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連平
合理把握儲蓄率下行的趨勢,有效調整負債業務策略,是商業銀行未來一個時期應對存款增速放緩的重要課題。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和國民總收入逐年增長,總儲蓄和政府、企業及居民三個部門的儲蓄額持續增長。2010年之后,由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國民儲蓄率緩步下降。隨著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長動能從投資向消費轉型、經濟增速放緩和經濟結構轉型,未來我國總儲蓄率可能會繼續下降。雖然銀行存款增速的變化在各個時期有其自身的特點,存款與總儲蓄率在短周期內相關關系并不十分緊密,但在長周期內兩者的趨勢性變化存在清晰的關聯聯系。因此,合理把握儲蓄率下行的趨勢,有效調整負債業務策略,是商業銀行未來一個時期應對存款增速放緩的重要課題。
一、我國儲蓄率變化特征分析與展望
國民儲蓄是國民可支配收入扣除用于最終消費和投資支出后的剩余部分,國民儲蓄=居民儲蓄+企業儲蓄+政府儲蓄。國民儲蓄率是國民儲蓄除以國內生產凈值NDP(NDP=GDP-資本折舊,近似但不等于GDP)或者國民總收入GNI。國民儲蓄和居民儲蓄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居民儲蓄和居民儲蓄存款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為了更好地加以區分,應該將居民儲蓄存款/居民可支配收入稱為居民的儲蓄存款趨向,也就是愿意將可支配收入用于儲蓄存款的比重。
1、全球儲蓄率的變化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計算,從1980年到1999年全球總儲蓄率基本平穩,保持在21%-24%之間。2000年之后全球總儲蓄率有所上升,逐漸達到25%之上。2008年金融危機波動之后,全球總儲蓄率增長趨緩,基本保持在25%-27%。其中,發達國家的儲蓄率水平基本平穩,除了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之外幾乎都保持在略微高于20%的水平。發展中國家儲蓄率則從2000年開始出現快速增長,從略高于20%提升至30%以上,并在危機后保持在略高于30%的水平。
發展中國家儲蓄率提升主要得益于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上升。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全球產業價值鏈逐步形成,提高了全球資源配置效率,發揮了巨大的帶動作用,推動了儲蓄的增長。根據IMF預測,未來部分中高收入發展中國家經歷的經濟結構轉型過程,將會使其國民儲蓄率下降;但隨著再制造業化以及投資力度的加大,發達國家將成為全球儲蓄率緩慢上漲的主要推動力。
2、我國的國民總儲蓄率
隨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我國國民總收入和國民總儲蓄呈現了較快增長。截止2015年,國民可支配總收入68.2萬億元,國民總儲蓄33.4萬億元。從1999年到2008年,我國國民儲蓄率從36.5%逐漸上升至51.8%。2008年,4萬億投資刺激退潮之后,由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國民儲蓄率也呈現逐漸下降趨勢。隨著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長動能從投資向消費轉型,未來我國總儲蓄率可能會持續下降。
3、我國分部門的儲蓄率
國民總儲蓄和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居民、企業、政府部門的情況不盡相同。由于企業部門不存在消費問題,企業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便是其儲蓄;而對于居民部門和政府部門而言,在其可支配收入中扣除了最終消費,便是它們的儲蓄。
根據相關數據,1992年到2016年三個部門的儲蓄整體呈現逐漸增長態勢。其中,除近幾年居民部門儲蓄增勢略有放緩外,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儲蓄變化趨勢較為接近。政府部門的儲蓄總額雖然不及企業和個人部門,但2000年后增勢較為明顯。
2016年末,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儲蓄占比分別為43.6%、45.1%。而隨著居民部門近年來儲蓄占比小幅下降,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的份額有所上升,特別是政府部門儲蓄占比從2000年負儲蓄起步,已逐漸上升至10%以上。企業部門儲蓄占比提升主要得益于近幾年企業經營效益好轉。政府部門儲蓄比重上升,一方面是地價上漲導致部分居民部門儲蓄通過土地出讓金形式轉移過來,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財政存款增加以及三公經費的削減導致的存款積淀。整體而言,我國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儲蓄存款的比重較大,符合國際普遍規律。
4、居民部門儲蓄傾向下降
從居民總儲蓄傾向來看,高點在2010年的39%,之后逐漸下降,2016年約為34.2%。從居民儲蓄存款趨向,即居民儲蓄存款/居民可支配收入來看,下降速度更快。2008年達到頂峰31.1%之后,出現趨勢性下至2017年已降至12.7%。這意味著居民將收入用于儲蓄存款的比重越來越小。這也導致居民儲蓄增速出現從2010年的16%到2017年7.7%的大幅下降。與此同時,儲蓄率下降還伴隨著居民家庭杠桿率的快速提升。2013-2017年期間,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由33%升至49%。
居民部門總儲蓄傾向和儲蓄存款傾向下降有多方面原因。一是金融市場的創新發展和投資渠道的拓展,加快了居民財富多元化。二是金融科技背景下互聯網理財興起,加快了存款分流,居民形式的儲蓄對銀行儲蓄存款形成巨大替代作用,導致居民儲蓄存款傾向下降速度快于總儲蓄傾向下降速度。三是房地產市場吸引了大量家庭資金,家庭收入中投向房產的比例大大超過存款配置,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以非儲蓄存款的形式轉變為政府和企業部門的儲蓄。
5、國民儲蓄率展望
我國目前處于經濟結構轉型期,經濟增長動能逐漸從投資向消費轉型,投資需求走弱將導致國民總儲蓄率逐漸下降。隨著人口老齡化,總需求趨于走弱,有些類似于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情景,國民儲蓄率將逐漸下降。考慮到我國城鎮化率仍有較大提升空間,中西部地區具有巨大的投資和消費發展空間,國民儲蓄率下降幅度不會像日本那么大。因此,預計2020年左右我國國民儲蓄率將下降到45%左右,2030年將降至35%左右。
根據日本經濟發展經驗,隨著國民收入的提升,未來我國企業和居民部門的儲蓄額都會逐漸增長。如果房地產以及其他投資領域吸引居民加大儲蓄分流,那么近幾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總儲蓄傾向和儲蓄存款傾向可能進一步下降。但從中長期來看,居民儲蓄比重應高于企業儲蓄比重,政府儲蓄比重應保持在較低水平。
二、儲蓄率變化條件下我國銀行負債結構分析與展望
通過對政府、企業、居民三大部門以及金融機構自身的“資金流”進行分析,我們發現各部門儲蓄率對銀行負債形成都有一定的影響。國內的經濟增速放緩將是長期趨勢,這對于金融部門負債端擴張將形成長期的制約。長期來看,銀行未來在負債端的競爭將趨于激烈。
1、總儲蓄率與銀行存款短周期相關關系不顯著
分析儲蓄率與金融機構負債關系需以分部門收支結構作切入點。數據顯示1992年至次貸危機期間,國內總儲蓄率保持上升狀態,危機之后國內總儲蓄率緩慢下降。而存款類金融機構各項存款的增速數據則在1994年至2000年期間持續下滑,而在2000年至次貸危機期間增速相對穩定,次貸危機后增速又經歷了短時間內的上升而后回落。截至目前,存款增速已經回落至10%以下。總體來看,總儲蓄率與銀行存款長周期內存在一定的趨勢相關關系,然而兩者在短周期內的相關關系相對薄弱,即銀行存款的趨勢可能不直接與當時的國民總儲蓄率相關。
同時,各個部門收支結構的變化決定了各個部門儲蓄率的變化,進而各部門儲蓄率變化的綜合形成了國民總儲蓄率的變化趨勢。因此儲蓄率本質上是這種跨部門流動關系的一種指標表現形式。研究儲蓄率與存款、金融部門負債結構的關系的問題,可以轉化為研究分部門收支行為趨勢與存款、金融部門負債結構之間的關系。
2、儲蓄率與金融部門負債端結構無明顯關系
金融部門資金來源(負債)結構上也沒有表現出與儲蓄率變化較強的相關性。儲蓄率變化趨勢與金融部門負債端結構關系較弱,主要原因在于儲蓄率相對于金融部門負債結構是更加宏觀的指標。如果企業、居民、政府、金融機構四部門間由于收入分配、支出結構發生變化,而引起各自儲蓄率發生變化,而這種此消彼長的內部分配結構的變化,往往可能不會導致總國民儲蓄率發生較大改變。由于企業、居民、政府對于資金的支出(運用)結構偏好差異較大,三部門的支出作為金融部門重要的資金來源,這就使得金融部門負債端的結構一定程度上更多地是企業、居民、政府三大部門對于資金運用的綜合體現。不僅如此,金融部門負債端結構受諸如宏觀政策、監管要求、市場環境、金融業務創新等因素的綜合影響更大,也更加復雜。
盡管從總國民儲蓄率和分部門儲蓄率都難以發現儲蓄率與金融部門負債結構之間較為明確的相關關系。然而通過對資金流量表的分析發現,與計算儲蓄率密切相關的“可支配收入”一項與金融部門資金來源(負債)之間存在長期的影響關系。經濟增速放緩將是長期趨勢,這對于金融部門負債端擴表將形成長期的制約,進而銀行未來在負債端的競爭長期來看會趨于激烈。
3、居民部門對于金融部門負債端貢獻可能降低
居民部門存款與居民部門儲蓄率密切相關,而波動幅度則受到經濟周期運行和宏觀政策的影響較為明顯。在經濟周期上行階段,當期收入水平超過持久收入水平,儲蓄增加;而在經濟周期下行階段,當期收入水平低于持久收入水平,為維持既定的消費,儲蓄減少。從近期趨勢來看,國內經濟增速下行,是居民部門儲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儲蓄率的下降也使得居民部門對金融部門負債來源上的貢獻度有逐漸削弱的趨勢。
居民存款的變化也不完全由居民儲蓄率決定,短周期內居民支出偏好同樣會影響其支出結構,進而影響居民存款。基于實物交易統計的資金流量表數據顯示,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最終消費的部分在逐年減少,而用于繳稅和社保繳納的部分在增多。這表明居民部門收入中可支配部分的占比可能正處于逐年減少的趨勢中,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居民部門存款、投資基金等金融配置的總規模。按此趨勢發展,銀行吸收居民部門的存款雖然仍是爭取負債端資金來源的重要構成,但相對于10多年前的金融環境而言,其重要性在下降。銀行未來可能更應重視增強其業務對于居民部門的非存款類資金的吸引力。
4、去杠桿背景下企業部門資金多元化運用放緩
企業部門是國民經濟中為實體經濟創造增加值的重要部門,其資金來源和運用又與金融部門之間存在較大比重的相關關系。金融部門對企業部門所提供的融資是企業部門資金來源的重要構成,而企業部門可支配收入的運用很大一部分又形成了金融部門負債端的存款,購買銀行理財、投資基金等。然而,企業部門儲蓄率雖然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存款的變化趨勢,但不是唯一因素。企業部門可支配收入的運用結構和偏好更大程度上決定了短周期內企業存款變化。
從總量上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儲蓄率主要取決于其儲蓄傾向和國民收入分配中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占比。從歷史數據判斷,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儲蓄率相對來說是較為穩定的,其對金融部門負債端的影響主要取決于非金融企業部門的絕對收入及其資金運用結構。長久以來國內貨幣政策的走向基本上決定了國內非金融企業絕對收入(資金來源)增速水平。金融去杠桿以來,M2增速回落,企業融資可得性下降,已經對非金融企業資金流入形成負面影響,并約束其資金運用,進而對金融部門負債端產生“反饋式”收縮壓力。
近兩年的金融去杠桿疊加中美經濟周期錯位因素,對非金融企業部門的資金來源和運用都產生了一系列影響。在其他資金運用渠道受到擠壓的情況下,資金運用的“存款”形式可能在“脫虛向實”的環境下又重回主導,企業部門的經營活動、實物交易等體現為企業部門內部或跨部門存款賬戶里資金的轉移。對于單一銀行而言,重視服務其核心企業客戶的同時也應重視服務與其核心企業存在上下游交易往來的企業,尤其是其上游企業。
5、政府部門高“債轉存”率有益于優化資產負債配置
政府部門在國民經濟運行中主要扮演“調控”的角色,以及通過稅收、保險、轉移支付等方式實現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后的再分配功能。政府部門的這一系列經濟活動同其他部門一樣,由于資金流入流出在時間和規模上的錯配,金融業務邏輯上就表現為政府部門的資產和負債,而政府部門的資產很大部分又表現為財政存款,是銀行負債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數據顯示,2005年前財政存款和機關團體存款在各項存款中的占比約為3%和4%,然而截至到2017年末占比數據分別為3%和16%。這一數據表明了當前金融部門負債端爭取政府部門資金的重要性。
盡管政府部門儲蓄率與金融部門負債增長似乎不存在直接的影響關系,但政府部門的儲蓄率與政府性存款增速有一定程度的相關關系,即政府部門儲蓄率越高,相應的政府性存款增速可能大概率提速,反之亦然。當然,政府部門儲蓄率同樣受到諸如經濟周期、財政政策取向、國民收入分配等因素綜合影響,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部門儲蓄率與政府性存款增速在數據上的相關性。
6、優化資產配置和提升資產驅動負債的能力或是關鍵
金融部門作為宏觀經濟中的“中介”部門,一方面起著流動性創造的功能;另一方面也通過各種融資方式為資金在各部門內、跨部門間流動提供了多種通道。這就決定了金融部門負債端資金來源不僅取決經濟運行、監管環境,還取決于其他部門的收支行為。未來隨著金融去杠桿推進、監管加強,同業資金來源的規模等可能逐漸收縮,理財資金也可能朝結構性存款遷移,而“回歸本源”的趨勢可能使得“存款”在金融部門資金來源結構中重新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目前,金融部門可能不得不正視未來一段時間負債端遇到的持續挑戰。金融去杠桿政策推進以來,金融機構時點性遭遇負債端流動性沖擊頻繁發生。雖每次總能在央行的穩健中性的對沖調控中防止流動性風險發生,但趨勢上金融部門資產負債表增速放緩甚至縮表的壓力已現。廣義貨幣供給M2增速與金融部門資金來源增速的數據強相關性,也可能是未來一段時間金融部門資金來源增速下滑的判定依據。而近期債券市場頻發的信用違約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其實也體現了當前金融部門縮表的壓力,部分企業在新舊融資鏈斷裂的情況下,發生信用風險的概率就大幅提升了。結合當前國內房地產調控以及金融監管趨勢,金融機構當前更應在確保資產負債基本平衡的基礎上,研判政府、居民、企業三部門收支結構和趨勢,優化資產配置結構,提升資產驅動負債的能力。
三、商業銀行負債業務應對策略
未來我國經濟運行趨勢而言,經濟增速長期放緩的趨勢已經較為明確,這將對金融部門負債端擴張形成長期的制約。儲蓄率下降和存款增速放緩將推動未來銀行負債端的競爭趨于激烈。商業銀行應結合這一趨勢對整體負債策略進行針對性的調整和優化。
1、結合總儲蓄率變化趨勢,調整整體負債策略
未來商業銀行應提高主動負債占比,推動資金來源多元化。結合國外商業銀行應對儲蓄率下降的經驗,拓寬主動負債渠道,增強主動負債能力是銀行結構調整的重點方向之一。雖然短期內受嚴監管和金融去杠桿等因素影響,以同業負債為代表的主動負債面臨較大的調整壓力,但并不意味著主動負債增長趨勢的改變。商業銀行應順應監管大勢,在主動優化主動負債結構的同時,加大主動負債的力度,使主動負債成為核心存款的有效補充,并形成穩定的中長期負債來源,從而降低整體負債波動的不確定性,提高負債和流動性管理的主動性。
商業銀行應通過積極推進融資工具創新,做好主動負債的結構管理。銀行既要加大金融債發行,持續發展資產證券化業務,以主動和靈活的負債管理,降低期限錯配程度,改善資產負債表“借短貸長”的狀況,降低流動性風險與利率風險;也要進一步深化與同業機構合作,優化同業負債結構,合理安排同業負債吸收節奏和期限,降低對同業負債依賴。在此基礎上,應結合政策導向,加大對小微、三農和雙創等重點領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有效獲取定向降準等政策優惠,用好用足監管部門的流動性支持政策。
針對不同部門的儲蓄率變化情況,商業銀行應采取差異化的負債業務策略。未來較長時期內,居民部門對商業銀行負債端的貢獻度將逐漸削弱,雖然居民部門儲蓄比重仍會高于企業部門儲蓄比重,但無差別的持續大規模資源投入的邊際效用持續遞減,居民部門存款的市場競爭將最為激烈。因此,除了聚焦零售業務外,商業銀行應發揮各自特色,有側重地拓展業務。網點資源較為薄弱的銀行可以將企業負債業務作為重點發展的領域,加強負債產品的創新和服務水平。一些有地方背景的銀行可以關注政府部門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業務需求,同時做好事業單位和機關團體存款業務的拓展。
2、明確定位、創新產品,推動個人存款業務增長
未來零售存款仍是商業銀行負債的重要來源之一,要重點圍繞居民儲蓄率變化趨勢,制定不同類型個人客戶的差異化策略。對于可支配收入較為穩定,支出偏好變化對財富配置影響不大的中高端客戶,要通過不斷提升資產配置能力、豐富產品線,切實滿足中高端客戶保值增值的財富管理目標,來吸引和留住中高端客戶。對于大眾客戶則主要運用金融科技的手段開發普適性產品,開展以提高便利度和提升客戶體驗為重點的服務。通過金融科技手段的有效利用,把大眾客戶發展的重心聚焦在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群體上,培養和挖掘未來的中高端客戶。
商業銀行應關注個人客戶消費和投資帶來的業務機會,以居民部門資產業務帶動其他部門派生負債。銀行不但要把握契機積極發展消費信貸業務,也要大力開展與提供消費品的第三方企業以及消費平臺客戶的合作,在提高消費貸款資金在行內循環和沉淀比例的同時獲取平臺和商戶的存款資金。在投資方面,要通過切入場景的形式提高交易資金帶動負債的比例。
商業銀行應把金融科技作為拓展負債業務的突破口。大力發展智能投顧,以定制化合高性價比的服務協助大眾客戶制定投資目標、選擇合適的產品或服務、管理投資組合,在提升客戶體驗的同時,降低客戶轉化和獲取客戶資金的成本。繼續推動技術創新,改善數據分析的精準度,通過主動獲取多維度、長周期的客戶數據,形成數字化思維,改善數字化體驗、推進數字化營銷、建立數字化客戶管理,為客戶提供全面、契合客戶需求的財富管理解決方案。
3、做好回存、回籠和回流,提升企業客戶服務能力
結合企業部門存款增長態勢的變化狀況,商業銀行應以資金回存、回籠和回流為重點,提高服務能力,推動企業客戶存款業務策略的轉型。在聚焦核心客戶和基礎客戶的同時,大力拓展與核心企業有上下游交易往來的企業客戶群體,形成有利于提高結算資金占比的客戶基礎和業務環境,提升結算資金“回存”和“回籠”份額。在業務拓展上既要盯住存款,更要關注其他業務,及時對接企業的資金運用需求,以多元化的產品和金融模式吸引各類企業資金“回流”銀行體系。
尤其要加大對公客戶群的拓展和培育力度,打造結算資金回籠的基礎環境。商業銀行應將供應鏈管理與現金管理相結合,拓展核心客戶的上下游產業資源,通過鏈式營銷實現客戶結構的優化和擴充。明確企業貸款客戶管理重點環節,充分挖掘上下游客戶金融需求,以核心客戶為切入點增加這些企業在銀行系統的結算分額,形成貸款資金流轉和回籠的閉環。真正實現以更為龐大的有效客戶群以及更為高效的結算渠道和服務體系,吸引各層級的企業客戶通過其主辦銀行進行資金回籠,持續提高企業客戶日常運營資金的歸行率。
4、實現政府負債業務由關系推動向業務推動轉變
在地方政府債務壓力不斷增加的背景下,傳統的關系營銷方式的作用將會有所削弱,商業銀行應推進政府負債策略轉型,在把控風險的基礎上構建資產規模與負債份額相匹配的業務模式。
一方面,抓住政府融資需求痛點,以資產業務創新和投入帶動負債業務增長。商業銀行對地方政府負債業務拓展過程中,要突出資產業務的推動作用。要結合地方政府債務的監管形勢,在適度增加投入的同時,加大業務創新力度,幫助其持續改善和優化融資結構,并帶動負債業務的增長。另一方面,提升服務質量,做好事業單位和機關團體客戶存款業務。商業銀行既要做好支付結算等基礎服務,也要根據客戶資金保值增值需求,適時運用價格策略提高負債產品的競爭力。
(本文作者介紹: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金融40人論壇成員和理事。)
責任編輯:趙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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