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專欄作家 車寧

　　發展普惠金融，既可以有力助推占我國經濟“半壁江山”的小微企業發展，切實承擔起服務實體經濟的行業使命，又可以提升民生質量，踐行社會責任，播撒金融“有溫度”的人文關懷，還可以在國內外經濟形勢調整轉型期闖出一條銀行業務發展的新路子。

　　在內外部政治經濟因素的交織作用下，宏觀經濟的發展模式、發展動力、發展階段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在大投資、大基建、大地產的紅利消逝后，作為順周期行業的銀行勢必要探索和實踐轉型的“第二曲線”。再疊加國家政策的有力引導和產業發展的融資需求，傳統商業銀行勢必轉型面向小微企業等長尾客戶的入普惠金融：工行、建行、招行等或確定戰略定位、或全面升級服務、或狠抓產品創新。發展普惠金融，既可以有力助推占我國經濟“半壁江山”的小微企業發展，切實承擔起服務實體經濟的行業使命，又可以提升民生質量，踐行社會責任，播撒金融“有溫度”的人文關懷，還可以在國內外經濟形勢調整轉型期闖出一條銀行業務發展的新路子。特別是近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路徑的提出，更是提供了解決普惠金融信用不足、收益低下等核心癥結的曙光，給了這個業務領域巨大的想象空間。

　　背景：被互聯網企業定義的戰場

　　提到數字普惠金融，就不能不提及互聯網企業在該領域的早期實踐。客觀說來，正是這些實踐定義和塑造了我國早期的數字普惠金融業務的基本風貌。一方面，從服務的社會效果來看，確實是將金融服務傳遞給了更多人群，極大開發和滿足了長尾客戶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從服務的商業效果來看，在經濟上行期，特別是在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工作開展以前，也取得了數倍乃至數十倍于商業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的發展速度。總結起來，其成功經驗主要有三：

　　技術方面。表面看來，是互聯網金融企業在創造性使用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借鑒海外經驗和本地經營探索，形成了一套有別于傳統金融風控理論、方法和工具的以敏捷、精準、動態、全息為主要特征的風控體系。而更直接的，則毋寧說是其利用信息技術工具挖掘乃至創造了客戶需求，形成了客戶體驗的系統方法論。在其中起到急先鋒作用的，則是其強悍的渠道建設，通過自建網站、APP，深入友鄰生態，推進線上線下融合，較為完美地解決了服務的可觸達難題，進而打造了自己獨特的商業模式。

　　商業方面。歷史地說，我國正規金融體系是國外金融經驗和國內財政實踐的投射，缺乏與實體經濟的內生連接。加之金融的優勢本來就是資金跨時空調度的技術，在專業分工的邏輯下也更傾向于自我運轉。于是，互聯網金融就在實體與金融的空隙中頑強生長起來，或是從電子商務、社交文娛的支付服務自然進化，或是本來就具有服務某個垂直領域的專業經驗，或是脫胎于地下金融的長期耕耘，其天然就對市場更加敏感，并在與細分領域建立強聯結的基礎上構筑了相對于傳統金融的比較優勢。

　　合規方面。基于信用經濟的現代社會，其資源調配的中樞就是金融，金融也由此可以賺取超額利潤。于是，正因為其關系重大而利潤豐厚，金融才是市場經濟中為數不多的強監管領域。不過，這種監管在過去更多是基于資本、機構、行業大類的粗放式監管，所謂疏而不漏的外衣下未嘗沒有可資商榷的空間。在數字普惠金融業務上，互聯網金融企業相較于傳統金融的成功相當程度上也來源于對監管網格中規避和創新空間的發現，并將一部分利潤讓渡給自己的客戶以彰顯普惠，從而獲得了商業和社會價值的雙豐收。

　　但是，互聯網金融企業在數字普惠金融業務上的探索并沒有取得完整成功：商業模式上，在技術應用和混業經營之外，事實上沒有重構金融業務邏輯，眼花繚亂的布局之下其實還是傳統的存（互聯網理財）、貸（小微企業貸、消費貸）、付（支付、繳費）三元模式；客戶關系上，在解決服務的觸達性的同時，并沒有解決服務的適當性，對其可觸達的客戶過當營銷、過度服務；風險收益上，基于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風控模式沒有得到完整經濟周期的檢驗，收益展現上也沒有包括下行期不良等造成的損失，最為根本的，是其從經營資質到業務行為都缺乏明確而具體的法律規范，具有發展上的不確定性。這就給予了商業銀行等傳統金融趕超的機會。

　　利好：萬事俱備只待揚帆起航

　　互聯網企業的數字普惠金融實踐雖因其自身及政策原因暫時失速，但也正因為其實踐，藝術性地將技術和商業聯結起來解決了原來依靠政策手段解決的公益問題，進而形成了用商業手段開展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共識。在此基礎上，外部條件逐漸成熟，商業銀行服務數字普惠金融恰當其時。

　　從政策導向看，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是應有之義。早在2015年國務院制定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中就對“數字普惠金融”做出專門規定。在2018年銀保監會發布的《中國普惠金融發展情況報告》中也明確“數字普惠金融引領”是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出路”，要求構建運行高效、互助共享、線上線下同步發展的普惠金融產品服務體系，運用技術創新緩解普惠金融領域突出存在的信用、信息和動力問題。特別是中辦國辦在近日發布的《關于加強金融服務民營企業的若干意見》中，也將強化融資服務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普惠金融服務的重要方面進行要求，一以貫之的政策意圖從中清晰可見。

　　從技術發展看，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是順勢而為。一方面，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發展，不僅擴展了銀行普惠金融的觸達渠道，提升了服務能力，同時也改變了產品設計、業務定價乃至風險控制的底層邏輯；另一方面，在技術的熏染下，金融業務的開展邏輯和消費者的行為習慣也發生了不容忽視的變遷，數字化的展業形式已是銀行與商業伙伴、服務對象開展合作的必由之路。

　　從商業模式看，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是畫龍點睛。過去普惠金融服務的痛點在于有社會價值層面的倡導而無商業可持續性的支撐，成本覆蓋和風險定價的難題一直沒能得到有效解決，可謂“叫好不叫座”。數字普惠金融依托技術優勢，在對成本和風險進行精確量化和建模的基礎上，提升商業銀行的運營能力，為適當的客戶提供適當的服務，同時也可以平衡在普惠金融推進過程中創新與合規的張力，促使業務在薄利多銷、風險可控的保障下穩健前行。

　　待發：恪守專業邊界走向發展共贏

　　商業銀行固然“傳統”，但也“專業”，其實專業性就是其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獨特優勢。一方面，專業性當然體現在能夠為市場為客戶提供更多合規、廉價的服務，并在背后有一系列比如產品、運營、風控等專業能力進行支持；另一方面，專業性也體現在其會恪守能力邊界，在金融之外更多依靠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商業模式，避免數據霸權、行業壟斷等憂慮。在良好外部條件和自身優勢加持下，傳統商業銀行還應繼續進化，真正把數字普惠金融做成兼具可觀的社會效益和可持續的商業效益的事業：

　　一是編織合作場景生態。長久以來，商業銀行最為恐慌的挑戰就是“金融脫媒”，互金公司基于場景對金融業務進行侵蝕其實也是其反映。商業銀行有必要直面挑戰，在優化自身產品、技術、運營特別是風控能力的基礎上，通過“開放銀行”策略主動走出去。在走出去的進程中，特別要尋找那些能發揮自身資金運營能力、客戶關系等傳統優勢，內在邏輯上又需要大額、持續、安全的正規金融注入的場景，比如公司金融等B2B場景和市政服務等B2C場景。

　　二是夯實數據驅動能力。數據驅動正在甚至已經成為包括商業銀行在內各行各業最基本、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不僅關乎內部發展，也涉及對外合作。夯實數據驅動能力，首先要意識上重視，明了其巨大價值、商業前景和深刻邏輯，在此基礎上將當下還停留于表層的討論與實踐引向深入，挖潛自身業務優勢，持續開展數據建模和壓力測試，推動普惠金融業務營銷、定價和風控體系的動態修正和迭代。

　　三是明確業務服務客群。服務客群的確定既是業務開展的起點和歸宿，也是風控開展的底層生態。不管是國外大紅大紫的Capital one、格萊珉，抑或國內風聲鶴唳的P2P，普惠金融業務開展的正反兩方面經驗表明，在數據技術支持下結合自身資源稟賦和業務優勢，通過不斷試錯調優，真正定義出有價值、可持續、風險低的“適當”客戶是業務開展成敗的關鍵。細化開來，還需要精確挖掘客戶差異化的風險狀況和利率訴求，以與之相應的服務渠道去對接和獲取，并采取有效的產品和服務將客戶留在銀行的“生態圈”和“業務鏈”。

　　四是爭取政策資源保障。客觀評估，銀行普惠金融實踐還面臨不良上升背景下固有業務邏輯的“惜貸”心理、流動趨緊環境中資金價格的上升以及服務客群本身抗風險性薄弱等挑戰，商業性活動的開展確實也需要政策上的保障。而在當下的財政金融環境下，通過與商業銀行基于數據技術的同步，精確、定向提供降準、釋放定價權等政策工具，激發市場主體的主動性，平衡社會責任與商業價值，可能成為監管機構的必選。數字普惠金融業務開展的速度、廣度和深度將最終決定政策獲取的力度，從而形成相對于同業的比較優勢。

　　(本文作者介紹：金融新興商業模式的長期觀察者，現就職于某大型銀行，北京市網絡法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