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賈康

　　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與能源合理開發利用問題，可簡略地從四個層面作一些討論。

　　首先是關于今后發展空間的認識與運用問題。中國城鎮化真實水平目前也就在50%左右，因為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才43%出頭——這是不欠賬的城鎮化率。工業化在城鎮化水平的真實水平是50%左右的時候，不可能走到后期，從全國來看，工業化還是從中期向中后期的這樣一個轉變為主，后面這個巨大的空間，就是所謂中國發展的回旋余地、韌性、市場的潛力，是我們“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底氣。當然也要擁抱全球化，更積極地大踏步跟上時代，去擁抱人類文明提升的新機遇。

　　在這里面，中國現在實際上不可否定的一個意愿和實踐的沖突，就是其實在前邊發展到一定階段上，已經意識到不能重走那些先進發達經濟體“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結果我們還是結結實實走上這條老路了。霧霾為代表的大氣污染的危機因素后面，還有土壤的污染、水流的污染、全社會食品安全問題等等，于是就形成了不可持續的威脅了。所以，這個層面上看，一方面有空間，一方面有危機因素。中央在一方面強調我們還要抓住發展機遇的同時，另外一方面已經在強調五位一體，必須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在這個可持續里面，控制污染首先就是要努力抓住能源的清潔利用，綠色低碳就成為一個基本的邏輯。跟著這第一層的判斷，我覺得要肯定一下這幾年在治理污染、做環保的努力方面，確實有一些成績。比如說北京這幾年霧霾發生的程度，確實比開始那幾年的嚴重性有所降低了，但還時不時地來。在其他一些地方的感受上，石家莊、鄭州等等，那時候跟著北京一起，也是動不動受到這種嚴重霧霾的打擊，現在報出來的情況，也比過去減少了。這個成績得來的同時，又伴隨新的一些副作用：最簡單地說，就是所謂“環保風暴”，不得不靠行政手段為主，有一些地方使大量的小微企業不得不關停，退出創業創新主體位置。在有一些重大活動的時候，北京周邊，從河北一直到山東，對許多工廠就強制停產。在現在新的嚴峻挑戰——所謂貿易戰來了以后，外部是“大兵壓境”，我們自己必須“擴大內需”以沖抵不確定因素和下行因素的情況下，這個問題上的“兩難矛盾”就暴露得更明顯了。

　　所以，第二個層次是，在我們肯定成績的旁邊，必須注意到矛盾凸顯。環保風暴這種方式已經難以為繼，老百姓多有怨言，政府也意識到這不是長久之計。前段時間曾當作政績來說的有一項，是北京周邊一直到河北不許燒煤，但煤是中國最主要的基礎能源，不許燒煤，必須有替代能源，結果在計劃經濟時代一般也沒有出現的那種低級錯誤發生了，逼得環保部發緊急通知，凡是供不上氣的，趕快給人家恢復燒煤，但是燒煤的爐子之類都已砸掉了。最近，還不斷看到網上說，有哪些地方（如山東的某縣）封人家灶臺來完成環保方面的指標。這種矛盾處理不好，實際上對接的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里可從經驗數據對應到的可總結教訓，就是經濟問題的社會化、政治化。民眾的不滿情緒必須得到安撫，政府手足無措的情況之下，很多都是只治標不治本，弄來弄去，公信力是下滑的，有落入“塔西佗陷阱”的危險。這些事情在矛盾凸顯這第二個層面上，從理論分析講，就是世錦主任剛才已經點到的，實際生活中生產主體的求發展，當然是商業利益追求，但從政府來說，又不得不考慮超越商業利益的調控目標的追求。合在一起的所謂“外部性”，有它的內生機制，光靠行政手段一味去打壓，實際上是很難奏效的，不可能長期化地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比如環保法修訂了，有的研究者說這回好了，中國環保法這次非常嚴厲，“一分立法，九分執行”，只要把環保法落實到位，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就解決了。我對此提出質疑：其實你想一想，這個法要真正得到“鐵嘴鋼牙”式的執行，必須有執行環保法的所有這些環保所，它們的管理半徑合在一起覆蓋整個中國生產經營活動發生的區域，這要多大的成本？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一下做到？即使不惜工本把所有的覆蓋半徑做到覆蓋整個國土，實際操作環節上那種拉關系、處關系帶來的問題是什么？如果關系處得好，做得不好的，睜一眼閉一眼你就過去了，污染并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處得不好，還可能做得好的也會被人家挑三撿四，遭刁難受欺負，這種矛盾一定會存在。不要指望有了一個法，然后又以行政力量去執法，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其實必須同時解決建設現代市場體系、讓綠色低碳內生化的“自凈機制”問題。這需要有好的經濟調節機制，比如環境稅屬于這種類型，碳交易也是這種類型，然后讓市場主體“內生地”、自覺地千方百計節能降耗，減排治污，調動他們一切聰明才智發展綠色低碳的工藝、技術和產品。

　　所以，第三個層面的認識是，面對矛盾凸顯，不能光強調有了法，有了行政手段，還一定還要考慮怎么讓經濟手段為主起作用。這就帶來了一個更深刻的問題，這種經濟手段起作用，面對的是既得利益阻礙，是以改革才能沖破的。比如說中國的電力部門，對它所要求的改革，十多年前就有5號文件，其中有四項要求做的事情，容易做的早就做了，而有難度、動既得利益的沒有做，不得不在前兩年重新在內部發出標密的電力部門改革文件，它實際上解決的是什么問題呢？就是這個電作為中國最基礎的能源，大部分是煤燒出來的（現在仍然是百分之六十幾的電要依靠火電，靠燒煤發電），它直接關系到環境質量問題——煤是最難作清潔處理的能源，即煤的清潔使用是最困難的。在這方面，如果有了電力部門改革文件里面所說到的，讓電回歸商品屬性，產生競爭性、選擇性，然后政府在對應統一市場的情況下，以財政必要的規范化的對事不對人的補貼，讓那些有別于火電的風電、光電等清潔能源充分得到政策杠桿支持，一起競價入網，那么這個局面展開以后，基礎能源的比價關系和價格形成機制，就會形成一個內生的動力，使大家一起比拼，看誰可以更好地在市場中擴大份額。只要配上必要的稅收和補貼的經濟杠桿，就可以有效地使原來外部化的東西內部化，調動千千萬萬市場主體、社會主體所謂內生的積極性，去降低使污染實際發生的那些因素。

　　這條道路是具有挑戰性的，因為我國實際生活中，面臨的是兩個悖反：一個是政府知道這個事情要做，是調控的職責，但是“為官不為”現在相當普遍，大家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改革說得很多，做得很少——這是一個悖反。另外一個是大眾，從企業到民眾，無一不力主電價應該更低，認為應該更方便地低成本地來供應能源，但說到節能節電（其實就是減少煤的使用，就是控制霧霾和污染），很多人還是反感的。北京市有關部門說，北京市的霧霾中也有一定的因素跟我們中國人的烹調習慣有關，這可能在科技的視角來說沒問題——它確實有關，但比重可能不太高，到底是15%還是10%，那是另外一回事兒，但是網上一片罵聲：說那你讓我們吃什么，我們不用這種烹調方法，只吃涼拌黃瓜？都覺得這個事兒跟自己無關。所以，從民眾和企業來說，從他們的態度來說，一方面焦慮，一方面又不覺得自己需要自律。改變這些，如要靠宣傳，能起一點作用，最主要的還是要靠經濟手段。北京的民用電，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一度電一毛六分幾，到現在增加了兩倍，四毛八分幾，當然還有階梯：第二階梯電價增加一點點，第三階梯一般家庭根本就碰不到。這種情況下，看看北京市其他與生活相關物品的價格指數，翻了多少倍？要說居家過日子的黃瓜、西紅柿、大白菜的價格，那翻的是100倍以上，于是老百姓過日子什么要精打細算，什么可以忽略不計，非常明白。企業也是這樣，差旅費，其他如用工費等等，這些翻的是100倍、200倍，電呢？頂多翻3倍。在這種情況下，自然而然他們就沒有一種內生動力去做好控制能源使用和控制污染的工作。所以，這是一個在矛盾凸顯里，內在的機制如何優化的問題。

　　最后是第四層次：對我們現在討論的能源基金會中國低碳發展中長期戰略，我覺得現在已經有很好的一套考慮。在這里面可以針對前面提到的問題導向，更強調我們應當列入的體制改革任務。實際上中國改革到了深水區，攻堅克難優化制度安排這是個龍頭，如果處理得好，才能沖過未來關鍵的十年期——這十年中要能夠讓經濟社會轉型見眉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夠讓大家更有信心去實現“新的兩步走”目標。我們始終認為，這個龍頭因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空話，它就是鄧小平說的那個“生產關系自我革命”的改革，在深水區的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改革就是要解決有效制度供給的問題，而制度供給首先就是碰到利益格局上，怎樣沖破利益固化藩籬的結構優化問題。在學術語言的表述上，這個全稱的改革，三個概念放到一起落在改革上，是相當嚴謹的，中央把它稱為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我們能源基金會發揮積極作用，是不是應充分突出這條主線，把它落到我們相關的、可抓住的一系列的重點和操作上。

　　本文為作者在在能源基金會專家座談會上的發言。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