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吳曉波

　　但凡被稱為“主義”的，都意味著某種先驗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對它的信奉者而言，“主義”所代表的主張即為真理，不容置疑。在政治經濟學界，馬克思主義之后，影響最大的便是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出現于1930-1940年代，那是歐洲沒落、美國崛起的轉折時刻，而有趣的是，凱恩斯來自沒落陣營的“旗艦”——大不列顛。在后來的半個多世紀里，是美國人把他捧上了神壇。

　　凱恩斯最著名的著作就是《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它是現代西方經濟崛起的原動力，標志著宏觀經濟學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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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出生于1883年，那一年，卡爾·馬克思去世。凱恩斯的父親是劍橋經濟學家和邏輯學家，母親也是劍橋畢業(yè)生，曾任劍橋市長。在他五歲的時候，曾祖母給他寫信說，“你將會非常聰明，因為你一直住在劍橋。”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在《凱恩斯傳》的第一行就如此寫道：“凱恩斯的一生中，幾乎沒有什么時候他不是從一種高高在上的地位俯視著周圍的英國以及世界的絕大部分。”

　　凱恩斯14歲入學伊頓公學，畢業(yè)后進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師從當世最偉大的兩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和庇古攻讀經濟學，26歲入選國王學院院士，還進入政府部門，先后服務于印度部和財政部。

　　一戰(zhàn)結束后，他作為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凡爾賽和會，不同談判陣營里，就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作者馬克斯·韋伯。

　　從1920年代開始，凱恩斯長期擔任《經濟學雜志》主編和英國皇家經濟學會會長，無疑是學界的執(zhí)牛耳者。同時，他還在一家大型人壽保險公司當了17年的董事長，他每年會對股東發(fā)布一份年度報告，是歐美金融界人士的必讀文本，“股神”沃倫·巴菲特后來學的就是他的做派。

　　很顯然，凱恩斯不同于書齋中的學者，他既有深厚的經濟學修養(yǎng)，同時極富一線實操的閱歷，更與眾不同的是，他樂于撰寫大量新聞類的經濟時評，而且文筆優(yōu)雅尖銳，常常引發(fā)爭論，因此成為深受政商和媒體追捧的明星級經濟學家。

　　無疑，凱恩斯是英倫精英主義下的最精致的一顆蛋，然而，“不幸”的是，他生活的年代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他的祖國正是在這數十年里飽受摧殘，最終淪為美國的“小兄弟”。凱恩斯的學術生涯以及成就，無不與此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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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凱恩斯生活的年代，經濟學從人文科學和歷史學科中獨立出來，發(fā)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他的授業(yè)老師馬歇爾是新古典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創(chuàng)建了世界上的第一個經濟學系。馬歇爾富有創(chuàng)見地提出了供需二元論，他認為，市場價格決定于供、需雙方的力量均衡，猶如剪刀的兩翼，而供需優(yōu)化的最佳模式，是充分競爭的自由貿易。

　　在很長時間里，凱恩斯的經濟主張傳承于馬歇爾，是自由貿易論的捍衛(wèi)者。然而到1936年，他寫出《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一反過去的立場，轉而強調貿易差額對國民收入的影響，相信保護政策如能帶來貿易順差，必將有利于提高投資水平和擴大就業(yè)，最終導致經濟繁榮。

　　《通論》的誕生并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對當時全球經濟狀況的一次回應。在經歷了十年的和平發(fā)展之后，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隨即歐洲各國相繼陷入蕭條陷阱，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超過20%，龐大的失業(yè)大軍更可能成為點燃火藥桶的引線。

　　在英國，1930年到1934年的平均失業(yè)率高達19%。內部經濟的蕭條和外部共產主義的威脅，讓歐美政治家們束手無策，亟待一場理論上的突圍。

　　就在這一時刻，凱恩斯挺身而出。

　　《通論》一書的理論起點是：現代市場經濟可能會陷入一種非充分就業(yè)的均衡，即總供給與總需求達到均衡，但產出水平卻遠遠低于潛在產出水平，且相當大的一部分勞動力處于失業(yè)狀態(tài)。凱恩斯堅定地認為，供給絕對不可能創(chuàng)造對其自身的需求，需求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由于并不存在引導經濟恢復到充分就業(yè)的自我矯正機制或“看不見的手”，因此，一國經濟有可能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停留在低產出、高失業(yè)的痛苦狀態(tài)。

　　很顯然，如果這一狀態(tài)無法得到改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預言的革命，就可能真的在工業(yè)化程度最高的國家爆發(fā)。

　　凱恩斯給出的藥方是：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政府能夠刺激經濟，并有助于保持一個較高的產出和就業(yè)水平。

　　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體系是以解決就業(yè)問題為中心，而就業(yè)理論的邏輯起點是有效需求原理，其大小主要取決于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流動偏好三大基本因素以及貨幣數量。

　　在市場失靈的前提下，凱恩斯提出，國家干預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實現赤字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資的增量來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增加公共投資和公共消費支出，實現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有效方法。由此而產生的財政赤字不僅無害，而且有助于把經濟運行中的“漏出”或“呆滯”的財富重新用于生產和消費，從而可以實現供求關系的平衡，促進經濟增長。

　　在《通論》中，凱恩斯給出了一個簡明的公式：

　　K=1/（1-b）

　　其中，b為邊際消費傾向，b=Δc/ΔY，Δc為消費增量，ΔY為國民收入增量。可見，邊際消費傾向越大，支出的乘數效應也越大。也就是說，在乘數原理的作用下，政府每增加一筆支出ΔG，經濟就相應增加了K倍于ΔG的國民收入。即K·ΔG。為了達到增加國民收入，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就一定會不斷擴大政府支出規(guī)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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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論》的出版，當即掀起軒然大波，凱恩斯被視為亞當·斯密的叛徒。但是，也是這部著作，讓他在背叛傳統(tǒng)經濟理論的同時，開創(chuàng)了總量分析的宏觀經濟學。凱恩斯主義從此誕生。

　　在現實世界，讓凱恩斯的理論走向實踐，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不是英國人，而是美國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和他的羅斯福新政。

　　羅斯福于1933年出任美國總統(tǒng)，提出以救濟、復興和改革為主旨的經濟復興運動，其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實施了政府主導的投資擴張政策。在新政期間，羅斯福在全國范圍內興建了18萬個工程項目，包括近1000座飛機場、12000多個運動場、800多座校舍與醫(yī)院等公共建筑物。

　　為了解決最棘手的就業(yè)問題，羅斯福推出“以工代賑”的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工程興辦署和專門針對青年人的全國青年總署，二者總計雇傭人員達2300萬，占全國勞動力的一半以上。

　　在理論界，到底是凱恩斯啟迪了羅斯福，還是羅斯福成就了凱恩斯，一直是一個有趣的爭論話題。不過，毋庸置疑的是，在1930年代的中后期，政府干預主義重新歸來，所不同的是，它建構在一個全新的理論架構體系之上。

　　自經濟學誕生以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凱恩斯的《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被公認為三部最重要的經典。

　　它們都與“手”有關。

　　斯密發(fā)現了“看不見的手”，馬克思和凱恩斯則各自定義了“看得見的手”，對后兩人的認同、追隨、修訂與反叛，構成了近百年政治經濟世界的全部風景。后世的治國者，如果有十個馬克思主義者，那么就有100個凱恩斯主義者，而且，前者中的一半可能還是偽裝的凱恩斯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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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恩斯因心臟病突發(fā)，去世于1946年4月21日。在生命的最后兩年，他致力于戰(zhàn)后全球經濟秩序的重建，并試圖在與美國的談判中為英國爭取最多的權益。

　　在凱恩斯的經濟增長模式中，他還特別鼓吹一國的國際貿易順差，在他看來，“增加順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國外投資之唯一直接辦法；同時若貿易為順差，則貴金屬內流，故又是政府可以減低國內利率、增加國內投資動機之唯一間接辦法。”這一理論為二戰(zhàn)后的全球化貿易繁榮提供了理論的支持。

　　1944年7月，凱恩斯率英國政府代表團出席布雷頓森林會議，在他的倡導和推動下，歐美國家同意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在戰(zhàn)后全球金融秩序的規(guī)則制訂中，凱恩斯與美國人發(fā)生了激烈的爭執(zhí)。美國人抱怨他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委員會主席”。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回憶說，凱恩斯用一種完全不可接受的方法來催促委員會完任務，“他對銀行問題了如指掌，當有人提到某一條款，他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而屋里的其他人都不知道它為何物，你還沒有反應過來，他已宣布條款通過，然后人人又開始在文件里亂翻，還沒等你找到，那一條又通過了。”

　　盡管天縱奇才，可是趨勢還是比人強。就是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美國不顧凱恩斯的拼死反對，主導通過了一項條款，使得美元成為唯一與黃金自由兌換的貨幣，從此，英鎊失去主導地位。有人唏噓說，凱恩斯的猝死，與此不無關系，凱恩斯主義救了美國經濟，而美國人則逼死了凱恩斯。

　　凱恩斯的一生非常繁忙勞頓，所以，他為自己寫的墓志銘是這樣的：

　　不用為我悲哀，朋友，

　　千萬不要為我哭泣。

　　因為，往后我將永遠不必再辛勞。

　　天堂里將響徹贊美詩與甜美的音樂，

　　而我甚至也不再去歌唱。

　　他曾對友人開玩笑的說，最幸福的人生是，生于產床，活于機床，死于病床，其間躲過了所有的戰(zhàn)亂。這樣的看法當然非常的中產階級。他的一生兵荒馬亂，幾無寧日，而他以理論為武器，與之對抗。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