足。所以說，快手、拼多多、趣頭條“下沉市場三巨頭”的崛起不是偶然，切實滿足了用戶需求。還有一個數據，很多人看完后都會大吃一驚，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現在，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累計人數占比占到我們總人口數量不到4%，普通本專科人數占到總人口數量不到7%。這也難怪近幾年知識付費產品大行其道，強烈的求知欲催生了接近500億規模的巨量市場，喜馬拉雅123知識狂歡節銷售額首屆只有5088萬、第二屆1.96億、第三屆高達4.35億，說是幾何倍數的增長一點都不夸張。從這個角度來講，人口紅利，特別是人口質量紅利釋放的潛力仍然非常大。

　　綜合上面幾個因素來看，環顧世界，和其他的經濟體相比，雖然短期看中國面臨的挑戰不小，但從中長期來看，太陽會照常升起，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值得投資的地方，機會仍然很多。不同的是，隨著經濟發展進入平臺期，市場化競爭下的優勝劣汰進一步加劇，存量經濟時代已經到來，和過去40年相比，似乎很多該做的產業都做完了，該占的賽道都被占據完了，該積累的財富都積累完了。每個賽道都很擁擠，整體環境也在發生分化和折疊，具體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國家分化。在經濟增速換擋的關鍵節點，只有少部分國家能夠成功實現躍升，但是大部分都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長期徘徊，如日本失落的三十年。

　　第二，城市分化。從全球經驗來看，各個國家都會誕生聚集大量資源的超級城市，TOP 5的城市至少會集中1/4的人口。超級城市的擴張也伴隨著中小城市的收縮，城市間“并購”或將變得越來越常見，越來越多城市“飛地”模式也將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產業分化。由于消費升級、監管加強、規模經濟、資本集中、技術創新、渠道下沉等因素驅動，行業龍頭強者恒強會更明顯。現在房地產、白酒、智能手機、快遞等行業都出現占據細分市場優勢地位的龍頭企業，如果不能成為區域或者細分行業的龍頭，在當前分化折疊的環境下被淘汰的風險會更高。

　　第四，房價分化。核心城市泡沫回潮，非核心城市泡沫回調。人口集中、產業發達、公共資源優勢明顯的核心城市房價更有支撐，而前期漲幅過大、需求透支的三四線城市則相對危險。 

　　第五，財富分化。財富膨脹正在靜悄悄地進行著，而且不會是雨露均沾，大量財富會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全球都是這樣，不到10%的最富裕群體擁有84.1%的財富。中國也不例外，北上廣浙四省市富人占比超過60%，財富占比超過72%。

　　第六，資本分化。這也是資本市場的明顯趨勢，2018年中國0.5%的私募機構募得全部市場約20%的資金，中小VC生存艱難。

　　存量時代競爭兇猛，猶如叢林，生存空間的爭奪異常激烈，有了淘寶、天貓，還能有拼多多，有了BAT以后還有今日頭條。當然，存量市場中依然存在不少增量崛起的機會，在小眾細分的賽道中搶占先機，有可能獨享冒險的獎賞。比如銀色產業（養老）、綠色產業（垃圾分類）、紅色產業（監管科技）等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無論是年長一輩還是年輕一代，身處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本身就是局中人。當我們面臨外部環境重大變化，當我們自身的體量也已發生重大變化，我們需要全新的思維和解決問題的方式。當過去一些領域的改革者成為既得利益者，當過去一些成功的經驗成為現在失敗的教訓，我們能體會領導人苦口婆心誓言壯士斷腕的懇切和豪情。

　　而有一點我們必須清楚，今天中國面臨的經濟挑戰，不僅僅是經濟失速問題，而可能是失能問題。我們不能只是從油門剎車離合這個維度去找原因，而應該從發動機電池汽油這個維度去解決問題。新舊動能轉換需要耐心，空中換擋更是難上加難，這需要艱苦卓絕的努力，不能操之過急，更不能舍本逐末。當然，無論何時何地，回歸常識，尊重人性，創造激發微觀個體積極性的良治環境，不會過時，至關重要，也殊為不易。

　　(本文作者介紹：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