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南方”（Global South）這一概念隨著全球化趨勢的轉向重新得到關注。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在全球南方各經濟體中地位突出，是近年來通過金磚國家組織、上海合作組織和一帶一路倡議等方式引領全球南方經濟體發展與合作的重要引擎。伴隨著全球南方區域內金融、貿易和投資的不斷深化，同跨國基礎設施投資、主權債務融資等相關的信用評級業務也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通過依托現有金磚國家合作框架設立成員國內部的主權信用評級信息和方法共享機制，有助于我國本土評級機構在全球評級體系中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和市場空間。

　　一、全球南方成為全球經濟的聚焦，反映了全球經濟區域化發展的一個縮影。經濟全球化多年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并沒有改變自身發展滯后的局面，全球南方的興起反映了眾多發展中國家要求重構國際發展格局的訴求。

　　（一）全球南方概念的發展與演變上可以從地理位置和發展水平的維度來考察，后者是劃分的決定要素。全球南方概念的出現追溯起來有著較為悠久的歷史。全球南方概念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74年毛澤東主席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按照這一劃分，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于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冷戰后期，隨著部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騰飛，原來作為第三世界劃分的關鍵標簽“貧窮”就難以涵蓋原來成員國家的特征，尤其是隨著亞洲“四小龍”的快速發展和我國的對外開放，也使得第三世界一詞無法準確描述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現狀，此后第三世界的標簽開始逐漸被“南方”一詞所取代。

　　從分布上看，全球南方的劃分并不是單純按照地理位置劃分，而更多蘊含了經濟發展水平的因素在內，事實上很多全球南方國家地理上位于北半球。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劃分，全球南方涉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亞洲（不包括以色列、日本和韓國）和大洋洲（不包括澳洲和新西蘭）的國家； 除此之外的其他國家屬于全球北方。上世紀80年代，國際發展問題獨立委員會發布的《勃蘭特報告》中，提出一條將世界劃分南、北方的“勃蘭特線”（Brandt Line），將北緯30度線視為對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的地理劃分。該線經過美國和墨西哥之間、地中海和中亞，之后向北穿過中國和蒙古國的北方邊界，再向南繞過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由于發展中國家多在該線以南，報告用“南方國家”指代發展中國家。

　　從經濟上看，全球南方國家大部分都有被侵略或殖民的歷史經歷，普遍存在人均國民收入低、經濟嚴重依賴初級部門、人口密度高、基礎設施差等現實特征。

　　（二）全球化語境下的南北合作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全球南方國家和地區發展滯后的問題。“全球化產生了巨大的新財富聚集，而其利益卻沒有全球化”，這是國際發展問題獨立委員會在《勃蘭特報告》發布20周年之際發表在回顧報告里的一個重要觀點，報告強調“勃蘭特報告的復興”，通過重新引入勃蘭特委員會對可持續全球經濟的愿景來減少南方之間的差距和不平等。在《勃蘭特報告》發表40年后，有學者從全球南方國家整體的經濟實力（相對收入排名）和對國際秩序的程度兩個指標進行分析，發現勃蘭特線“基本上完好無損”，不同之處僅僅在于南方國家的經濟多樣性的一些增加而已，但是這“不會削弱勃蘭特線所描繪的南北差距”。因此，在經濟全球化推進的幾十年中，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整體上的發展差距并沒有出現顯著性改變，這也成為全球南方國家尋求一個更為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訴求的現實基礎。

　　（三）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部分全球南方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比重的不斷提升，構成了全球南方要求重構國際經濟秩序的經濟基礎。全球南方國家經濟近年來進步顯著，尤其是金磚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其成為全球經濟格局中的重要一極。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數據，以購買力平價計算1995年七國集團（G7）占全球GDP的46%，金磚國家只占17%。1995-2020年，G7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高于金磚國家。到了2022年金磚國家GDP首次超過了G7。另據IMF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給出的預測，2023年金磚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達到32.1%，超過G7的29.9%。到2028年，金磚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達到35%，G7則進一步降至27.8%。報告進一步預測，到2028年中國在全球GDP增長中所占的份額預計為22.6%，印度為12.9%。到2030年全球前四大經濟體依次是中國、印度、美國和印尼，其中的三個將來自全球南方經濟體。

　　根據IMF2022年的數據，金磚國家組織擴容后11國人口占到了全球的46.1%，接近一半，GDP總量占到了30%，這個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南方國家組織，在全球事務中更加舉足輕重。相比，G7人口不到10%，但GDP總量依然占全球的44%，大于金磚國家。從發展的趨勢上看，金磚11國的經濟總量超過G7只是時間的問題。

　　二、國內評級行業在全球南方新格局下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期。在全球南方經濟體對重構國際治理體系呼聲日隆的環境下，國內評級行業在跨境基礎設施投融資、綠色發展標準制定和重塑國際主權評級體系等領域有所作為。

　　全球南方體系成為熱點，反映現存由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國際治理體系已難以適應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訴求，進而促進后者尋求新的替代。從發展進程上看，冷戰后的全球治理機制主要按照發達國家的價值和利益取向進行設計的，治理規則制定權集中在少數發達國家手中，對全球南方的多樣化背景和需求考慮不足。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優勢分散于不同的功能領域，難以形成有效的集體行動，發展中國家的實力提升難以轉化為與其實力相匹配的制度性話語權。加之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治理能力和經驗相對薄弱，在全球決策機制中的參與度較低，限制了它們在全球治理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作為全球化實現較為充分的國際評級體系，從歷史發展的實踐看也越來越難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的評級需求。在2022年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四次會晤會議上，中央也明確提出了“要拓展金磚國家跨境支付、信用評級合作，提升貿易、投融資便利化水平”。因而在更廣泛的全球南方語境下，我國本土信用評級行業在國際拓展和國際合作方面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一）“一帶一路”開創全球南方合作的新模式和新格局，跨區域大量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實施以及與之相伴的投融資方面的巨大需求，為國內評級行業走出去提供了較好的平臺。截至2023年6月，我國已經同152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余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大部分是同亞非拉等全球南方國家和地區簽訂的。在投資方面，依照今年10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白皮書，2013年到2022年，我國與共建國家的累計雙向投資超過3800億美元，其中對共建國家的直接投資超過2400億美元，涵蓋經濟社會發展的多個領域。我國還與共建國家合作建設了一系列的經貿合作區，截至2022年底累計投資已經超過600億美元。同時，共建國家也積極投資中國，共享中國的發展機遇，十年來累計對華投資超過1400億美元，在華新設的企業接近6.7萬家。

　　從投融資的模式看，“一帶一路”投融資模式兼容了政府主導、市場主導以及創新模式等三大類至少15種模式。政府主導型的投融資模式至少包括傳統援助型、資源財政擔保型、開發性金融型、國家戰略對接衍生型和多邊投融資平臺型等5種；市場主導型的投融資模式至少包括公私合營型（PPP）、股權合作型、工程總承包融資型（F+EPC）、銀團貸款型、債券融資型等5種；創新投融資模式包括融資租賃、綠色投融資、第三方市場聯合型、獨立投資組織公司型和集群式合作型等多種類型。豐富的投融資模式和產品類型，為國內評級行業參與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全球南方經濟合作框架提供了契機。

　　（二）全球南方經濟體綠色可持續發展標準的話語權對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突出，為國內評級行業參與國際綠色發展融資等相關領域的標準制定提供了機遇。在與評級相關的國際標準中，發達國家以其自身發展階段為基礎所指定的面向全球的標準，有可能會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成本。以綠色發展和減少碳排放為例，從發展宗旨上是全球各國共同追求的目標，但從標準發展的階段來看，很多標準對全球南方經濟體成員而言，這些標準的執行脫離了這些經濟體實際的發展階段和水平，嚴格執行標準在現階段反而會削弱這些地區的發展動能。比如歐盟對進口產品提出征收碳關稅，并在2022年9月份通過了禁止進口同森林破壞相關的“臟產品”（Dirty Commodities）的法案，按照法案，大豆、牛肉、棕櫚油和咖啡等14種出口到歐盟的產品應當提供同森林破壞無關的相關證明。盡管發達國家希望把不符合環境標準和不符合碳排放標準的產品逐出市場的初衷是促進綠色發展，但這些措施對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進口產品形成了事實上的“綠色壁壘”。“綠色壁壘”同一般的貿易壁壘相比，占據了更高的道德制高點，對于發達國家保護國內市場非常有利。同時由于國外有關標準和合格認證的信息十分復雜，往往使出口國難以掌握和應對，發展中國家也難以判斷發達國家的環保技術標準是否科學合理。以能源行業為例，由于目前發達經濟體主導的綠色標準很大程度上未能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發展狀況，對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傳統能源并且新能源技術相對落后的國家來說，激進的能源轉型將給其發展進程帶來負面影響，在沒有合適替代選擇的情況下，放棄傳統能源無疑將直接損害其發展權。

　　事實上，在環保、貿易和投融資等領域的標準制定方面，發達國家未來會更加廣泛地通過高標準“壁壘”作為處理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的發展結構性矛盾的重要手段，因此制定以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階段為基礎的綠色發展標準，對于全球南方經濟體的經濟過渡轉型就顯得十分有意義。

　　（三）“經濟合作區域化”同“評級體系全球化”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全球南方的發展要求對當前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家主權評級體系進行重新審視。由于發展階段的歷史因素，當前國際主流的國家主權評級體系的架構是建立在西方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體制之上的產物，直接套用在發展中國家對后者而言是不適宜且不公平的。從國際評級實踐的歷史看，現有國際評級體系架構下全球南方大部分經濟體的主權信用水平往往被低估，給這些國家政府、金融機構和企業等在國際市場融資帶來負面影響。此外，現行主流的國際評級體系下，一個通行的規則是一國債券發行主體的評級級別不應高于該國的主權評級級別，即所謂主權評級的“天花板效應”，主權評級級別對一國企業和機構等融資主體而言就顯得尤為重要，直接決定了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在經濟全球化向區域化合作轉向的當下，構建符合全球南方發展與合作要求的新型國際主權評級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也符合多數全球南方國家追求多極化的評級需求。

　　從實際的操作上，可以以金磚國家的評級合作為起點，在金磚國家合作框架體系內設立信用評級的合作機制，建立起金磚國家內部的以各國主權信息共享基礎上的新型主權評級體系，在試點實踐的基礎上逐步向全球南方區域內其他國家進行推廣。以大公國際為代表的國內評級機構，在主權評級領域經過多年耕耘，積累了豐富的國別主權數據，建立了相對完善的評級體系架構。全球南方合作發展的大背景為我國評級機構的揚帆出海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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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紹：大公國際作為中國國新控股子公司，成立于1994年，擁有獨創的評級方法和評級技術，科研成果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