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二元體制 賦能經濟增長

　　——2021年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2022年宏觀經濟展望

　　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

　　“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

　　周天勇 許文立

　　2021年是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我國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國民經濟總體運行在合理區間，全年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已經完成，構建新發展格局邁出新步伐，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實現了“十四五”良好開局。這些成績的取得，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的結果，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勠力同心、艱苦奮斗的結果。

　　一、2021年宏觀經濟形勢

　　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下文簡稱GDP）全年同比增速為8.1%，較上年同期2.3%大幅提高了5.8個百分點，且高于6%以上的預期目標，經濟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經濟總量達114.4萬億元，突破110萬億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17.7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經濟的比重預計超過18%。一、二、三、四季度同比增速分別為18.3%、7.9%、4.9%和4.0%。第一季度的超高速增長主要由于低基數效應和經濟復蘇所致，第二季度經濟增速有所回落，第三季度經濟增速則隨局部疫情汛情、能源價格上行和工業限電限產影響大幅放緩，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速持續回落，較三季度增速下降了0.9個百分點。四個季度的兩年平均增速分別為4.9%、5.5%、4.9%、5.2%，其中，四季度經濟兩年平均增長率比三季度提高，這反映了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傮w而言，國內經濟從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沖擊下逐漸有序復蘇，經濟增速逐漸向疫情前長期平均水平靠攏，但修復速度年內邊際放緩。

　　從需求層面來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為12.5%，較上年上升了16.4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速為3.9%?？鄢齼r格因素，2021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上年實際增長10.7%。主要受餐飲收入大幅回升拉動，商品零售相對而言回升較緩。1-12月商品零售和餐飲收入同比增速分別為11.8%和18.6%。但需要注意的是商品零售和餐飲收入全年基本處于增速下降趨勢，其中，餐飲收入12月下降了2.2%。消費需求持續釋放，支撐國民經濟穩定恢復。擴內需促消費政策持續發力，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穩步提升，成為國民經濟穩定恢復的主要動力。2021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65.4%，拉動GDP增長5.3個百分點。其中，四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85.3%，拉動GDP增長3.4個百分點。

　　分產業看，2021年一、二、三產GDP累計同比增速分別為7.1%、8.2%和8.2%，第二、三產業GDP累計同比增速增幅最大。但是，就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速來看，第一、二、三產業GDP同比增速分別為6.4%、2.5%和4.6%。這是由于今年局部散點疫情控制較去年下半年更為有效，因此農業、服務業復蘇水平更為平穩，能源價格上漲和工業限電限產對第二產業的沖擊則更為嚴峻。

　　企業家預期和銀行家預期全年總體呈下降趨勢。企業家信心指數從第一季度127.8的高位回落至第三季度120.9，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全年在“枯榮線”水平上下波動，3月強勢提升至51.9后逐漸下行，在51.0左右震動，但整體高于“枯榮線”，9-10月制造業PMI跌破“枯榮線”，分別為49.6、49.2，11-12月又回升至50.1和50.3，略高于“枯榮線”。除8月份外，全年非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均高于“枯榮線”，且 12月份，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2.7%，比上月上升0.4個百分點，高于臨界點，非制造業恢復步伐加快。

　　重點關鍵領域保持較快增長，結構不斷優化升級。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構建新發展格局邁出新步伐。2021年，高技術制造業投資比上年增長22.2%，高于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17.3個百分點。制造業競爭力進一步提升，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8.2%，明顯高于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居民消費結構進一步改善，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上年增長13.6%。

　　總之，雖然四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4.0%，但仍高于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下稱課題組）3.95%的模型預測值。同時，四季度兩年平均增速5.2%也與課題組5.21%的模型預測值基本一致。雖然全年同比增長8.1%，略低于課題組預測的全年同比增速8.33%，但仍與6%以上的預期目標高出不少。課題組認為，面臨復雜嚴峻的經濟環境，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有利條件沒有變，新的經濟增長潛力將不斷涌現。

　　二、宏觀經濟運行面臨的挑戰

　　課題組認為，必須看到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世紀疫情沖擊下，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和不確定。因此，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我們宏觀經濟可能仍面臨著一些挑戰。

　　在需求側，消費增長疲軟，房地產和舊基建拉動投資不可持續，外需高速增長難以持續。消費方面，全年局部散點疫情頻發沖擊助長了消費者的不確定性情緒和避險情緒，工業企業和服務業恢復不及預期，居民收入增長較為緩慢，這些因素均導致年內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疲軟。投資方面，全年累計增速為2014年至新冠疫情前最低水平。盡管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適度超前”基建，但未來仍應兼顧地方政府債務壓力與經濟增長。外需面臨奧密克戎疫情和美國貨幣政策收緊對我國資本外流和外匯政策的不確定性。

　　在供給側，地方政府的雙碳政策落實節奏不當以及能源價格上漲致使供給受限，芯片受限提示產業結構升級應聚焦核心技術突破。一方面，“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地方政府“運動式”減排，部分地區“一刀切”限制煤炭開采，疊加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造成原材料成本和能源成本大增，中下游企業利潤承壓。另一方面，今年美國等發達國家收緊了對我國芯片的供應，致使高技術制造業增速和汽車制造業增速明顯放緩，說明產業結構升級在基礎研究與核心技術突破方面仍有較大空間。

　　在外部環境，國際主要經濟體疫情卷土重來，以及貨幣政策轉向，提高不確定性。雖然，2021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20.9%，拉動GDP增長1.7個百分點。其中，四季度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26.4%，拉動GDP增長1.0個百分點。但傳染性更強的奧密克戎毒株已經成為歐美主要流行毒株，因此，新冠疫情使得國外市場需求在第二季度小幅回暖的前提下進一步走弱。疫情的持續蔓延未來可能還會使得國際主要經濟體進一步降低國外市場需求。并且隨著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價值鏈分工程度的不斷提高，歐美發達國家通脹高企，貨幣政策收緊已經漸行漸近，外加國際主要經濟體疫情蔓延都可能提高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不確定性。

　　在防范風險方面，重點關注疫情反復風險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2021年，我國疫苗接種有序推進，但新冠病毒變種毒株疫情的肆虐對防范邊境口岸輸入性疫情風險和局部散點聚集性疫情風險帶來了嚴峻挑戰，加劇了地方政府財政負擔以及消費者與投資者的不確定性。2021年，地方政府債務和城投債務的監管政策不斷收緊，但部分大型房地產企業和國企暴雷事件說明經濟增速放緩背景下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和隱性債務風險問題愈發嚴峻。

　　總之，我國經濟面臨著多重挑戰，但課題組認為，我國經濟韌性強，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短期政策操作空間較大，長期經濟增長動力較足。基于此，課題組也利用國際前沿的、具有中國經濟特征的宏觀經濟模型預測了2022年經濟增長，即2022年四個季度的經濟增速分別為4.17%、5.07%、5.45%和5.98%，全年增速為5.22%。這一預測結果略高于世界銀行對我國2022年經濟增速的預測值，也高于全球主要經濟體2022年的經濟增長預測數據。

　　三、改革紅利是長期增長潛力重要源泉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改革開放走過波瀾壯闊的歷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薄包h的十八大以來，黨不斷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向廣度和深度進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黨和國家事業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闭n題組基于長期的理論研究認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激活高質量發展新動力。

　　從長期增長動力來看，課題組通過梳理和總結我國過去經濟增長經驗，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邏輯發現，改革是經濟實現中高速增長最重要的源泉之一。中國到現在為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改革仍在進行中。一方面，從1978年進行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仍然是一個計劃行政與市場調節并存的二元體制國家。另一方面，為了指導東歐各國、獨聯體各國和俄羅斯的市場化改革，形成了轉軌經濟學——這些國家是“瞬時”轉軌，轉型時間較短，這些“快餐式”的經濟學，從理念、邏輯和方法等方面，流派較多、方法各異，可能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邏輯一致的體系。相反，中國采取了漸進式的改革——“1-2-1”改革——先從一元計劃體制向二元計劃體制逐步收縮、市場化范圍逐步擴大，然后現在處于計劃體制和市場體制并存的二元體制膠著階段，最后可能向一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軌。也就是說，中國正在進行結構轉型，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同時也正在進行體制轉軌，從計劃市場并存的二元體制向一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即中國是一個“雙二元轉型”的國家。

　　從中國經濟改革順序來看，首先是產品市場化改革，比如鄉鎮企業的產品可以在市場上向居民出售，國有企業產品的一部分也可以在市場自由出售，計劃內和計劃外調撥也可交易，而且為了適應產品市場改革，它們的價格也實行雙軌制；其次是要素市場化改革，一是資金撥改貸，建立資本市場，資金市場化改革，二是農民工外出務工，國有企事業用工制度改革，勞動力要素市場化，三是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土地無償劃撥改革為有償出讓，但是僅政府出讓部分市場化，范圍較狹窄，而農村宅基地、承包地基本沒有農村和城鎮土地競爭性的一級和二級市場。再次是資產債務市場化改革，雖然城鎮住宅、商業樓和辦公樓實現了資產化，但農村住宅和土地不是資產。

　　漸近改革、不同階段和先后順序，形成了中國二元體制變遷的過程。制度改革與體制扭曲糾正一直貫穿著中國經濟發展與穩定的全過程，而傳統發展理論又忽略了中國經濟改革和糾正體制扭曲所釋放的要素體制剩余。課題組認為，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發展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面臨許多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而“二元體制經濟學”就是基于我國過去經濟發展經驗提煉的、適合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從而依靠經濟體制改革來驅動我國長期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的二元體制存在著計劃行政與競爭市場間的扭曲。在二元體制中，有一些二元體制扭曲會被大量追求經濟利益的主體通過其動機和行為去得以糾正。例如，為了糾正二元體制中戶籍管制、信貸歧視、土地不能交易等一些要素配置體制的扭曲以達到農民工獲得務工工資、民營企業得到利潤以及土地貢獻地租的目的，主要表現在農村剩余勞動力暫住務工、國有企業將從銀行貸到的資金轉貸到民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利用的土地生產銷售產品等。如果影響各要素合理配置的體制扭曲得到了糾正，就會減少體制扭曲造成的產出損失。同時，也有非常多的體制扭曲不能被糾正。例如，農村土地不讓市場交易是一種扭曲，但農民本可以創業辦一個鄉鎮企業，通過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的組合，形成生產力，生產商品，到市場上銷售，實際是勞動力和土地要素市場化，形成了投入和產出。但是，由于農村土地計劃配置、征用體制、用途管制、規劃管理等，沒有用地指標、土地被政府征走、不能改變用途、沒有建設權和交易權。農民變通建設的工廠，以違法違規建筑拆除了，其勞動力與土地不能組合形成生產力，沒有產品到市場上去銷售。這就是土地不能市場交易配置這一扭曲，不能被追求經濟利益的創業者和企業家所糾正。因此，二元體制扭曲是二元體制經濟的一個常態。我們將這一經濟分析理論稱為“二元體制經濟學”。

　　轉軌國家和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資源和要素存在體制性剩余。它也成了“二元體制經濟學”分析的基礎經濟學概念。體制性剩余的剩余和發展經濟學中農村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剩余含義類似但也存在區別。體制性剩余主要是指轉軌經濟體制中的資源和要素冗余，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不能完全調整資源和要素的數量、價格，而這是由體制扭曲和摩擦所造成的。市場化標準值與體制扭曲值之差。而發展經濟學中的勞動力剩余，是結構性的剩余。這種冗余造成了極大的資源閑置，沒有發揮潛在的經濟增長作用。由于它們是要素閑置低利用、體制性需求匱乏和相對于債務的資產短缺，如果對其分別進行市場化改革，就會有經濟增長、需求擴大和資產供給潛能。因此，這些體制性剩余是我國未來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的“蓄水池”。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