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高瑞東

　　在《人口峭壁》第一篇中，概述了建國后中國出現的兩輪嬰兒潮，如何改變了中國的人口結構和老齡化進程。由于上世紀50-60年代，以及80-90年代中國新生兒數量急劇上升，但是在2000年中國新生兒又快速塌陷，這導致了我國20歲到30歲的青年勞動力，會在未來十年快速塌陷，90后將率先面臨人口峭壁。

　　這引發了我們的思考，建國后嬰兒潮對中國人口結構的改變，是與發達國家趨同，還是有所不同？二戰后全球進入和平年代，科技快速發展，糧食產量持續上升，是否全球都出現了類似的嬰兒潮，人口規模在二戰后是否存在共振，這種共振在未來又會有哪些影響？共振之下，誰又在享受人口紅利？抱著這些疑問，我們展開了《人口峭壁》第二篇的討論。首先，我們從人口紅利的角度，來觀察全球產業鏈轉移的步伐，探究各國經濟發展中的“人口鑰匙”

　　一、從勞動力紅利看全球產業鏈轉移

　　根據《全球制造業四次大規模遷移啟示錄》的定義，二戰結束后，全球產業鏈經過了三次遷徙 （二戰前的20世紀初，曾發生過由英國轉移至美國的產業鏈遷徙）。

　　第一次從20世紀50年代，美國將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向日本、德國轉移；

　　第二次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德國向亞洲“四小龍”和部分拉美國家轉移輕工、紡織等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從對外凈投資數據來看，日本對外投資高峰出現在80年代。（詳見圖7）。

　　第三次從20世紀80年代初，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地區，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技術高消耗產業向中國內地等發展中國家及地區轉移；從對外凈投資數據來看，亞洲“四小龍”對外投資高峰出現在90年代（詳見圖4）。

　　我們觀察到，產業鏈轉移的步伐，與各國青壯年勞動力增長的節奏基本是一致的。

　　第一次產業鏈遷徙，美國遷出，日本遷入：1950年至1970年，美國青壯年勞動力（25歲至49歲）占全部人口比在快速下降，而日本的青壯年勞動力占比則快速提升，在1975年日本青壯年勞動力占全部人口達到了頂點，約39%。勞動力大軍涌現，使得日本存在率先承接歐美國家產業鏈的條件，疊加美國在二戰后執行復興日本政策，向日本輸送了大量的技術，日本的經濟快速發展，占全球貿易量快速上升。

　　第二次產業鏈遷徙，日本遷出，亞洲“四小龍”及拉美國家遷入：日美貿易差額在70年代逐步擴大，日美貿易關系加速緊張，貿易摩擦頻現。日本青壯年勞動力占比也在1975年達到了高峰，之后開始下滑。日美貿易爭端頻現，及勞動力結構開始老化，這兩個原因加速了日本將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鏈向外轉移。而此時，亞洲“四小龍”地區的青壯年人口在80年代開始大幅上升（先于中國內地），輕工、紡織等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開始轉移至這些地區。

　　第三次產業鏈遷徙，亞洲“四小龍”遷出，中國內地遷入：自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建國一代”（1950年至1960年出生的嬰兒潮）步入成年，青壯年勞動力人口占比開始快速提升 。21世紀初，中國青壯年勞動力絕對規模，和占全國人口比均達到了頂峰，勞動力資源豐富，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地區，開始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技術高消耗產業向中國內地轉移，中國內地出口量在全球的份額快速提升。但是，中國勞動力規模的峰值在2014年開始出現，而且由于出生人口在1995年后塌陷，這導致2015年至2020年，20至30歲勞動力規模率先塌陷，勞動力年齡結構開始老化。

　　二、全球人口共振，勞動力增速已經觸頂

　　1994年，全球青壯年勞動力增速達到頂點。二戰剛剛結束后的1950年至1960年，發達國家和中國出現了一輪嬰兒潮 ，這代人口在70年代開始成年，使得青壯年勞動力（25歲至49歲）增速快速攀升，同比增速在1994年達到峰值2.6%。之后，勞動力增速進入下滑通道，疊加上世紀70年代美蘇冷戰升級，新出生人口塌陷，這導致1994年至2000年青壯年勞動力增速快速下滑。之后，進入21世紀初，80年代出生的“回聲潮”（即為二戰結束后嬰兒潮引發的出生高峰）人口開始成年，勞動力下滑階段性放緩。2013年，全球勞動力增速再次開始加速下滑，在2017年，全球青壯年勞動力人口的增速下滑到1%以下，2020年，全球青壯年勞動力增速僅0.7%。

　　向前看，全球勞動力增長的紅利逐步消退。根據聯合國最新預測（2019年），全球勞動力增速將在未來80年進入緩慢下滑的通道，并在2086年進入負增長（注意，聯合國尚未考慮到2020年新冠疫情對新生兒出生率的沖擊）。而且，中國和發達國家的青壯年勞動力人口占比在2020年后快速下滑，新增勞動力主要來自于不發達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分散于非洲、拉美、中亞和東南亞地區，人口受教育程度較低，新增勞動力群體的勞動生產效率較低，疊加氣候炎熱，地緣政治動蕩，難以形成較大規模的產業集群。

　　根據索洛增長模型，經濟系統總產出的增速，受人口增速、資本增速、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人口增速的下滑，對整體經濟增速會造成拖累。雖然勞動力增速在1994年就開始觸頂下滑，但是進入21世紀，全球開啟了兩輪朱格拉周期，資本要素繼續積累，互聯網、新能源等科技快速發展，全生產要速率快速提升（尤其是中國、印度）。因此，資本增速、全生產要素的提升，短期內彌補了人口增速的下滑。向前看，全球經濟想得到進一步發展，需要資本增速、全要素生產率進一步提升。

　　全球人口紅利漸行漸遠，誰曾經享受，誰未來又會繼續享受？抱著這個疑問，我們緊接著從人口的角度，討論上世紀以來的幾次大規模產業鏈轉移。在此我們需要說明，聯合國公布的人口數據，是在各國統計局公布數據基礎上，依據聯合國自身測算所調整得到的數據。以中國為例，聯合國略高估了年輕人口的占比，并且略低估了高齡人口占比。但是，為了保證在全球對比時維持口徑統一，我們在本篇報告中，仍然采用了聯合國公布的預測數據。如果想了解我們基于中國高層公開表態、及最新人口調查，對于中國人口的預測，請參考3月23日光大宏觀團隊發布的報告《出生率下滑無法逆轉，90后將直面人口峭壁》。

　　三、誰將繼續享受人口紅利？

　　（一）全球來看，2035年前，中國青壯年勞動力仍占優勢

　　中國勞動力結構仍然具有相對優勢，近年日本、歐洲對中國投資仍然相對積極。雖然中國勞動力規模高峰已過，但是，龐大的“建國二代”群體，仍然支撐勞動力規模處于高位，在2035年之前，中國青壯年勞動力占比依然高于美國、歐洲、日本。全球來看，中國內地產業鏈條完備，港口眾多，市場開放度持續提升，法律法規日漸完善，雖然人口紅利在消退，但是中國內地人口結構相對優于亞洲“四小龍”和拉美，仍然能對外商構成的較強吸引力。近年來，歐洲、亞洲“四小龍”對中國內地的外商直接投資仍然維持了較高的規模。

　　（二）美國持續享受人口紅利，2034年再迎勞動力高峰

　　1950年至1970年，發達國家新出生人口占全球20%，享受了第一輪嬰兒潮的增長紅利。發達國家在二戰結束后經濟恢復情況較好，美國、日本、德國、俄羅斯等發達經濟體都出現了戰后“嬰兒潮”。從1950年到1970年，發達國家新出生人口占全球20%，這些新出生人口集中于歐洲各國及北美，普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教育，在1970年至2000年后集中進入勞動力市場，使得發達國家率先享受了人口增長和人力資本上升的紅利。

　　發達國家中，二戰后率先出現人口增長的是美國和俄羅斯，其他歐洲國家并未看到顯著的嬰兒潮。在二戰結束后，主要發達國家普遍迎來人口增長，但是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只出現了小幅增長，之后就快速恢復穩定。德國出生人口在1950年至1970年之前保持較高規模，但是在1970年后出現了塌陷。俄羅斯的出生人口出現了一定波動，第一次高峰出現在1950年至1960年前后，第二次高峰則出現在1970年至1990年。1991年蘇聯正式解體，俄羅斯出生人口也出現了下滑，并在2000年至今持續小幅恢復。

　　美國新出生人口下降緩慢，持續享受人口紅利。在二戰結束至今，美國一共出現了兩輪嬰兒潮。第一輪“嬰兒潮”在1960年前后出現，生育率（婦女在整個生育期生育的孩子數）達到了3以上的高峰。之后進入70年代，美國經濟增長停滯，出生人口持續下滑，這代人口也被稱為“X一代”。1985年，“嬰兒潮”人口進入生育年齡，帶來了新的一輪出生高峰“回聲潮”。疊加90年代末期美國出現的移民潮，美國至今仍然維持了相對較高的新生兒出生規模，相對二戰后出生數量并未大幅下滑，美國整體的粗出生率下滑的速度，也慢于全球和中國。

　　向前看，美國勞動力人口增速會在2026年觸底反彈、2034年再次達峰。根據聯合國預測數據，雖然2020年美國勞動力增速依舊處于下滑區間，但受到2000年左右出生高峰的支撐，勞動力增速會在2026年觸底反彈，再次上行，并且在2034年達到峰值。

　　龐大的、持續穩定的出生人口規模，給美國供給端和需求端都帶來了長久的內生動力。美國統計局數據顯示，美國家庭將會在45歲達到支出高峰，中年人口和勞動力規模是決定了美國總需求的關鍵變量。從長周期來看，美國勞動力（25歲至64歲人口）增速與通脹的走勢基本是趨同的。據美國著名人口學家哈瑞丹特測算，美國總需求會在2026年左右達到谷底，并且在2036年左右再次達峰，這個結論與勞動力增速基本是趨同的。美國人口也將為美國房地產開啟帶來中長期的強大需求支撐，具體可以參閱我們3月24日報告《利率上升，能阻擋美國房市的進擊勢頭嗎》。

　　人口將是中美中長期博弈的重要變量。人口，是決定經濟發展路徑的重要變量。回溯過往，日本經濟在上個世紀為何能夠率先騰飛，又陷入低增長的陷阱，中國內地為何能在WTO后承接全球產業鏈，美國房地產周期為何又在疫情后能夠重新啟動，都可以用“人口”這把鑰匙來解答。勞動力資源是國家進行產業升級、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的承載體，也是大國博弈的重要變量。向前看，由于我國出生率下滑的速度快于美國，因此老齡化的速度也快于美國。2035年之后，美國青壯年勞動力的占比就會超過中國。

　　人口紅利退潮下，中國須緊抓時間窗口，通過多種方式來彌補人口增速的下滑。由于中國在2000年前后新生兒規模出現塌陷，導致未來十年，20-30歲人口快速下滑，下滑速度明顯快于30-40歲人口。青年勞動力的率先塌陷，將加速適齡生育婦女基數的下滑，加速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所以，中國必須緊抓時間窗口，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來彌補人口增速的下滑。去年疫情以來，高技術制造業引領整個制造業投資復蘇；向前看，供應鏈再造和“卡脖子”核心技術攻關也將激活中國新的經濟增長引擎。

　　(本文作者介紹：光大證券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經濟學家，研究所副所長，早稻田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財政部金融人才庫專家，中國金融四十人青年論壇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