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文紅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從完善融資結構體系、優化金融機構體系、提升金融產品和服務質量等方面著力，促進調整優化金融體系結構，不斷增強金融供給對金融需求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深化對國際國內金融形勢的認識，正確把握金融本質，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強化金融服務功能，找準金融服務重點，以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生活為本。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豐富的內涵，對于進一步完善金融服務、防范金融風險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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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與重點領域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是通過進一步調整優化金融體系結構，構建風險投資、銀行信貸、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等全方位、多層次金融支持服務體系，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務，并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推動我國金融業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著力于從完善融資結構體系、優化金融機構體系、提升金融產品和服務質量等方面，促進調整優化金融體系結構，不斷增強金融供給對金融需求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完善融資結構體系，促進發展股權融資，增加直接融資占比。建設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有效發揮其市場融資、價格發現和資源配置功能。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完善發行上市、交易和退市等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加強交易全程監管；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強化信息披露和市場約束，嚴懲違法違規行為等。

　　優化金融機構體系，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金融機構體系。推動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區別定位、特色發展，更好滿足實體經濟多層次、多樣化的金融需求。穩步發展民營銀行和社區銀行，增加中小金融機構數量和業務比重。推動城商行、農商行、農信社等中小金融機構回歸本源，充分利用熟悉本地客戶等優勢，根據市場需求提供有針對性的金融產品和差異化服務。

　　提升金融產品和服務質量，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圍繞實體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要求，推進產品和服務創新，開發專業化、個性化產品，尤其要健全科技金融服務功能，加強對民營企業、小微企業和“三農”的金融服務。鼓勵金融機構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新技術，優化業務流程，降低服務成本，不斷增加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可獲得性和便利程度。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包括增量改革，也包括存量調整。在金融資產方面，需加大不良資產處置力度，盤活信貸存量，為新增有效信貸投放騰出空間。在金融市場方面，有序處置信用債違約事件，逐步打破債券市場剛性兌付。在金融機構方面，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機構處置和破產制度，完善金融機構法治化市場化退出機制。通過金融資產、市場和機構的有序調整，形成優勝劣汰、正向激勵的市場環境，促進解決經濟金融領域存在的道德風險、預算軟約束等問題，減少低效、無效資金供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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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不斷提高監管有效性

　　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解決經濟金融領域內部的體制機制性問題。在金融改革方面，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更好地發揮資金價格在優化金融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完善金融機構公司治理，規范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與管理層關系，形成有效的決策、執行、制衡和激勵約束機制等。在對外開放方面，加快落實金融業擴大開放的重要舉措，抓緊研究推出新一輪開放措施，通過引進國際先進經驗，提升我國金融服務水平和風險防控能力；促進金融監管規則與國際接軌，強化監管標準和程序的公平透明；深度參與國際規則制定，不斷提升國際話語權。

　　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強監管能力建設，不斷提高監管有效性。補齊監管制度短板，形成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監管有機結合的監管體系。堅持金融創新與風險管控并重、金融效率與金融穩定相平衡的原則，密切跟蹤研究金融科技發展對金融業務模式、風險特征和金融穩定的影響，適時完善監管規則，改進監管方式，全面實施金融機構及金融業務持牌經營。保持監管規則的相對穩定，避免頻繁調整監管松嚴尺度，影響市場主體形成穩定預期，并對依法合規經營的機構產生逆向激勵。確保監管規則的邏輯一致性，防止監管套利。對于不同金融機構之間、同一機構內部具有相似業務本質和風險特征的金融活動，按照“實質重于形式”原則，適用內在邏輯和寬嚴程度一致的監管標準，防止機構為規避監管而進行“偽創新”，減少多層嵌套，縮短資金鏈條，消除資金空轉，促進降低融資成本，提高金融供給的質量和效率。

　　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創造良好條件。包括完善法律法規體系，促進支付清算體系高效穩健運行，培育和規范發展征信、評級、會計、審計等中介機構，加強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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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實體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互促進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整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將前期側重于實體經濟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金融領域進行深化拓展。金融領域與實體經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共同實現金融和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

　　一是促進資源優化配置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核心任務。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意味著增加金融供給的數量，更重要的是提高金融供給的質量和效率，促進資源優化配置。通過按照市場化原則、合規審慎運作的金融機構的專業判斷，引導資金進入經營穩健、具有良好市場前景的企業和行業，而不是投入低效、無效領域，以此實現資源合理高效利用，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這也是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重要體現。

　　二是維護金融穩定本身也是對實體經濟的重大支持。金融業具有內在的脆弱性和風險的外部性，歷次金融危機發生后，實體經濟都遭受了巨大損失，需要國家付出高昂的救助成本，并進一步拖累實體經濟發展。金融業自身保持安全穩健運行，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是確保實體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礎。

　　三是實體經濟部門自身深化改革有利于更好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維護金融穩定。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源頭活水，金融是實體經濟的“鏡像反映”。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有效推進，也取決于實體經濟部門自身的改革。比如，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深化投融資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強化預算管理硬約束，抑制不計成本的投資和借貸沖動，減少不合理的融資需求等。當前，需高度關注政府部門、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拖欠民營和小微企業應收賬款問題。根據萬得數據，截至2018年9月末，僅在A股上市的925家中小企業的應收賬款就高達9786億元，絕大部分周轉天數在半年以上甚至超過1年。在微觀層面，拖欠賬款嚴重影響了民營和小微企業的正常經營與合法權益，增加其不必要的融資需求和利息成本，人為抬高其杠桿水平，影響其財務穩健性；在市場層面，實質是將國有和大型企業的融資需求轉移到民營和小微企業，進一步加劇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強化國有和大型企業的競爭優勢；在宏觀層面，則人為增加整個體系的宏觀杠桿率，并成為我國金融增加值占GDP比重較高的重要原因。建議在加快清理拖欠企業賬款的同時，借鑒國際經驗，盡快通過立法限制應收賬款期限、明確付款條件、規定懲罰措施，為民營和小微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四是優化政策組合搭配，有效引導市場預期，更好實現政策目標。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微觀審慎監管政策等具有不同的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加強政策統籌協調不僅意味著各類政策同時、同向發力，也要求政策之間相互配合補位，緩解其他政策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為了促進經濟復蘇，實施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但與此同時，不僅沒有放松金融監管，反而大幅提高了監管標準，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寬松貨幣政策可能帶來的資產泡沫和信貸過度增長問題。因此，加強政策協調，需要優化政策組合、做好政策搭配，不同政策可有動有靜，有松有緊，既形成政策合力，也防止共振，從而避免出現“一放就亂、一收就死”。同時，還需及時、充分向市場傳遞政策意圖，有效引導市場預期，使政策實施起到事半功倍作用，防止出現超調，更好實現政策目標。

　　本文原發于《學習時報》。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銀保監會創新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