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賈康

　　稅制改革確實不只是減稅的問題，在努力減稅、減負、減五險一金與多種行政收費和減各種制度性成本的同時，大家還必須逐漸凝聚共識，力求形成可操作的高水平的立法過程，完善個人所得稅、確立房地產稅，未來還必須研究討論遺產贈與稅等直接稅制度建設問題。

　　一、從《大國稅改》寫作背景談起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與經濟社會發展成長，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不斷上升，千年之交以后，中國入世，中國和美國之間經濟總量上的差距快速縮小，兩國間也形成了“當下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最開始，美國感覺跟中國保持這樣的關系更多還是利益上的互惠互利，美國明顯是頭號強國，它的高端產品全球都有需求，中國人也愿意買，而中國則為美國提供物美價廉的大量中低端產品。總體而言，高端和中低端間的互補使兩個經濟體形成了互通有無、互惠互利為主的關系。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發生了變化，這幾年美國明顯感覺到與中國差距縮小相伴隨，中國的和平發展、和平崛起似乎對美國形成了威脅。特朗普競選總統時，和對手方希拉里在對中國的態度上，其實是一致的，都主張遏制中國。特朗普上任以后，很快兌現競選時所說的稅改規劃以振興美國經濟。

　　如果單看其國內減稅，特朗普這一舉措確實在釋放供給側潛力，讓美國那些作為市場主體的千千萬萬分散的企業更愿意投身于創新創業活動。對于全球而言，顯然有“外溢性”作用。這個外溢性在中國，客觀上產生的重大影響，就體現在媒體上、社會生活中各種場合大家高度關注中國的稅收怎么合理化？中國是否應做順勢而為的更好的減稅安排？

　　二、從減稅看整個經濟社會生活的全局

　　討論減稅，我們首先需要有一個全局觀。要放到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全景圖之中，看到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兩個大國在尋求發展的現實生活中必然產生互動這個視角上，我們必須把握的一些基本認識。

　　稅制改革是中美這個階段上的熱點，“減稅”在取向上其實中美高度一致，也必然包括不少“牽一發動全身”的難點、敏感點、興奮點。真正高水平的為現代化事業所需要的減稅和稅改，一定還要把短期的訴求和中長期的現代化戰略密切結合，所以，這也成為另外一個維度上我們寫作《大國稅改》一書的基本意旨。從減稅到全局，從當下到長遠，這兩個視角又是有機結合的。 

　　三、美國歷史回顧：“進步時代”和基礎性制度建設

　　必須回顧一下美國歷史上和稅制建設相關的一段歷史。研究學者都認同，從1880到1920年這40年間，所謂“進步時代”，對于美國崛起為世界頭號強國意義非常重大。這個時代可以產生值得總結的經驗和啟示，里面包含如何完成現代化取向下的稅收、預算、公共意愿表達和法治化等方面的制度機制建設。

　　當年美國在勢頭發展強勁的同時，出現了類似于中國前些年大家都在議論的社會弊病和問題，其中之一就是稅收。政府怎么收錢？需要通過方方面面充分討論，在此基礎之上確定到依法的稅收制度上。到1913年，美國聯邦政府層面形成了其主要稅收收入來源——個人所得稅的規范的法律文本，一直延續到現在，而特朗普的減稅，其中一個重頭戲就是減聯邦政府的第一稅收來源——個人所得稅。

　　四、中國與美國在減稅上具有共識，但中美稅制有明顯區別，需形成合理的全景圖的把握

　　美國在70年代滯脹已經非常明顯的情況下，里根競選成功，推行在供給側通過減稅釋放潛力、煥發活力的政策主張，把個人所得稅稅率往下降，稅率的檔次減少。“里根經濟學”下的這些舉措，是受到了當時引起重視的供給學派以減稅激發市場供給主體活力思路的重要啟發。特朗普本輪的減稅，可以說跟里根是一脈相承的。

　　中國的減稅，顯然要借鑒和得到供給學派他們當年所起到的作用的啟發，必須站在前人肩膀上，把新供給經濟學概念之下相關的認識再進一步深化和系統化。但中美的稅制具有重大差異，不能簡單地仿效美國，以防東施效顰、邯鄲學步。

　　比如美國聯邦政府主要靠兩大直接稅——個人所得稅和工薪稅，得到它收入的80%左右的財力支持；美國地方政府稅收主要來源是稱為“財產稅”的房地產稅。而中國明顯是以間接稅為主。我們既要順勢而為，推進減稅，又要針對中國自己的國情、自己的通盤的現代化發展戰略和自己現在的制約條件，把中國的減稅減負和總體的情況與稅改的客觀要求聯系到一起，形成合理的全景圖的把握，以及中國自己盡可能高水平的可行方案。

　　五、中國直接稅制度建設無法回避

　　社會現代化離不開稅制現代化，稅制現代化離不開直接稅。          

　　如以直接稅為主，在初次分配環節里將更有利于充分地給出寬松和激勵的創業創新環境，充分調動創業創新者的積極性。美國在初次分配里，甚至根本就沒有增值稅。不能說美國就多么完美，但至少有我們必須承認的重要的啟發，而美國建成這樣一種制度安排的過程，更是具有啟發。我們現在改革的系統工程，涉及中國怎么攻堅克難啃硬骨頭，只有思想再解放，才能改革再深入。

　　中國的稅制改革確實不只是減稅的問題，在努力減稅、減負、減五險一金與多種行政收費和減各種制度性成本的同時，大家還必須逐漸凝聚共識，力求形成可操作的高水平的立法過程，完善個人所得稅、確立房地產稅，未來還必須研究討論遺產贈與稅等直接稅制度建設問題。雖然說起這些問題，可能會引發很多社會成員的“稅收厭惡”，得罪很多人，但是我們作為研究者，還是要在這方面盡量發出理性的聲音。

　　如果我們掌握好應討論應改進的稅收制度，還有其必然聯系的以稅制籌集政府收入以后錢怎么用的更完整的預算制度的改進，以及要處理好與財政預算、稅收制度必然形成聯動關系的必須走法治化之路來發展的公眾參與機制。

　　六、面對不確定性把握確定性

　　中國人自己要掌握好的，就是要在不確定性面前緊緊把握我們可選擇的確定性，繼續在改革開放道路上超常規發展——這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中美關系，從根本上看，從長期眼界來看，不是“誰戰勝誰”的關系，而是要在導引中“斗而不破”、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系，是“和平和發展”時代主題之下和美國多輪博弈、“有理、有利、有節”地既雙邊博弈又擴展到全球多邊博弈，爭取在和平發展過程中共同造福于全世界人民。

　　我們要變壞事為好事；變壓力為動力；逐步變被動為主動。

　　七、中國：在現代化主線上爭取和平崛起

　　供給側的創新已經帶來了“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內含的可能性：一方面，從正面努力發展共享經濟，中美共處一條產業鏈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發展，是已有客觀基礎和必然要求繼續把握好的選擇。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清醒地知道供給側創新早已帶來了“核威懾”，從而使第三次世界大戰在極大概率上可以避免，因而中國要堅定不移地緊緊扭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堅定不移的開放和堅定不移的以開放促進改革，把握好我們可選擇的自己的確定性與應有的作為實現現代化“中國夢”。

　　中國和平崛起，必然表現的過程是在類似于稅改的互動和這種互動中大家都要尋求發展的情況下，在時間朋友的幫助之下，和平地縮短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距離。這樣一個進程是既有利于中國人民，也是在長遠根本利益層面有利于美國在內的世界人民的。我們愿意在這些方面，盡學者和研究者的努力，來共同促進中國“和平崛起”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過程。

　　注：本文有刪減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