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盤和林

　　在當前金融去杠桿、強監管的背景下，企業發生債務違約的問題或還將持續一段時間，暴露的企業債務違約事件或許仍呈現上升趨勢，但不必過度解讀，更不能諱疾忌醫。

　　6月14日，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郭樹清在第十屆陸家嘴論壇上談到了企業債務違約的相關問題。郭樹清的講話背景是嚴峻的，從年初的億陽集團公募債違約，再到近期發生的中安消、京鵬地產、營口港違約事件，本年度已經發生了十余起企業債務風險違約的事件，引起了社會、媒體界和投資人的廣泛關注。

　　縱覽這些債務違約的案例，既有涉及到國有企業的，也有牽連到民營上市公司的，債務違約多由公司經營業績不佳導致的流動性危機和其他原因導致的流動資金斷裂導致。比如今年1月27日發生的“16億億陽01”債務違約是因為主業盈利差、對外股權投資多，賬面優質資產多為凍結，內外流動性匱乏；3月14日神霧環保債務違約則是由于疊加股票質押導致控股股東控制權喪失引起的；5月7日的中安消違約則是由于盈利惡化，持續自由現金流缺口，再融資渠道幾乎全部喪失所致；至于近期的京鵬地產和營口港違約則是由于業務虧絀，流動性資金鏈斷裂所致。

　　筆者認為，在當前金融去杠桿、強監管的背景下，企業發生債務違約的問題或還將持續一段時間，暴露的企業債務違約事件或許仍呈現上升趨勢，但不必過度解讀，更不能諱疾忌醫。從數據來看，總體占比并不大，我國企業債務風險可防可控，債務違約本來就是市場機制運作下的一種正常現象。因為公司債的發行要么是資產證券化的結果，要么則是因重大項目投資，為緩解資金鏈壓力而采取的市場化活動。而市場形勢和行業供求則是不斷改變的，企業將舉借的大額債務資金投入到項目投資建設上，一旦市場行情發生變化，導致后期資金流入匱乏就很難償付前期累積的巨額債務。

　　比如凱迪生態在2015年將其生物質發電優質資源打包，開展資產證券化。后不料經營發生波動，部分電廠存在停產困境，最終導致了違約。實際上，截止到2018年5月末，企業債券違約后未兌付金額，只占存量信用債總金額的0.43%，比重不算太大，相對應的風險處于可防可控范圍，不會對我國宏觀經濟產生多大的實質性沖擊。

　　今年以來，企業債務違約的案例出現增多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國內、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的影響。從國際金融環境來看，近年來美國進入加息通道，我國不得不采取相應的應對策略，導致流動性收縮；從國內金融環境來看，我國宏觀經濟本身存在結構性高杠桿問題、以及金融機構存在風險隱患，從2015年起，我國不得不實施去杠桿等經濟調控政策，尤其到2017年、2018年實施金融去杠桿政策。在兩者疊加的情況下，金融融資條件的不斷收縮。

　　春江水暖鴨先知，反過來說融資的“水寒”，最先知道也是企業。在決策者的密切關注和各項政策的出臺下，企業的融資渠道收緊，面臨了較強的外部融資約束，使得大量企業迫于無奈只能使用表內或者自身經營現金流對接到期債務。一旦經營發生波動，債務違約就很可能出現。

　　當然，這也是為此前的金融寬松買單。受08年經濟危機影響，金融環境較為寬松，投資者風險偏好較高，對低資質企業具有更高的“包容性”。企業可以很方便地通過債券、非標融資渠道獲取資金。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企業的過度投資和過度的杠桿經營。這為今天的債務違約埋下了一顆顆“定時炸彈”。

　　同時，我國企業直接融資并不發達，企業高度依賴銀行信貸。一旦融資約束收緊，很多經營不穩定、缺乏科學規劃和投資了與政策導向不符項目的公司就極易發生債務違約。此外，以往我國債券市場上還存在著地方政府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問題，現在隨著政策監管的趨嚴，勢必有部分杠桿風險會暴露出來。

　　但是，我們不能諱疾忌醫。不妨回顧一下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韓國債務風險。上世紀70年代初期韓國經濟增速回落，企業盈利能力惡化，開始出現虧損企業。韓國政府頒布《關于經濟安定與成長的緊急命令》對企業進行救濟，展期企業債務，并強制將此前個人借給企業的資金轉為低息貸款或直接投資，避免信用風險暴露。在國家的鼓勵和信用背書下，企業普遍存在過度負債的情況，一方面帶動韓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會增加經濟發展的脆弱性。后來受到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使韓國經濟遭到了重大的打擊。從這個例子中也可以看到當前政策的勢在必行和行之有理。

　　竊以為，在當前防控金融風險、金融去杠桿等新常態下，債務風險暴露可能難以避免，并將持續呈現上升趨勢，但風險總體可防可控，例如今年債券市場發生了20起違約事件，但不良率只有0.58%，比例不高，信用風險整體可控；而央行也在密切關注市場變化，將相機決策，通過貨幣政策工具組合使用，確保實體經濟不會因為流動性急劇收縮，造成資金鏈斷裂，引發系統性風險。

　　(本文作者介紹：知名青年經濟學者，著名財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