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隨著全球對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的關注不斷加強，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因素日益成為企業經營的重要組成部分。ESG因素不僅僅關系到企業的道德責任，更直接影響著企業的長期穩健發展和風險管理。環境維度的污染排放、能源消耗等情況，社會維度的員工待遇、保密管理等情況，治理維度的內控體系、反腐敗制度和控制權等，都可能對公司經營情況帶來負面影響，進而影響企業經營風險。將ESG因素融入信用評級體系有助于更早識別出企業經營存在的問題，提前對可能發生的經營風險進行預警。

　　ESG代表了企業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良好治理方面的表現，具有前瞻性，反映出企業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更直接關系到投資者的長期利益。

　　環境、社會和治理，簡稱ESG，代表了企業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良好治理方面的表現。環境因素包括能源使用、排放、水資源管理等；社會因素涵蓋員工權益、社區關系、供應鏈責任等；治理因素涉及公司治理結構、董事會獨立性、透明度等。這些因素相互交織，共同影響企業的聲譽、經營風險和財務績效。ESG指標與傳統信用評級判斷指標不同的是，傳統指標更關注企業在財務狀況方面的表現，是基于財務報表等歷史數據分析而得出，不能完全代表企業當下及未來的財務趨勢。而ESG指標則更具有前瞻性，反映出企業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更直接關系到投資者的長期利益。我國市場對企業ESG表現的關注雖然起步較晚，但隨著近年來國家碳中和目標的提出與綠色低碳發展的倡議，加之陸續出臺的一系列有關環境、社會責任、公司治理相關的政策與ESG相關信息披露的規定，金融機構在投資決策中也逐漸重視起ESG因素的影響。

　　企業作為微觀經濟的主體，應承擔起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科學治理方面的責任。從政策層面來看，近年來我國不斷出臺政策，規范公司ESG方面的要求和信息披露工作。

　　我國ESG體系建立起步較晚，2006年深交所首次推出我國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指引，明確了我國企業應披露環境、社會和治理等方面的非財務信息，2008年上交所也緊接著推出了相關信息披露指引；“十三五”規劃提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新理念，綠色經濟成為可持續發展建設的主流思想；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方案》，要求建立上市子公司環保型信息強制披露機制，完善節能低碳，生態環保項目的擔保機制，加大風險補償力度；2016年發布的《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中要求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發債企業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對于屬于環保部門公布的重點排污單位的上市公司，研究制定并嚴格執行對污染物達標排放情況等具體信息披露要求；2017年證監會發布《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3號》，要求屬于環保部門公布的重點排污單位的公司或其重要子公司在年報及半年報中披露有環境污染及排污方面的信息；其他公司遵循“不披露即解釋”原則，2018年證監會修訂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發布，將我國ESG體系的設立落到了實際執行層面；2020年9月，我國明確提出2030年“碳達峰”與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2022年國資委制定印發《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質量工作方案》中提到將推動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專項報告，力爭在2023年實現ESG專項報告披露“全覆蓋”。二十大提出了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企業作為微觀經濟的主體，更應承擔起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科學治理方面的重任。隨著國內監管機構陸續發布相關政策及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指導性文件，ESG信息披露框架正在由資源披露向強制披露過渡。

　　ESG因素在企業的經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主要從環境、社會和治理三個方面影響著企業的長期價值。

　　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因素在企業的經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影響著企業的長期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環境因素方面，公司的環境表現直接關系到其生態足跡、資源使用和污染排放情況。不可忽視的環境問題，如氣候變化、污染和資源稀缺，可能導致企業面臨法律訴訟、環境損害賠償以及監管風險，特別是在制造業、煤炭等高污染行業中尤為常見。因環境事故引發的負面輿論更有可能造成企業的聲譽損失，進而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導致潛在經營風險。例如2018年4月，央視曝光山西三維集團違規傾倒工業廢渣、排放工業廢水，對周邊地區造成巨大環境危害，導致*ST三維連續跌停，公司市值大幅縮水，經營風險增大。此外，從稅收角度看，從事環保事業的企業享有更多的稅收優惠政策，可為企業創造額外收益，進而降低經營風險。

　　社會因素方面，企業的社會責任涉及員工待遇、社區關系、產品質量、供應鏈管理等多個方面，不良的社會表現可能導致勞工糾紛、聲譽損失，甚至引發社會輿論壓力，這些問題都可能影響到公司的業務穩定性和持續經營能力。例如2022年9月30日，海天味業被爆出在食品添加劑使用方面區別對待國內和海外商品，引發社會層面巨大輿論，10月10日A股開盤后股價隨即下跌9.35%，市值大幅縮水，對公司的生產經營帶來負面影響，進而增大經營風險。

　　治理因素方面，公司治理的質量直接關系到公司管理層的透明度、董事會的獨立性以及內部控制體系。缺乏透明度和有效治理可能導致內部腐敗、公司丑聞，甚至受到監管處罰，進而引發經營風險。例如：“12湘鄂債”的發行主體中科云網在違約前，曾出現實控人大量減持公司股份、公司高管頻繁變動、實控人長期滯留海外的負面輿情。公司于2014年10月12日受到證監會立案調查，且公司實控人自十一假期出國后長期滯留海外不歸，自此公司股價一路下跌，由10月13日開盤時的12.01跌至12月31日收盤時的6.09，公司治理維度發出的負面信號導致了公司市值縮水，加劇公司經營情況惡化，經營風險增加。

　　結合部分ESG指標難以量化的特點，將ESG因素以調整項的形式融入信用評級體系，針對環境、社會與治理維度中的具體表現，做出相應調整，有助于展現企業的持續經營能力，可作為對傳統信用評級的有益補充，對評級作業過程中預警機制的完善有一定借鑒意義。

　　考慮到中國發債企業繁多，且部分ESG指標數據難以量化，將ESG指標融入信用評級體系可采取加入調整項的方式進行調整，結合國內相關案例及國外經驗，總結出下列建議可供參考。

　　1、環境維度（E）

　　環境維度主要有以下幾個識別要點，一是環境管理，當公司業務存在環保和綠色效益，能夠獲得相關認證或較強的政策支持時，可酌情上調。二是資源消耗，包含水、能源、物料、土地等自然資源，可根據消耗量、消耗強度等進行相應調整；三是污染排放，包含廢氣、廢水、固體廢物等，可根據排放量、排放強度等進行相應調整；四是環境負面事件，當發生環境污染負面事件，受到監管處罰或引發公眾輿論時，可根據對公司經營產生影響的程度下調分數。此外還可考慮氣候變化等因素帶來的影響。

　　2、社會維度（S）

　　社會維度主要有以下幾項識別要點，一是員工權益，公司出現員工糾紛、安全事故、拖欠薪資或員工流失率較高等負面事項帶來公司財務或聲譽等損害，并對正常經營產生影響時，可根據對公司盈利和經營影響程度減分。二是產品與服務方面，公司在產品與服務管理方面發生若較多客戶投訴或產品負面等事件對公司財務或聲譽帶來影響，可根據影響程度下調。三是社會響應方面，企業積極響應國家層面戰略或政策時，可根據響應程度酌情上調。此外還可考慮供應鏈管理、其他利益相關方等方面的影響。

　　3、治理維度（G）

　　治理維度可主要包含以下幾項識別要點，一是公司治理，股權結構是否清晰、所有者和經營者間制衡和監督機制是否完善、公司治理框架是否完善、高層人員變動是否頻繁、對子公司管理是否規范并對導致公司治理出現風險等事項均為潛在風險因素，當發生對應事件時，可作相應下調。二是商業道德方面，重要經營管理層、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的自身風險如因犯罪被立案調查、處分、撤職等并導致公司治理出現風險時，可下調分數。此外還可考慮合規管理情況、信息披露情況等方面的影響。

　　將ESG因素以調整項的形式融入信用評級體系，針對環境、社會與治理維度中的具體表現，酌情調整分數，有助于展現企業的持續經營能力，可作為對傳統信用評級的補充，更全面的分析企業經營過程中暴露出的風險，對評級作業過程中預警機制的完善有一定借鑒意義，同時也可以為企業加強內部風險管理體系的建設提供一定參考。目前對于ESG信息的獲取尚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監管部門進一步完善ESG信息披露制度，對于發債企業的ESG信息披露要求由自愿向強制轉變，并對披露指標作出統一規定。同時，各評級機構也應結合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技術，積極完善對ESG指標的量化與分析方法，進一步提升評級體系對經營風險預警的有效性。

　　報告聲明

　　本報告分析及建議所依據的信息均來源于公開資料，本公司對這些信息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證，也不保證所依據的信息和建議不會發生任何變化。我們已力求報告內容的客觀、公正，但文中的觀點、結論和建議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者依據本報告提供的信息進行證券投資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負責。

　　本報告版權僅為本公司所有，未經書面許可，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復制和發布。如引用、刊發，需注明出處為大公國際，且不得對本報告進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刪節和修改。

　　(本文作者介紹：大公國際作為中國國新控股子公司，成立于1994年，擁有獨創的評級方法和評級技術，科研成果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